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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丰富经验教训需要深刻反思，尤其要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其展开形式的认识还处于进一步的探索进程中，更要认识对规律实现形式时机的选择不会十全十美，要在实践检验进程中不断提高认识和把握规律及其展开的能力，特别是要善于主动地审时度势地把握。
关键词：十月革命；规律；实现形式和时机；进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6-0008-04
十月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开辟了道路，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全面回顾九十年来的变迁沧桑，透视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经验材料，使人们深刻认识到：
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总趋势规律是颠扑不破的，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其展开形式的认识则还处于进一步的探索进程中
邓小平这位革命老人终其一生的观察，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结束篇中这样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主义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结论既是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社会主义所有成功和不成功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风风雨雨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
正反历史经验教训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好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所趋的必然选择。但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开拓、探索和创造，这就决定了：不是简单地实行同资本主义“对着干”的办法就可以计日成功的，更不会是一蹴即就的进程，也不是一次毫无曲折完成的过程。社会主义实现规律还在不断地展开和演进中，我们的认识更是处于探索中。正如恩格斯所深邃地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番话是很值得反复体察的。十月革命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充分认识到它的规律的展开还在推进中这一点，不仅不会动摇对社会主义根本规律的坚定信念，反而会使我们的认识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活跃状态。
既然是探索，认识和把握就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出现失当乃至错误，就是难以避免的。在社会主义胜利凯旋行进时，没有忧患意识，对曲折乃至失败没有应对准备，没有警觉，决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乃至重大曲折、丢失许多重要阵地的时候，怨天尤人，惊惶失措，丧失信心，无所作为，更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状况、社会主义的成功凯歌和困窘悲剧全部奥秘就在于：当某些时候、地方、领域实践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当另一些时候、地方、领域对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清醒”或不完全“清醒”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困难、挫折乃至夭折；而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当不清醒的时候却自命“清醒”，并对清醒的人们提出的真知灼见采取打击、压制的态度，从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甚至陷入灭顶之灾。这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九十年来历史时应当把握的根本脉络。
这样一个涵盖时空的结论表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有对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坚定信念，更必须充分和始终地认识并重视研究：
规律实现普适性照耀下的方式时机选择的多样性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认识和把握方式的多样选择的存在。十月革命以来九十年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清醒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解决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与具体历史条件的相结合，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地方回应时代的呼唤，不是拘泥于千篇一律，而是探索创新，作出适时、适地的选择，就常常能谱写出光辉篇章，为客观规律的实现作出贡献。
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既要充分肯定并认真研究某个时间、某个方面社会主义实践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所形成的关系和观念、范畴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但又不能把某个时间某个方面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形成的全部关系和观念、范畴作为永恒的东西来认识和拥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从而确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时候，从方法论高度上深刻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也会出现许多“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成败的实践更表明：这是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实践史。存在着选择对错、好坏以及业绩大小程度的不同，更是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估量。而十月革命以来许多不成功的实践则常常同我们实践中拒绝选择多样性而使认识停滞和僵化有关。
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本质与表象……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而又并非全然合一、有着差别。社会主义总趋势是根本，是万万不可遗忘的，更是不可动摇的，共产党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有充分的足够的清醒。同样，我们也决不能空论侈谈社会主义总趋势，而要致力于研究和把握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不致力于具体展开的探求，那种所谓坚信总趋势只能是空谈，那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有意无意地贻误社会主义事业。把实现社会主义根本规律同具体时代条件下的国情相结合，是十月革命以来的种种成功和不成功的关键所在。这在取得领导权和科学地把握领导权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无可回避的问题上是始终都要面对的。九十年来为此出现过多类型、多层次的选择，出现了许多个案。十月革命以来那种把社会主义实践的某个个案作为普遍性来认识，以某个个案来否定另一个个案的作为，屡出不穷，而看不到某个个案的“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性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双方都口称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帜而进行的那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就有着这方面问题的烙印。而这个方面的影响在今天并没有绝迹。
