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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观
张欢是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主任。在他眼里，文物就是一种“生命”，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就是“治病”和“防病”的过程。无论是成化窑烧制的鸡缸杯，或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每件文物都是唯一存世的孤品，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
在张欢看来，文物就像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地会走向腐蚀、老化、消失，遵循着自然科学的共同规律，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这种消亡。这听上去令人有些沮丧，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时间”。但修复工作仍然要全力以赴。
广东省博物馆综合实力在全国（在最近一次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排名13，文物保护的单项能力位列全国第5。目前已经拿到了博物馆修复领域的所有国家资质，这意味着可以修复所有的文物。
张欢的团队一共16个人，分为“无机组”和“有机组”（按照修复主体材质，“无机组”主要应对陶瓷、青铜器等无机文物的修复，“有机组”应对丝织品、书画、木雕等有机类文物的修复），这两个组的成员，大部分拥有硕士或博士文凭，人员分别来自分析化学、材料学、微生物等十多个不同专业背景，他们以团队合作、专案小组的形式来应对广东省博物馆17万件馆藏，同时也为省内其他文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
李涛是“有机组”的负责人，他的团队共有5个人。眼下，5个人正在全力做一项广东某地市博物馆交来的“蒋南沙墨水牡丹中堂”的一批20佘件古代书画作品。按照广东省博物馆编制的文物修复方案，这批书画需要李涛的团队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修复完毕。而像这样的项目，他的团队一年能做上四五个，已经非常不错。
书画装裱里有句老话“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在南方，书画怕潮湿和虫蛀。在北方，怕干燥、折断。一般只要三五十年，书画就会出现各种残损，绢纸变得非常脆弱。“蒋南沙墨水牡丹中堂”这批古画，无论绢纸还是画面本身，都已经“锈迹斑斑”。而经过修缮，文物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人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修复的痕迹。但对李涛这样有10年修复经历的行家而言，一眼就能看得到。
李涛说，这批书画最主要的问题是霉斑和光老化等问题。一般来说，有机材料都特别怕氧气和光照，造成“光老化”。因此书画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书画展般建议展期不超过三个月，国宝《清明上河图》十年才能拿出来展览一次。
实际上，几乎每种文物都有一“怕”。书画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但是即使撕坏，文物修复人员也有办法修复。玉器对环境的适应力相对较强，但是又特别易碎。青铜器在潮湿和含盐的空气中，就更容易发生腐蚀，但放在干燥的柜子里，就可以长久地保护。
文物修复师的责任就是对症下药，治病救“宝”。除此之外，每周一博物馆闭馆日，也是文物修复人员忙碌的时候，他们要近距离观察展览陈列中文物的“健康”是否发生微小的变化，如虫蛀、霉变、形变等。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配备了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调控系统，实时监控环境，以确保文物处于安全适宜的环境中。
“不一定要把所有存在病害的文物全拿出修复，很多时候‘带病保护’也一种很好的策略，也就是首先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比如我们保存着‘南澳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几万件文物，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有保护修复。那么，我们就给它们提供适宜且稳定的环境，然后再分轻重缓急，分批采取保护修复措施。”张欢说。
正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修复师所说：“文物是死的，修复的过程是一种交流，可以感觉到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文物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是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文物修复技艺里面，首先蕴含着这样一种生命观。
科技范儿
文物修复的手艺，从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的“工”算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到今天，文物修复开始融合进更多的高科技。
在李涛负责的“有机组”修复工作室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奇葩”器具，很多工具都是从其他行业借用而来。例如，手术刀、裁纸刀这些现代工具，代替了传统修复书画的“马蹄刀”。浇花用的喷壶取代了“棕刷”，而以往老师傅用棕刷喷水的功夫需要练上几年，现在则变得非常简单。画漫画用的COPY台被借用来做书画修补，以更容易地找到需要修补缝隙。
因为太过小众，很少有工厂专门制作书画专业修复的工具。大多数情况下，修复人员需要自己开动脑筋，奇思妙想，把其他行业的工具拿过来，成为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神器”。
机器也被引进到修复行业。譬如，专门的机器替代人工制作画轴的“榫头”，以往人工制作熟手至少需要15分钟，机器只需要一眨眼的两秒钟，而且更加漂亮、精准。工程学上的平衡仪，被拿来挂画时候校准的用途。性状更加稳定的现代材料，也在逐渐取代以往从自然中提取的颜料。空调设备制造出24小时恒温恒湿的空间，文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延年益寿。同时，修复工作也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李涛的工作组，修复书画从冬天延续到了潮湿的春天，而以往在广州，修复书画只能在干燥的秋冬进行。
