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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以中短篇见长，并且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石舒清本人也成为继张贤亮之后宁夏文学创作界的又一面旗帜。石舒清小说创作在题材归属上的乡土性显而易见，理应被视为由鲁迅肇始的中国现代乡土书写传统锁链上的有机环节。石舒清小说创作独特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这个传统的前辈作家创作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上。鲁迅与沈从文各以其杰出的乡土小说创作构建了“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石舒清则是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西海固世界”，正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大圣殿——“鲁镇世界”与“湘西世界”遥相呼应。
一、石舒清乡土书写的独特性
中国的现代乡土小说书写无疑构建了一个极为强大的传统。以鲁迅作为起点，中经废名、沈从文、赵树理，再到新时期诸多作家的参与其中，中国的现代乡土小说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征程中踏下了强劲有力的足印。可以说，除了张爱玲、刘呐鸥、穆时英等极少数作家以外，绝大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展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乡土性，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在都市书写上的集体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自然源于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艰难蜕变的一百年，乡土性仍然构筑了我们这个世纪最为基本、普遍的生存现实。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更为纯粹，但国人对于乡土的自觉认知却是恰恰依赖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获取到的。乡土书写，无疑并非仅仅是书写了乡土，还在于是以一种乡土认知去书写。中国现代作家对乡土题材的趋之若鹜，也正是担负起了揭示中华民族现代生存隐秘的创作使命。
鲁迅与沈从文虽同为中国现代乡土书写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却为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乡土书写模式。其实两人的乡土小说所书写的是极为相近的经验对象——中国南方封闭偏远的乡村世界，但在两人截然不同地书写之下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乡土风貌。鲁迅以启蒙的视野观照乡村的生存，所看取到的也就只能是畸形衰败的乡土景观。而沈从文以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自觉的人性至上主义者的身份去搭建他的乡土王国，我们在这个国土上看到的景观也就只能是那纯然的人性之花。
鲁迅与沈从文在他们各自书写方式的意义上无疑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性。我们是否就因此可以判定说他们的乡土书写是乡土书写仅能有的两大模式，其它的乡土书写都只能是对这两大基本模式的摹写？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给我们的证据来看似乎的确如此。在两人后面的中国现代乡土书写都基本延续了两人的书写路线，像20年代乡土写实派、80年代乡土改革派的乡土书写几乎就是鲁迅模式的翻版，而汪曾祺、迟子建等人的乡土书写对沈从文模式的效仿印记也是显而易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现代的后进乡土书写者对两位乡土小说大师的集体摹写只不过说明了他们在中国现代乡土书写模式开拓上的集体乏力。不管是鲁迅的乡土小说还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其实都缺乏对于乡土本然生存更为丰富复杂的观照与书写，他们笔下的乡土都不过作了意指他们各自价值意念的符号，乡土生存的内涵却被抽空了。中国的现代乡土书写其实一直呼唤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出现。石舒清的“西海固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呼唤。
石舒清的乡土小说创作秉持了鲁迅直面现实困顿与伤痛的勇气与意识，却摆脱了鲁迅式启蒙意念的挟持，从而最大化地敞开了“西海固世界”的存在真实。困境书写是石舒清小说的叙述重心。在石舒清的笔下，“西海固”人被置入各式的生存险境当中，从而纷纷流徙于各自的命运之路。《果院》里的耶尔古拜的女人陷入的是思想出轨的险境，《旱年》里的萨利哈婆姨陷入的是丈夫背叛、无所依靠的险境，《风过林》里的“我”陷入的是身患病疾、精神迷茫的险境。这些生存险境构建了“西海固世界”坚实无比又坦荡无边的生存现实。它们不是任何单一、机械的价值意念的符号，而自足为苦难的生存本身。