取得领导权，是革命的问题，是建立新制度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体现了一种选择；“二战”后一系列欧洲国家共产党借助于苏联红军取得了政权，是一种选择；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取得了政权，又是一种选择；这都离不开暴力，但暴力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可能非暴力。对此，上个世纪中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对立双方各执一词。八十年代末，心平气和的邓小平就此说道：“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 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番话就很发人深思。用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武装斗争的成功来论证暴力革命是唯一选择，至少是论据不充分。选择就不可能是唯一的。社会还在发展中，新的方式是不是还会出现呢?同样，以十月革命创始国苏联的夭折，以一些武装斗争后建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改旗易帜，来宣扬当年就不该进行暴力革命，更是一种不进行历史具体分析的轻妄。近一个阶段，就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和平过渡”的思想进行着争论，作为一种对思想史的探讨，当然是有益的。但还是邓小平说得对：“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在多元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选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是也只能是因时因地而定。也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要学习他人的经验，但决不能从一而终，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夺得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作出科学选择，摆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九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固然在一定的阶段和一定的方面显示了比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很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全面优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起步的基础基点比较低，另一方面更要紧的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执行的路线政策有偏差，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不能很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研究记取。斯大林把自己搞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给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危害，就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十月革命以来历史实践表明，在把握社会主义的根本上发生的迷误，固然有客观矛盾展开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在按照当时的需要和当时的认识水平，采取一系列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之后，发生了迷失根本出发点的状况。那些一系列的具体方式和做法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方面，有些可能是长期适合于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的；有些则可能只是适应一时的需要；而有些则是因为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恰当乃至错误的；……这些都是实践中为了展开社会主义本质所必然要求的和必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要人们始终把握根本，反复进行再认识，是不难实现辨别工作的。而不幸的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甚至都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对待，都成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之根本所在，并且压制了另外一些正确的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淡化乃至遗忘了社会主义本质，从而就没有能做到认识的恰度和对实践运作把握的适度。
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个案”。人们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这方面的不同歧见，今后还会有。对歧见的心平气和、人情人理地探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地反辩证法的作为，不仅与事无补，而且还会贻误事业。老黑格尔讲得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当我们批判某种过时的模式的时候，不要忘却其当时出现的理由和在当时的作用，更要致力于研究它的某些缺陷是在何种条件下出现的，更要研究这种过时的模式在该放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放弃。这对我们开创新局面，防止旧错误的重演，是很有意义的。
人们常常感叹于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一些正确的探讨被压抑。这固然提醒人们：在探索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发扬民主，允许探讨，要宽待和包容不同见解。而更应研究的是为什么当年这些好的探讨没有被采纳，这当然有体制问题，但还有没有其他因素，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认的曲折过程，是不无裨益的。
人们又常常因感叹于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一些正确的探讨被压抑而对为此的牺牲者满怀崇敬，而爱屋及乌，对他们的业绩赞叹有加，而缺乏具体的分析，甚至讳言其探索中的不足，那就不足为训了。每一个杰出的探讨必然会有不完善，而不当的选择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回顾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荣辱兴衰的历史，我们既要宣传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确实有过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并认真研究；而“走麦城”也并非毫无是处。共产党人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就要：
高举再认识旗帜，在实践检验进程中不断提高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能力
列宁说得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这首先要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展开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九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社会主义发展存在着几种可能的趋势：一是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指导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修正、完善、充实、系统，使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失误真正成为进一步发展而支付的“学费”；二是对某些失误和推进中的困难过于夸大，转而走回头路。这也是一些已经有过的事实，这显然是没有出息，更是没有出路的；三是干干停停、停停干干。要防止这种来回折腾，争取实现第一种趋势，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不是理论，但是对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加以理性升华，就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这九十年对总结经验教训的努力并不少，而关键在于系统性不够。这是艰难的劳动，为此，就要：一是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二是要多作比较。
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从来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马克思说得好：“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他还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列宁更是清醒地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在“左”的岁月，对不利于“左”的观点的材料采取排斥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而现今的研究中，对一些斯大林主政期间的过失、错误而被掩盖的材料趋之若骛；对受斯大林迫害蒙冤人物，则只热心于收集其比较正确的材料，甚至文过饰非，也不能说是科学态度。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在反思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过程时深有体会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仅要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比较，还应把一种成功的经验和另一种成功的经验相比较，把一种失败的教训和另一种失败的教训相比较，并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比较。只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批次地反复比较研究，才能从中找到确实是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这 里，尤其是要敢于承认某些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的作用的有限范围，并且敢于承认这种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作用的尽头和可能走向反面。只有这样，才能对规律的认识得以日趋完善、准确。
