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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呼兰河传》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文化价值巨大。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该小说的翻译加快了其在国内外的传播。本文从改写理论的三个方面出发，对葛浩文《呼兰河传》的英译做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诗学 赞助人 《呼兰河传》英译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的“中国故事”可以说包罗万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便是其中之一。要让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更成功地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是在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下面以蕭红富含文化价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为蓝本，以改写理论为基础，简要分析其英译处理。
一、关于《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淳朴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茅盾曾为其作序，评价极高。小说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勾勒出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包含了巨大的文化含量。葛浩文译本是《呼兰河传》唯一的英译本，在促进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传播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葛浩文是当今英文世界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二、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作用域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有三种不同的因素会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和制约，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按照这一理论，翻译的实质就是改写原文，翻译者出于某一目的考量对原文的具体操控就是翻译。
意识形态是制约人们行为习惯、信仰的总的因素。它控制作品的观点，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到形式风格，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干预。意识形态意义宽泛，包括信仰、传统及惯例等诸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是狭隘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翻译就是将原本的一切予以重写，而重写受制于目的语依存的社会形态（刘军平，2009）。
诗学是艺术与文学的紧密结合。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而文学观念，则指的是文学在社会诸领域中所占据的地位（Lefevere，2004）。
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可以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是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也可以是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
综上所述，改写理论将翻译放置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由于受到以上三个因素的操纵，可以说翻译是翻译人对文学原作进行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
三、从改写理论看《呼兰河传》的英译
在阅读《呼兰河传》英译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葛浩文并非谨遵“忠实”的原则，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写。下面就从改写理论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方面来具体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原文本的操纵、改写。
1.意识形态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呼兰河传》中充满了地域特色，可以说在翻译《呼兰河传》的过程中，葛浩文一直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枷锁在跳舞。葛浩文在接触中国文学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西方价值观为主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为了译作在美国的更好传播，译者必须对一些表达进行一定的改写。
例1：
原文：虽然自小没有读过诗文，不认识字，但是“金刚经”、“灶王经”也会念上两套。
译文：… she was able to recite the Diamond Sutra and had memorized the prayer to the Kitchen God.
《灶王经》是我国道教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了道教教义的精髓。灶王就是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掌管饮食之神，几乎家家拜祭。译者给出了the Kitchen God的译法，用God来翻译“王”，这样既能保留中国文化中与西方宗教因素相异的特质，弘扬我国文化，又能使译文读者很容易理解“灶王爷”（Kitchen God）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例2：
原文：……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译文：…So he grab hold of the son as a means of gaining retribution.
“因果报应”起源于佛教，是佛教用语。常说因缘和果报，根据佛教轮回之说，种什么因，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译者给出的翻译是“gaining retribution”。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Retribution is punishment for a crime，especially punishment that is carried out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official authorities.”只是报应、惩罚的意思，淡化了其中佛教的含义。此语境下，“因果报应”不是非常重要，不可不译的部分，葛浩文这样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省去了解释的烦扰，不仅不会影响对译文的理解，反而使读者更易接受。
例3：
原文：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 译文：If，for example，the autumn harvest is good，there will be an opera performance to thank the gods.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地代表着天地神灵。在西方，人们信仰宗教，称上帝（God）为万能的主。在译者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葛浩文把天地处理成gods，使读者很容易接受这种表达，理解书中人物的心情。
在葛浩文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他对原作中与鬼神、古代封建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调和”，弱化了原文的鬼神因素，强化了西方的宗教内涵。
例4：
原文：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
译文：This kind of student will often stand up，classical dictionary in hand.
葛浩文将“康熙字典”译为“classical dictionary”。《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但译文中并没有体现出年代，即“康熙”，这是因为译者可能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历史知识背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不知道“康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之一，如果直译为Kangxi，就可能引起读者的不解。笔者认为，可以使用直译加同位语解释的方法将《康熙字典》译为Kangxi dictionary，a classical dictionary，这样翻译不仅易于读者理解，还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2.诗学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
例5：
原文：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
译文：the name of the carriage driver whose good look give him the appearance of a bridegroom is： “Long Whip”.The groom’s name is： “Fleet of Foot”.
翻译人名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音译，但此时葛浩文领悟到作者萧红如此起名的用意，如果音译就会失去应有的文学色彩。所以译者對车夫“长鞭”、马童“快腿”的翻译并没有采用音译的方法，而是根据名字的含义将其分别译为“Long Whip”和“Fleet of Foot”，在此采用意译的方法，不仅生动地体现出了各色人物的特征，而且传达出了命名时的巧妙。
例6：
原文：我就招呼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我说：“帮我赶哪！”
正在吵吵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赶鸭子……”
祖父说：“不用赶了……”
译文：I yelled out to the kids nearby that were watching all the fun： “ Give me a hand here！”
While we were shouting and running around，Granddad hurried over and asked： “ What’s going on here？”
“I’m driving the ducks ...”