除此之外，在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还有各种先进的科学分析检测设备，就像医院治病需要先给病人做各种检查，这些机器用来检测文物的各种性状，如各种光学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分析仪、离子色谱分析仪等。在机器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判断文物“生病”的原因以及“病变”程度。
“现代的文物保护修复首先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所反映的传统工艺修复其实是最后步。前期有大量的工作，包括调研、分析检测、研究、风险评估、工作计划和方案等，比如修复前首先要检测文物原来的材料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病害，为什么发生病害，需要使用什么材料修复以及如何修复。以往的老师傅可能一辈子用某种材料来修复，并没有人质疑，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问为什么。”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主任张欢说。
在他看来，文物修复就是给文物“治病”和“防病”。以往“师承派”就像中医，“科技派”就像西医。修复件文物，往往是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高科技指导下的修复已经成为一种主流。 越来越多的理工科背景的人开始进入到这行业，包括材料化学、分析化学、海洋生物学、环境保护、微生物等各种学科背景。以往，更多的修复人员来自于工艺美术学院，以工艺美术、美术相关专业出身为主。如今，最为理想修复人才是跨学科背景的——他们既懂得文物的艺术和历史背景，对文物本身有深入了解，与此同时，又拥有某种学科的素养。
流程与制度
文物本身十分宝贵，一旦毁坏责任重大，修复文物的过程又十分繁复细琐。那么博物馆修复如何保证修复文物的方案是最优方案？一旦出现问题，如何追究责任呢？
“以前，你拿来修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首先要分析，就跟去医院你要出医疗方案，那肯定要做必要的体检，显而易见，流程一定是要的，这也是为了保证保护修复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张欢说。
现行的国家相关制度下，每个馆藏文物被修复前，一般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委托方委托修复——方案编制（有资质的博物馆做诊断、出方案）——方案审核（具有高级资格的专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须经过相关专家论证，如果方案被质疑，就需要重新修改）——实施修复——修复报告和修复档案。
在这个修复方案中，详细记录委托方、编制单位、方案审核人、文物具体情况的描述等信息，同时需要提出修复的原则、技术路线、操作步骤、安全风险和预防措施、耗时、人员配置、经费预算等。对文物残损部分，修复方案以照片和符号详细地加以记录。在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也要全程记录。
尽管修复方案繁琐而耗时，但为了保证修复方案最优化，出现问题有证可查，方案是必要的程序。而在民间的商业修复中，大多数情况下凭借师傅的经验，修得好与不好，并没有客观的评价，大多依靠圈子的口碑相传。
在修复过程中，也有一些通用的基本原则：是保持文物原真性，尽量保持文物本体的形貌、结构、材料等，避免主观随意进行“增”或“减”的修复；二是最小干预原则，就是尽量少做修复，因为任何修复都或多或少存在“副作用”；三是可逆性或者可再操作性，这为以后再次修复留有余地（任何修复都存在局限性，任何修复材料本身也会老化，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修复方法）；四是可辨识性，即修复不宜做到“天衣无缝”，这也是尊重文物历史价值的体现。
以往，如果画面缺了一个人，修复师会把人绘上去。无论绘画得多好，跟作者的本意都可能有出入。但这等于是破坏了文物的真实性。如果有原作品照片作为参考，可以尝试去修补。如果没有依据就不会硬修补，但画面原来的底色还会修补，不会留下大白。观众如果不注意看，也不容易看出来。李涛说，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现在人的东西加进去，让别人看不出来，保留历史信息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用展出，博物馆大部分受损文物并不会拿出来被修复，而是放在适宜的环境中保存，让文物不要进一步老化损害。每年，广东省博物馆都有详细展览计划。修复工作按照展览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几乎提前三年就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工作之余，李涛和他的同事也经常看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看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在寻找作品上修复的痕迹。对他们而言，修复的最高境界并不是“以假乱真”，而是“远看一致，近看有别”。李涛说，在西方国家，这个原则也叫“一英寸原则”，也就说距离英寸要能识别修复痕迹，这是对文物的尊重，也不至于误导观众。
人才奇缺
如果一个人每天只修一幅画，修复好一幅画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同残破程度，修复所用的时间差别会很大。修复文物极其耗时，即使最平常的霉斑，修复起来也不容易，既不能伤害到画面，又要把霉斑清洗干净。
16个人，应对馆藏17万件文物，以及广东省国有博物馆所藏80万件（2004年数据）待修文物，这是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面对的状况，压力可想而知。而在民间，也有大量的文物等待修复，但这目前并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李涛2002年入学，大学就读于吉林艺术学院古画修复装裱专业。这是装裱专业第一次进入中国大学成为一门系统的课程。这意味着从2002年开始，这门传统的非遗项目摆脱“工匠”的身份，进入象牙塔中的学术范畴。在以往，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一个修复师，培养周期十分长达十年甚至更久。