石舒清对死亡的直面与书写同样是其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死亡之于人类生命的根本重要性，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里有如此表达：“死亡不仅成了我们洞察生命的视点和打开生命真相的开口，也是使生命获得一副不可交换之面孔的力量；死亡不仅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的事实。”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第1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石舒清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可谓死亡书写的小说标本。马子善老人正是依赖于双重的死亡——老伴的死亡与老黄牛的死亡才达致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在人生暮年成长为一个丰盈的生命个体。另外，《娘家》里“她”的丈夫的死亡、《疙瘩山》里小姚的死亡、《风过林》里哈什目的死亡都在其各自所属的文本世界里起到了敞开生命意义的叙述功用，小说主人公的生存也因此从昏昧走向澄明。
石舒清对本真生命的执著书写其实是衔接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却比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更具莽苍的现实质地。石舒清从对苦难现实的直面到对生命本真的呈现，可谓走通了从鲁迅的“鲁镇世界”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漫长道路。石舒清的乡土小说创作吸纳两位乡土小说大师乡土书写的精髓，并将两者做了有效的艺术融会，同时又成功地回避了两位乡土小说大师乡土书写的缺陷，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书写贡献了更为丰富也更为完整的书写形态。
二、问题视野下的乡土景观
石舒清乡土小说里的“西海固世界”空间可谓狭小，却能接通广阔无边的人性与生命天地，除了依赖于其书写的对象——生存险境与死亡以外，还同时依仗了一种问题意识的介入。在石舒清的小说中，不管是小说的叙述者还是小说的主人公都会不时地陷入到一种生存的迷惘与纠结之中，并因此进入到对道德伦理、人格尊严、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问题意识之于人类生存与文化的根本重要性显而易见。西方的文化与历史正是在不断追问中才得以持续推进。石舒清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进入到一种价值信念的危机中，进入到对生活命运的疑惑与追问中，这些“西海固”人的確也因此不断经受着生命的撕裂与煎熬，但“西海固世界”的人性与生命维度却也正是借此才建构而出。 石舒清小说创作所展现的问题意识与视野大致分布在道德伦理、人格尊严与生命意义三个层面上。
一、道德伦理问题。《果院》里的耶尔古拜夫妇勤劳节俭、头脑灵活，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且不说贫富，仅以这样一种状态活着，这两口子就能赢得人们的歆羡和赞誉。”②③④⑤ 石舒清：《果院》，《清水里的刀子》，第1、3、9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更何况，他们的生活在两人的操持与努力下确实又是富足的。耶尔古拜夫妇可谓建立了一种传统生存意义上的典范。但小说的重心却完全不是对耶尔古拜夫妇勤劳节俭、合力持家的传统家庭状态与传统民族美德的书写，而是借助于剪果枝这一日常化的事件让耶尔古拜的女人陷入到试图打破日常惯性的迷乱情思中。因为剪果枝标准的缺乏，耶尔古拜家每年都要请不同的人给自己家的果树剪枝，这给了耶尔古拜的女人接触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的大量机会。而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火一样野烈的东西，有一些冲动需要她压服着”。
②
有一年请的那位年轻未婚的乡园艺站的小伙子让她再也无法自持，她对他撩拨、挑逗，用尽了各种手段，只是最后因为小伙子的反应迟钝才无果而终。在小说的最后，“她侧耳向大门那里听了听，想着不知耶尔古拜又会领回怎样一个剪果树的师傅来，这一分不知道，使她觉得新鲜，隐隐有一丝期待。”
③耶尔古拜的女人的“不安分”让她无法在一种单一、惯性的价值标准下生活，她的生命也在这种“不安分”中赢取了丰富的质地，小说所充斥的她对果树开花、果枝修剪等的丰富生命感受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二、人格尊严问题。《恩典》里的马八斤依靠自己一手出众的木工活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妻子尊重，儿女崇拜，马八斤一直活得幸福满足。但这样的生活状态在有一天却被彻底打破了。因为生活条件在整个村子的出众，他们家被选中做一个高官王厅长的亲戚。妻子与儿女都为能获得这样的荣耀感到兴奋，并做着各种精心的准备迎接认亲日子的来临，那个王厅长也成为了他们新的尊崇对象。与妻子儿女对认亲荣耀的单一享受不同，马八斤却面临了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更为根本的人格尊严的危机，因为伴隨着这样的荣耀的是其作为一个强大丈夫与父亲形象的塌毁。小说的核心内容即是讲述马八斤在人格尊严危机漩涡中的迷惘与挣扎，并以问题的方式不断呈现在文本中：“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竟是这样一个俯仰不定的人，他对自己的这种俯仰不定也有着很大的却同样无可奈何的痛恨。”④“马八斤那一刻心里很混乱而茫然，他说不清自己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主张，他有些莫名的担心，又有些莫名的振奋……”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情境中，底层人物的人格尊严是被权力阶层赐予的。《恩典》却去集中书写一个小人物面对被赐予的荣耀时的屈辱体验，彰显了人格尊严之于人类生存的根本必要性。