“There is no need to do that ...”
英语行文时注重词汇的多样性，重复和无变化的用词在汉语中可能另有一番韵味和意图，但在英语中却是一个禁忌，要尽量避免用词的重复。“说”作为一个转述性动词，在原作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反复出现，但在英语中要使用不同的词汇或形式体现“说”这个动作。在上面的例子中，译者根据当时的情境，当时吵闹的环境下，“我”和其他小孩子说话用了“yell”，祖父说话时带着疑问用了“ask”，葛浩文根据当时说话人的状态和心情进行翻译，使对话对话更生动传神。后两句有了前两句的语境，直接省去了转述性动词，使行文更紧凑，直截了当。
例7：
原版《呼兰河传》的结构较松散。从内容上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思想和情感。从结构上说，小说中一共有七个章节，这七个章节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排列的，给人感觉随机散乱，而且没有标题，形式上更像是散文。这样的叙述很容易让读者失去兴趣，从而读不下去。葛浩文对《呼兰河传》的英译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写，那就是给每一章节都加上了一个小标题。简洁的题目反映了本章的核心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
3.赞助人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在一次研讨会上，葛浩文为自己辩护，说到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呼兰河传》英译本最后两章没有译出，虽没有直接说明原因是什么，但为开拓市场而“试水”的嫌疑很重。直到1988年三联书店再次发行时，才补全。出版社会考虑到作品翻译出来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与接受，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满足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葛浩文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其达到了赞助人的期待。
四、结语
正如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所说：“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对原文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Goldblatt，H.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two Novels by HsiaoHu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1979.
[2]萧红.呼兰河传[M].译林出版社，2012.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J].文汇读书周报，2012（12）.
[5]叶卡.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呼兰河传》英译中的杂合[J].海外英语，2015
[6]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 10-16.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诗学 赞助人 《呼兰河传》英译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这里的“中国故事”可以说包罗万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便是其中之一。要让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得到认可，文学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更成功地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是在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下面以蕭红富含文化价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为蓝本，以改写理论为基础，简要分析其英译处理。
一、关于《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淳朴的思想和真挚的情感。茅盾曾为其作序，评价极高。小说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勾勒出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包含了巨大的文化含量。葛浩文译本是《呼兰河传》唯一的英译本，在促进中国文学和民族文化传播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葛浩文是当今英文世界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严谨而讲究。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二、关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关注翻译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作用域和制约翻译的方式，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等问题。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有三种不同的因素会对翻译产生直接的影响和制约，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按照这一理论，翻译的实质就是改写原文，翻译者出于某一目的考量对原文的具体操控就是翻译。
意识形态是制约人们行为习惯、信仰的总的因素。它控制作品的观点，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到形式风格，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干预。意识形态意义宽泛，包括信仰、传统及惯例等诸多方面的意义，不仅仅是狭隘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翻译就是将原本的一切予以重写，而重写受制于目的语依存的社会形态（刘军平，2009）。
诗学是艺术与文学的紧密结合。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而文学观念，则指的是文学在社会诸领域中所占据的地位（Lefevere，2004）。
勒菲弗尔认为，赞助人可以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个人，可以是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也可以是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
综上所述，改写理论将翻译放置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由于受到以上三个因素的操纵，可以说翻译是翻译人对文学原作进行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的过程。
三、从改写理论看《呼兰河传》的英译
在阅读《呼兰河传》英译本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葛浩文并非谨遵“忠实”的原则，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写。下面就从改写理论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这三方面来具体分析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原文本的操纵、改写。
1.意识形态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呼兰河传》中充满了地域特色，可以说在翻译《呼兰河传》的过程中，葛浩文一直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枷锁在跳舞。葛浩文在接触中国文学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西方价值观为主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为了译作在美国的更好传播，译者必须对一些表达进行一定的改写。
例1：
原文：虽然自小没有读过诗文，不认识字，但是“金刚经”、“灶王经”也会念上两套。
译文：… she was able to recite the Diamond Sutra and had memorized the prayer to the Kitchen God.
《灶王经》是我国道教文化的经典之作，蕴含了道教教义的精髓。灶王就是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掌管饮食之神，几乎家家拜祭。译者给出了the Kitchen God的译法，用God来翻译“王”，这样既能保留中国文化中与西方宗教因素相异的特质，弘扬我国文化，又能使译文读者很容易理解“灶王爷”（Kitchen God）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例2：
原文：……他说没有龙王爷。你看这不把龙王爷活活气死，他这口气哪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儿子来实行因果报应了。
译文：…So he grab hold of the son as a means of gaining retribution.