作为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有机组的负责人，李涛的工作已经被排到几年之后了。除了日常工作，其他省内兄弟博物馆文物展出时，经常需要他来帮忙做一定的保护措施，提供一些必要的咨询建议。
修复人员的奇缺，并不只是广东省博物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案，目前铜器、瓷器、书画等需要修复的文物达200多万件，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才有400人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人员编制和财务。方面博物馆需要编制更多的人，国家更大的财务投入。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在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比如征集志愿者加入修复工作。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是博物馆所能解决。人才巨大缺口的原因，在于目前这个行业待遇不高。苏士澍认为，必须大力培养文物修复人员。建议人社部门对全国修复人员要给予职称，让他们能够安心坐下来，修复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物修复需要相当的专业水准。它既是
种高超的技艺，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同时又需要从业者具备广博的学术基础，具有兼跨文理的知识结构。因此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绝非易事——须既是技工、又是学者，既通文史、又懂科技。在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下，培养这样的人才，其难度可想而知。
庆幸的是，情况正在好转。2012年开始起草的《中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标准》和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制定的“逐步实施资质认定、持证上岗的管理方式，培养一批专业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发展战略，都在逐步规范文物修复行业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面对修复人才的缺口，也有长期从事修复行业的人认为，可以倡议政府开放文物修复资质的发放门坎，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而国外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参考。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博物馆大都借助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馆藏文物修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抢救文物的队伍中来。以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供求矛盾。
无论如何，中国的文物修复已经走出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高科技化的今天。
张欢是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主任。在他眼里，文物就是一种“生命”，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就是“治病”和“防病”的过程。无论是成化窑烧制的鸡缸杯，或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每件文物都是唯一存世的孤品，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
在张欢看来，文物就像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地会走向腐蚀、老化、消失，遵循着自然科学的共同规律，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这种消亡。这听上去令人有些沮丧，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时间”。但修复工作仍然要全力以赴。
广东省博物馆综合实力在全国（在最近一次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排名13，文物保护的单项能力位列全国第5。目前已经拿到了博物馆修复领域的所有国家资质，这意味着可以修复所有的文物。
张欢的团队一共16个人，分为“无机组”和“有机组”（按照修复主体材质，“无机组”主要应对陶瓷、青铜器等无机文物的修复，“有机组”应对丝织品、书画、木雕等有机类文物的修复），这两个组的成员，大部分拥有硕士或博士文凭，人员分别来自分析化学、材料学、微生物等十多个不同专业背景，他们以团队合作、专案小组的形式来应对广东省博物馆17万件馆藏，同时也为省内其他文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
李涛是“有机组”的负责人，他的团队共有5个人。眼下，5个人正在全力做一项广东某地市博物馆交来的“蒋南沙墨水牡丹中堂”的一批20佘件古代书画作品。按照广东省博物馆编制的文物修复方案，这批书画需要李涛的团队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修复完毕。而像这样的项目，他的团队一年能做上四五个，已经非常不错。
书画装裱里有句老话“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在南方，书画怕潮湿和虫蛀。在北方，怕干燥、折断。一般只要三五十年，书画就会出现各种残损，绢纸变得非常脆弱。“蒋南沙墨水牡丹中堂”这批古画，无论绢纸还是画面本身，都已经“锈迹斑斑”。而经过修缮，文物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通人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修复的痕迹。但对李涛这样有10年修复经历的行家而言，一眼就能看得到。
李涛说，这批书画最主要的问题是霉斑和光老化等问题。一般来说，有机材料都特别怕氧气和光照，造成“光老化”。因此书画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书画展般建议展期不超过三个月，国宝《清明上河图》十年才能拿出来展览一次。