特别需要科学地对待不成功的实践和不科学的理论观点。第一，要充分研究不成功的实践之所以产生的根由，特别是要研究不成功实践的全过程，不要绕开某些不成功的实践曾经在一定条件下有过的某种作用。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搞过的计划经济就不能一概骂倒，而要看到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用，更要研究其在何种条件下成为不正确。第二，应当充分研究某些错误理论为什么在当时被人们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甚至今日还为一些人拥护，研究其存在的社会根由。第三，在批判错误理论的时候，应当致力于其走向错误的路径的研究。
我们正处在创新的时代，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但更要科学地对待创新成果，而不能自满自足。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的重大创新成果，而胡锦涛总书记则更是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任务，强调：“我们不仅要从科学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要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㈣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要使这样的清醒坚持始终，而：
最要紧的是要始终牢牢把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留有余地，主动调整
邓小平这位世纪革命老人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再提醒人们，要把握机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历史的回顾考察，特别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深入剖析。
把握机遇，从根本上说来，无非是把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机地统一起来。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它实现的优劣，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适时、适度的把握。
马克思这样说过，新的社会的问世，“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当年，第二国际一些领袖人物只强调必须“已经存在”，用以否定十月革命，而列宁更看到了“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致力于把握这个特殊性，发挥主动性。十月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是对历史机遇的能动把握。列宁一方面充分维护了十月革命发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问题，不回避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艰难。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这样，邓小平以推进改革开放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把握机遇不能仅仅理解为“进”，而且包括“退”。既要乘势而上，也要审时度势，把握主动，顺势而下。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选择被证明是错了的时候，当机立断实行新经济政策；邓小平在经历毛泽东晚年错误后，果断地推进改革开放……这些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把社会主义根本规律同具体时代、国情条件和适度运作的战略策略三位一体地统一起来，开拓创造，更要求及时地调整。这应当是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缅怀十月革命先行者，把十月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坚持下去的应有态度。这才是真正地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忠实继承。
责任编辑 黄志恒
关键词：十月革命；规律；实现形式和时机；进程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7)06-0008-04
十月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开辟了道路，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的时候，全面回顾九十年来的变迁沧桑，透视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经验材料，使人们深刻认识到：
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总趋势规律是颠扑不破的，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其展开形式的认识则还处于进一步的探索进程中
邓小平这位革命老人终其一生的观察，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结束篇中这样说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主义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结论既是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社会主义所有成功和不成功实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风风雨雨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透彻认识而得出的。
正反历史经验教训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好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所趋的必然选择。但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开拓、探索和创造，这就决定了：不是简单地实行同资本主义“对着干”的办法就可以计日成功的，更不会是一蹴即就的进程，也不是一次毫无曲折完成的过程。社会主义实现规律还在不断地展开和演进中，我们的认识更是处于探索中。正如恩格斯所深邃地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番话是很值得反复体察的。十月革命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充分认识到它的规律的展开还在推进中这一点，不仅不会动摇对社会主义根本规律的坚定信念，反而会使我们的认识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活跃状态。
既然是探索，认识和把握就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出现失当乃至错误，就是难以避免的。在社会主义胜利凯旋行进时，没有忧患意识，对曲折乃至失败没有应对准备，没有警觉，决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乃至重大曲折、丢失许多重要阵地的时候，怨天尤人，惊惶失措，丧失信心，无所作为，更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主义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状况、社会主义的成功凯歌和困窘悲剧全部奥秘就在于：当某些时候、地方、领域实践和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当另一些时候、地方、领域对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清醒”或不完全“清醒”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困难、挫折乃至夭折；而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当不清醒的时候却自命“清醒”，并对清醒的人们提出的真知灼见采取打击、压制的态度，从而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甚至陷入灭顶之灾。这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九十年来历史时应当把握的根本脉络。
这样一个涵盖时空的结论表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有对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坚定信念，更必须充分和始终地认识并重视研究：