“因果报应”起源于佛教，是佛教用语。常说因缘和果报，根据佛教轮回之说，种什么因，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译者给出的翻译是“gaining retribution”。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Retribution is punishment for a crime，especially punishment that is carried out b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official authorities.”只是报应、惩罚的意思，淡化了其中佛教的含义。此语境下，“因果报应”不是非常重要，不可不译的部分，葛浩文这样淡化了其中的宗教色彩，省去了解释的烦扰，不仅不会影响对译文的理解，反而使读者更易接受。
例3：
原文：也是秋天，比方这一年秋收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 译文：If，for example，the autumn harvest is good，there will be an opera performance to thank the gods.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地代表着天地神灵。在西方，人们信仰宗教，称上帝（God）为万能的主。在译者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葛浩文把天地处理成gods，使读者很容易接受这种表达，理解书中人物的心情。
在葛浩文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操纵下，他对原作中与鬼神、古代封建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调和”，弱化了原文的鬼神因素，强化了西方的宗教内涵。
例4：
原文：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
译文：This kind of student will often stand up，classical dictionary in hand.
葛浩文将“康熙字典”译为“classical dictionary”。《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出版的图书，但译文中并没有体现出年代，即“康熙”，这是因为译者可能考虑到西方读者的历史知识背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不知道“康熙”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之一，如果直译为Kangxi，就可能引起读者的不解。笔者认为，可以使用直译加同位语解释的方法将《康熙字典》译为Kangxi dictionary，a classical dictionary，这样翻译不仅易于读者理解，还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2.诗学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诗学不但包括文学观念，而且包括文学要素。所谓文学要素，包括诗歌的题材、情节、象征、用语、技巧等。
例5：
原文：那漂亮得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
译文：the name of the carriage driver whose good look give him the appearance of a bridegroom is： “Long Whip”.The groom’s name is： “Fleet of Foot”.
翻译人名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音译，但此时葛浩文领悟到作者萧红如此起名的用意，如果音译就会失去应有的文学色彩。所以译者對车夫“长鞭”、马童“快腿”的翻译并没有采用音译的方法，而是根据名字的含义将其分别译为“Long Whip”和“Fleet of Foot”，在此采用意译的方法，不仅生动地体现出了各色人物的特征，而且传达出了命名时的巧妙。
例6：
原文：我就招呼了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我说：“帮我赶哪！”
正在吵吵的时候，祖父奔到了，祖父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赶鸭子……”
祖父说：“不用赶了……”
译文：I yelled out to the kids nearby that were watching all the fun： “ Give me a hand here！”
While we were shouting and running around，Granddad hurried over and asked： “ What’s going on here？”
“I’m driving the ducks ...”
“There is no need to do that ...”
英语行文时注重词汇的多样性，重复和无变化的用词在汉语中可能另有一番韵味和意图，但在英语中却是一个禁忌，要尽量避免用词的重复。“说”作为一个转述性动词，在原作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反复出现，但在英语中要使用不同的词汇或形式体现“说”这个动作。在上面的例子中，译者根据当时的情境，当时吵闹的环境下，“我”和其他小孩子说话用了“yell”，祖父说话时带着疑问用了“ask”，葛浩文根据当时说话人的状态和心情进行翻译，使对话对话更生动传神。后两句有了前两句的语境，直接省去了转述性动词，使行文更紧凑，直截了当。
例7：
原版《呼兰河传》的结构较松散。从内容上说，没有完整的情节，主要通过对一些生活片断的回忆，表达思想和情感。从结构上说，小说中一共有七个章节，这七个章节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排列的，给人感觉随机散乱，而且没有标题，形式上更像是散文。这样的叙述很容易让读者失去兴趣，从而读不下去。葛浩文对《呼兰河传》的英译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写，那就是给每一章节都加上了一个小标题。简洁的题目反映了本章的核心内容，使读者一目了然。
3.赞助人作用下译者的改写
在一次研讨会上，葛浩文为自己辩护，说到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呼兰河传》英译本最后两章没有译出，虽没有直接说明原因是什么，但为开拓市场而“试水”的嫌疑很重。直到1988年三联书店再次发行时，才补全。出版社会考虑到作品翻译出来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与接受，就是考虑到这一点，为了满足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葛浩文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对原文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其达到了赞助人的期待。
四、结语
正如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所说：“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将翻译和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考虑到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对原文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和调整，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从而达到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1]Goldblatt，H.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 two Novels by HsiaoHung[M].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1979.
[2]萧红.呼兰河传[M].译林出版社，2012.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J].文汇读书周报，2012（12）.
[5]叶卡.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呼兰河传》英译中的杂合[J].海外英语，2015
[6]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 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