实际上，几乎每种文物都有一“怕”。书画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但是即使撕坏，文物修复人员也有办法修复。玉器对环境的适应力相对较强，但是又特别易碎。青铜器在潮湿和含盐的空气中，就更容易发生腐蚀，但放在干燥的柜子里，就可以长久地保护。
文物修复师的责任就是对症下药，治病救“宝”。除此之外，每周一博物馆闭馆日，也是文物修复人员忙碌的时候，他们要近距离观察展览陈列中文物的“健康”是否发生微小的变化，如虫蛀、霉变、形变等。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配备了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调控系统，实时监控环境，以确保文物处于安全适宜的环境中。
“不一定要把所有存在病害的文物全拿出修复，很多时候‘带病保护’也一种很好的策略，也就是首先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比如我们保存着‘南澳号’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几万件文物，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所有保护修复。那么，我们就给它们提供适宜且稳定的环境，然后再分轻重缓急，分批采取保护修复措施。”张欢说。
正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修复师所说：“文物是死的，修复的过程是一种交流，可以感觉到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文物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是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在里面。”文物修复技艺里面，首先蕴含着这样一种生命观。
科技范儿
文物修复的手艺，从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的“工”算起，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到今天，文物修复开始融合进更多的高科技。
在李涛负责的“有机组”修复工作室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奇葩”器具，很多工具都是从其他行业借用而来。例如，手术刀、裁纸刀这些现代工具，代替了传统修复书画的“马蹄刀”。浇花用的喷壶取代了“棕刷”，而以往老师傅用棕刷喷水的功夫需要练上几年，现在则变得非常简单。画漫画用的COPY台被借用来做书画修补，以更容易地找到需要修补缝隙。
因为太过小众，很少有工厂专门制作书画专业修复的工具。大多数情况下，修复人员需要自己开动脑筋，奇思妙想，把其他行业的工具拿过来，成为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神器”。
机器也被引进到修复行业。譬如，专门的机器替代人工制作画轴的“榫头”，以往人工制作熟手至少需要15分钟，机器只需要一眨眼的两秒钟，而且更加漂亮、精准。工程学上的平衡仪，被拿来挂画时候校准的用途。性状更加稳定的现代材料，也在逐渐取代以往从自然中提取的颜料。空调设备制造出24小时恒温恒湿的空间，文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延年益寿。同时，修复工作也不再受季节的限制。李涛的工作组，修复书画从冬天延续到了潮湿的春天，而以往在广州，修复书画只能在干燥的秋冬进行。
除此之外，在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还有各种先进的科学分析检测设备，就像医院治病需要先给病人做各种检查，这些机器用来检测文物的各种性状，如各种光学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分析仪、离子色谱分析仪等。在机器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可以更加科学准确地判断文物“生病”的原因以及“病变”程度。
“现代的文物保护修复首先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所反映的传统工艺修复其实是最后步。前期有大量的工作，包括调研、分析检测、研究、风险评估、工作计划和方案等，比如修复前首先要检测文物原来的材料是什么，发生了什么病害，为什么发生病害，需要使用什么材料修复以及如何修复。以往的老师傅可能一辈子用某种材料来修复，并没有人质疑，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问为什么。”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主任张欢说。
在他看来，文物修复就是给文物“治病”和“防病”。以往“师承派”就像中医，“科技派”就像西医。修复件文物，往往是中西医结合，辨证施治。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高科技指导下的修复已经成为一种主流。 越来越多的理工科背景的人开始进入到这行业，包括材料化学、分析化学、海洋生物学、环境保护、微生物等各种学科背景。以往，更多的修复人员来自于工艺美术学院，以工艺美术、美术相关专业出身为主。如今，最为理想修复人才是跨学科背景的——他们既懂得文物的艺术和历史背景，对文物本身有深入了解，与此同时，又拥有某种学科的素养。
流程与制度
文物本身十分宝贵，一旦毁坏责任重大，修复文物的过程又十分繁复细琐。那么博物馆修复如何保证修复文物的方案是最优方案？一旦出现问题，如何追究责任呢？
“以前，你拿来修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首先要分析，就跟去医院你要出医疗方案，那肯定要做必要的体检，显而易见，流程一定是要的，这也是为了保证保护修复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张欢说。
现行的国家相关制度下，每个馆藏文物被修复前，一般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委托方委托修复——方案编制（有资质的博物馆做诊断、出方案）——方案审核（具有高级资格的专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须经过相关专家论证，如果方案被质疑，就需要重新修改）——实施修复——修复报告和修复档案。
在这个修复方案中，详细记录委托方、编制单位、方案审核人、文物具体情况的描述等信息，同时需要提出修复的原则、技术路线、操作步骤、安全风险和预防措施、耗时、人员配置、经费预算等。对文物残损部分，修复方案以照片和符号详细地加以记录。在修复过程中，修复人员也要全程记录。
