【摘 要】
：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数据,揭示了父母教育期望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即不同婚配模式中父母通过提高教育期望,强化婚配效应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同质婚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母亲教育水平与子女自我效能感、 社会行为和交往能力呈现积极的相关性,并且作用高于父亲.高教育同质婚的“协同促进”对子女发展的边际效应最大.教育婚配对子女影响效应具有城乡与性别差异,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无法弥补城乡教育发展差异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农村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非认知
【机 构】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数据,揭示了父母教育期望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即不同婚配模式中父母通过提高教育期望,强化婚配效应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同质婚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母亲教育水平与子女自我效能感、 社会行为和交往能力呈现积极的相关性,并且作用高于父亲.高教育同质婚的“协同促进”对子女发展的边际效应最大.教育婚配对子女影响效应具有城乡与性别差异,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无法弥补城乡教育发展差异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农村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非认知能的影响大于母亲.从子女性别来看,母亲教育水平越高对男孩社会行为能力和交往能力的积极影响越大.
其他文献
巍巍天山、壮美昆仑,历经历史巨变,见证兵团繁荣发展.一部兵团史,既是一部红色基因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史,又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rn67载艰苦奋斗,风雨兼程,春华秋实.一代代兵团人用青春和热血在亘古荒原构建起生命的绿洲,用智慧和汗水在茫茫戈壁创造出人间奇迹,书写了建设祖国、守卫边疆的壮丽乐章,孕育和丰富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rn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兵团精神,做新时代兵团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必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在晋南襄汾县赵康镇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俗活动密切相关,它能够融入地方文化传统,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地实践并传承.调查显示,这一传说在地方民众的祖先祭祀、 地方庙会、 民间艺术表演、 婚姻禁忌和村际关系中都有独特的表现,并已成为地方信仰和社会关系的特殊影响因素.传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实践表现,是深入理解传说特征、 探讨传说在地方民众生活中的深层意义和精神内涵的关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再认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再认识必须深化对共产党(执政党)执政基础问题、 共产党(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 共产党执政目标(奋斗目标)问题的再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再认识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再认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遵循“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再认识的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再认识的深化就是深化对社会基本矛盾推动
马克思说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在迄今人类历史发展中,劳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反而出现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异化劳动和物象化劳动是一种非正义性劳动,其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分离.非正义性劳动的消除需要一种条件,这种条件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变更.代替非正义性劳动的将是人的自由劳动.从非正义性劳动到自由劳动也是人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即劳动从一种强制性活动变为人的第一需要,出于第一需要的劳动是一种辩证的享受,在去除社会强制性方面,劳动是自愿的、 享受的;而从劳动的实践属性上看,劳动仍是一种紧张活
礼经与早期文献所载的亲迎告庙礼并非限定于亲迎当日,而是在亲迎事宜既定后到亲迎前的时间段内特择一日举行.这一做法也成为唐以来多数朝代天子纳后的惯例.自品官以下至士庶阶层,历代官方礼典则多规定在亲迎当日的清晨告庙,民间婚仪为缩短婚礼仪程亦多选择临行前告祖.两宋时不仅有亲迎前告祖,新婿至女家后还要拜女家先祖,甚至有新妇至男家后新人共拜家庙的环节.朱熹《家礼》明确了男女两家在亲迎当日须分别告庙,明清时期民间婚仪大多依据《家礼》,这一婚俗随之固定下来,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延续,成为新人在婚礼这一重要的人生过渡礼仪中与家
王绩起初以隐士闻名,后来被视作初唐的重要诗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唐宋文人将王绩视为隐士,原因在于其诗未得到认可.明清文人强调“诗必盛唐”,发现王绩诗对盛唐之音的肇启作用,促使王绩的文学史地位发生了关键性转变.近现代以来,基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民国学者认为王绩诗具有反抗宫体的革命意识,遂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为王绩留下了重要的位置.审视王绩诗学价值的多维建构,可见时代的价值观念及学术思潮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亦可见出文学史书写与作家、 作品之间存在主客关系的互动和转化.
以北京市商品住房市场为例,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从住房供给和住房需求角度确定房价的影响因素,构建房地产市场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结合税收政策、 利率政策和土地政策,对2000-2019年商品住房价格进行政策仿真调控,结果显示:土地政策对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利率政策,税率政策的影响最小.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需要以优化土地供应结构为主,合理利用利率政策因地制宜进行贷款利率弹性化调整,并辅之以税收政策,以维持房价稳定、 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钟鼓楼》主要通过钟鼓楼和四合院等时空叙事装置,使时间与空间、 传统与现代、 历史与未来的“合金”意义凸显,而小说聚焦北京某四合院一天内的婚宴活动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空间焦虑,使之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京味小说.同时,作者基于其“合金”文学理论,给予四合院这个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社会生态群落以更多的宽容和承认,但宽容克己并不是平等的承认.此外,小说已然显示出的从启蒙到承认、 从同一到多元的日常生活叙事转向及其深层次的伦理困境,在当时的批评界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而是很快淹没在接续下来的寻根
立足COVID-19情境,以1169名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基层政府公职人员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其避责行为意向的关系及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风险感知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问责不当性感知能够显著影响公职人员的避责行为意向;公共服务动机在问责不当性感知和避责行为意向互动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风险感知在问责不当性感知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厘清中国情境中基层避责行为生成过程及其作用机理,助推政府问责制度改革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