规律实现普适性照耀下的方式时机选择的多样性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认识和把握方式的多样选择的存在。十月革命以来九十年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清醒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解决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与具体历史条件的相结合，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地方回应时代的呼唤，不是拘泥于千篇一律，而是探索创新，作出适时、适地的选择，就常常能谱写出光辉篇章，为客观规律的实现作出贡献。
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既要充分肯定并认真研究某个时间、某个方面社会主义实践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所形成的关系和观念、范畴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但又不能把某个时间某个方面搞得成功或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形成的全部关系和观念、范畴作为永恒的东西来认识和拥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从而确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时候，从方法论高度上深刻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也会出现许多“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成败的实践更表明：这是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实践史。存在着选择对错、好坏以及业绩大小程度的不同，更是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估量。而十月革命以来许多不成功的实践则常常同我们实践中拒绝选择多样性而使认识停滞和僵化有关。
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本质与表象……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而又并非全然合一、有着差别。社会主义总趋势是根本，是万万不可遗忘的，更是不可动摇的，共产党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有充分的足够的清醒。同样，我们也决不能空论侈谈社会主义总趋势，而要致力于研究和把握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不致力于具体展开的探求，那种所谓坚信总趋势只能是空谈，那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有意无意地贻误社会主义事业。把实现社会主义根本规律同具体时代条件下的国情相结合，是十月革命以来的种种成功和不成功的关键所在。这在取得领导权和科学地把握领导权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无可回避的问题上是始终都要面对的。九十年来为此出现过多类型、多层次的选择，出现了许多个案。十月革命以来那种把社会主义实践的某个个案作为普遍性来认识，以某个个案来否定另一个个案的作为，屡出不穷，而看不到某个个案的“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性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双方都口称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帜而进行的那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就有着这方面问题的烙印。而这个方面的影响在今天并没有绝迹。
取得领导权，是革命的问题，是建立新制度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体现了一种选择；“二战”后一系列欧洲国家共产党借助于苏联红军取得了政权，是一种选择；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取得了政权，又是一种选择；这都离不开暴力，但暴力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可能非暴力。对此，上个世纪中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对立双方各执一词。八十年代末，心平气和的邓小平就此说道：“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 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番话就很发人深思。用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武装斗争的成功来论证暴力革命是唯一选择，至少是论据不充分。选择就不可能是唯一的。社会还在发展中，新的方式是不是还会出现呢?同样，以十月革命创始国苏联的夭折，以一些武装斗争后建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改旗易帜，来宣扬当年就不该进行暴力革命，更是一种不进行历史具体分析的轻妄。近一个阶段，就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和平过渡”的思想进行着争论，作为一种对思想史的探讨，当然是有益的。但还是邓小平说得对：“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在多元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选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是也只能是因时因地而定。也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要学习他人的经验，但决不能从一而终，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夺得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作出科学选择，摆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九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固然在一定的阶段和一定的方面显示了比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很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全面优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起步的基础基点比较低，另一方面更要紧的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执行的路线政策有偏差，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不能很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研究记取。斯大林把自己搞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给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危害，就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十月革命以来历史实践表明，在把握社会主义的根本上发生的迷误，固然有客观矛盾展开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历史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在按照当时的需要和当时的认识水平，采取一系列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做法之后，发生了迷失根本出发点的状况。那些一系列的具体方式和做法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方面，有些可能是长期适合于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的；有些则可能只是适应一时的需要；而有些则是因为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恰当乃至错误的；……这些都是实践中为了展开社会主义本质所必然要求的和必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要人们始终把握根本，反复进行再认识，是不难实现辨别工作的。而不幸的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甚至都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对待，都成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之根本所在，并且压制了另外一些正确的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淡化乃至遗忘了社会主义本质，从而就没有能做到认识的恰度和对实践运作把握的适度。
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个案”。人们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这方面的不同歧见，今后还会有。对歧见的心平气和、人情人理地探讨，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而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地反辩证法的作为，不仅与事无补，而且还会贻误事业。老黑格尔讲得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当我们批判某种过时的模式的时候，不要忘却其当时出现的理由和在当时的作用，更要致力于研究它的某些缺陷是在何种条件下出现的，更要研究这种过时的模式在该放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放弃。这对我们开创新局面，防止旧错误的重演，是很有意义的。