尽管修复方案繁琐而耗时，但为了保证修复方案最优化，出现问题有证可查，方案是必要的程序。而在民间的商业修复中，大多数情况下凭借师傅的经验，修得好与不好，并没有客观的评价，大多依靠圈子的口碑相传。
在修复过程中，也有一些通用的基本原则：是保持文物原真性，尽量保持文物本体的形貌、结构、材料等，避免主观随意进行“增”或“减”的修复；二是最小干预原则，就是尽量少做修复，因为任何修复都或多或少存在“副作用”；三是可逆性或者可再操作性，这为以后再次修复留有余地（任何修复都存在局限性，任何修复材料本身也会老化，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修复方法）；四是可辨识性，即修复不宜做到“天衣无缝”，这也是尊重文物历史价值的体现。
以往，如果画面缺了一个人，修复师会把人绘上去。无论绘画得多好，跟作者的本意都可能有出入。但这等于是破坏了文物的真实性。如果有原作品照片作为参考，可以尝试去修补。如果没有依据就不会硬修补，但画面原来的底色还会修补，不会留下大白。观众如果不注意看，也不容易看出来。李涛说，他们的目的，不是把现在人的东西加进去，让别人看不出来，保留历史信息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用展出，博物馆大部分受损文物并不会拿出来被修复，而是放在适宜的环境中保存，让文物不要进一步老化损害。每年，广东省博物馆都有详细展览计划。修复工作按照展览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几乎提前三年就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工作之余，李涛和他的同事也经常看展，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看的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在寻找作品上修复的痕迹。对他们而言，修复的最高境界并不是“以假乱真”，而是“远看一致，近看有别”。李涛说，在西方国家，这个原则也叫“一英寸原则”，也就说距离英寸要能识别修复痕迹，这是对文物的尊重，也不至于误导观众。
人才奇缺
如果一个人每天只修一幅画，修复好一幅画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不同残破程度，修复所用的时间差别会很大。修复文物极其耗时，即使最平常的霉斑，修复起来也不容易，既不能伤害到画面，又要把霉斑清洗干净。
16个人，应对馆藏17万件文物，以及广东省国有博物馆所藏80万件（2004年数据）待修文物，这是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面对的状况，压力可想而知。而在民间，也有大量的文物等待修复，但这目前并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李涛2002年入学，大学就读于吉林艺术学院古画修复装裱专业。这是装裱专业第一次进入中国大学成为一门系统的课程。这意味着从2002年开始，这门传统的非遗项目摆脱“工匠”的身份，进入象牙塔中的学术范畴。在以往，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一个修复师，培养周期十分长达十年甚至更久。
作为广东省文物保护科技中心有机组的负责人，李涛的工作已经被排到几年之后了。除了日常工作，其他省内兄弟博物馆文物展出时，经常需要他来帮忙做一定的保护措施，提供一些必要的咨询建议。
修复人员的奇缺，并不只是广东省博物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案，目前铜器、瓷器、书画等需要修复的文物达200多万件，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员才有400人左右。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人员编制和财务。方面博物馆需要编制更多的人，国家更大的财务投入。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在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比如征集志愿者加入修复工作。
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是博物馆所能解决。人才巨大缺口的原因，在于目前这个行业待遇不高。苏士澍认为，必须大力培养文物修复人员。建议人社部门对全国修复人员要给予职称，让他们能够安心坐下来，修复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物修复需要相当的专业水准。它既是
种高超的技艺，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同时又需要从业者具备广博的学术基础，具有兼跨文理的知识结构。因此文物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绝非易事——须既是技工、又是学者，既通文史、又懂科技。在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下，培养这样的人才，其难度可想而知。
庆幸的是，情况正在好转。2012年开始起草的《中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标准》和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制定的“逐步实施资质认定、持证上岗的管理方式，培养一批专业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发展战略，都在逐步规范文物修复行业标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面对修复人才的缺口，也有长期从事修复行业的人认为，可以倡议政府开放文物修复资质的发放门坎，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而国外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参考。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博物馆大都借助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参与馆藏文物修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抢救文物的队伍中来。以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供求矛盾。
无论如何，中国的文物修复已经走出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高科技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