人们常常感叹于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一些正确的探讨被压抑。这固然提醒人们：在探索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发扬民主，允许探讨，要宽待和包容不同见解。而更应研究的是为什么当年这些好的探讨没有被采纳，这当然有体制问题，但还有没有其他因素，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认的曲折过程，是不无裨益的。
人们又常常因感叹于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一些正确的探讨被压抑而对为此的牺牲者满怀崇敬，而爱屋及乌，对他们的业绩赞叹有加，而缺乏具体的分析，甚至讳言其探索中的不足，那就不足为训了。每一个杰出的探讨必然会有不完善，而不当的选择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回顾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荣辱兴衰的历史，我们既要宣传社会主义实践历史上确实有过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荣，并认真研究；而“走麦城”也并非毫无是处。共产党人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就要：
高举再认识旗帜，在实践检验进程中不断提高认识和把握规律的能力
列宁说得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这首先要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展开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九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社会主义发展存在着几种可能的趋势：一是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指导我们的事业不断地修正、完善、充实、系统，使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失误真正成为进一步发展而支付的“学费”；二是对某些失误和推进中的困难过于夸大，转而走回头路。这也是一些已经有过的事实，这显然是没有出息，更是没有出路的；三是干干停停、停停干干。要防止这种来回折腾，争取实现第一种趋势，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经验教训不是理论，但是对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加以理性升华，就可以认识和把握规律。这九十年对总结经验教训的努力并不少，而关键在于系统性不够。这是艰难的劳动，为此，就要：一是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二是要多作比较。
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从来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马克思说得好：“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他还说：“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列宁更是清醒地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在“左”的岁月，对不利于“左”的观点的材料采取排斥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而现今的研究中，对一些斯大林主政期间的过失、错误而被掩盖的材料趋之若骛；对受斯大林迫害蒙冤人物，则只热心于收集其比较正确的材料，甚至文过饰非，也不能说是科学态度。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在反思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过程时深有体会地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不仅要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比较，还应把一种成功的经验和另一种成功的经验相比较，把一种失败的教训和另一种失败的教训相比较，并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比较。只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批次地反复比较研究，才能从中找到确实是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这 里，尤其是要敢于承认某些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的作用的有限范围，并且敢于承认这种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作用的尽头和可能走向反面。只有这样，才能对规律的认识得以日趋完善、准确。
特别需要科学地对待不成功的实践和不科学的理论观点。第一，要充分研究不成功的实践之所以产生的根由，特别是要研究不成功实践的全过程，不要绕开某些不成功的实践曾经在一定条件下有过的某种作用。比如对社会主义国家搞过的计划经济就不能一概骂倒，而要看到在特定条件下的作用，更要研究其在何种条件下成为不正确。第二，应当充分研究某些错误理论为什么在当时被人们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甚至今日还为一些人拥护，研究其存在的社会根由。第三，在批判错误理论的时候，应当致力于其走向错误的路径的研究。
我们正处在创新的时代，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但更要科学地对待创新成果，而不能自满自足。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的重大创新成果，而胡锦涛总书记则更是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从科学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的任务，强调：“我们不仅要从科学理论上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且要从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等方面来确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要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周密的科学解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㈣这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清醒。要使这样的清醒坚持始终，而：
最要紧的是要始终牢牢把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因势利导留有余地，主动调整
邓小平这位世纪革命老人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再提醒人们，要把握机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历史的回顾考察，特别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深入剖析。
把握机遇，从根本上说来，无非是把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机地统一起来。十月革命以来的实践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它实现的优劣，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适时、适度的把握。
马克思这样说过，新的社会的问世，“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当年，第二国际一些领袖人物只强调必须“已经存在”，用以否定十月革命，而列宁更看到了“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致力于把握这个特殊性，发挥主动性。十月革命的实践本身就是对历史机遇的能动把握。列宁一方面充分维护了十月革命发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回避问题，不回避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艰难。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也正是这样，邓小平以推进改革开放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把握机遇不能仅仅理解为“进”，而且包括“退”。既要乘势而上，也要审时度势，把握主动，顺势而下。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选择被证明是错了的时候，当机立断实行新经济政策；邓小平在经历毛泽东晚年错误后，果断地推进改革开放……这些方面的丰富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把社会主义根本规律同具体时代、国情条件和适度运作的战略策略三位一体地统一起来，开拓创造，更要求及时地调整。这应当是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缅怀十月革命先行者，把十月革命的旗帜进一步坚持下去的应有态度。这才是真正地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忠实继承。
责任编辑 黄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