三、生命意义问题。《风过林》中的“我”是一个作家，因此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危机拥有一种更高程度的自觉，这也使得这篇小说的问题视野越过了道德伦理与人格尊严的层面，直接进入到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问中。“我”拥有一个让旁人羡慕的稳定工作，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这种单调重复的工作中已经病入膏肓，生命的萎顿已经成为“我”最大的生存现实。“我”所找寻到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是让世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墓地行走。也正是墓地行走打开了“我”置身其中的坚硬无比的庸常生存的缺口，让“我”的生存重获丰富的生命质地。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遍遍的生命撕裂、思想挣扎与问题探寻：“那么这样迅忽地来世上一遭干什么呢？仅仅就是要留一个小土堆在世上么？”② 石舒清：《风过林》，《清水里的刀子》，第90、10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但在墓地里待着和死有没有区别？是不是近乎一回事？”
②小说特别写到一个在坟前虔诚诵经的老女人与一个流浪一生最后孤独死去的老男人。两者的存在形态为“我”指示了终极的救赎之路，那就是对宗教的投靠与自由的生命奔走，这无疑也是陷入工业文明泥沼的现代人类的终极救赎之路。
在石舒清小说的问题意识与视野所分布的道德伦理、人格尊严与生命意义三个层面中，第一与第二个层面属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第三个层面属于人类的精神性存在，物质性存在在其中则是缺席的。现实中的西海固在物质生存上的艰难困顿众所周知，也几乎构建了“西海固”在世人心目中的全部形象。当然，石舒清在其小说中并没有回避对西海固物质生存匮乏的书写，如《黄昏》中不管是还钱的姑舅爷还是换地的三舅爷儿子克里木在物质生存上都可谓陷入绝境，《羊的故事》里“我”的大姑姑因为一时疏忽而让家里损失了一只羊，后果是差点被父亲打死。只是小说家在对此的书写中并没有置入一种问题意识与视野，小说中的人物对此的态度也只是默默而坚韧地承受。由此可见，石舒清把物质层面的困境只是当作了一个无可更改、无需商讨的事实，并不具备被追问价值意义的品质。这无疑是对把“民以食为天”奉为信仰的民族实用主义伦理的巨大叛逆。中华民族的生存把过多的精力与时间投放于对物质性存在的追求与维护上，从而阻断了对人类生存必需的精神性维度的建构可能性。石舒清的问题视野舍弃对“西海固世界”物质存在的关注，正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对“西海固世界”生存的形而上开启，让“西海固世界”的生存葆有更为纯粹的人性与生命质地。石舒清小说里的那些陷入各式问题漩涡里的都是一些在物质生存上得到有效解决的人们，物质生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小说家并没有因此让他们安享生活的富足，而是将他们推入超越物质层面的问题境遇中。这种“不安分”是异类的，却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所必需的。
三、内倾的乡土小说品格
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喜欢采用有限视角叙事，把整篇小说的内容都置于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视野观照之下，加以石舒清小说的主人公与叙述者又具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宇宙，这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了一种内倾的小说品格。
在一般情况之下，表现内宇宙的文学创作都会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但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却绝无浪漫主义小说的嫌疑。原因在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主观情思对客体事物实施的是一种包裹行为，这也使得浪漫主义文学的文本世界成为主观情思的汪洋大海，而在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中主人公或者是叙述者的主观情思却是与客体事物展开了一种生命对话或者生命搏斗关系，两者是相互成就的。主观情思的贯注让经验现实成为人性与生命的现实，而客观事物的存在让主观情思获取了坚实的现实根基。 石舒清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色彩无疑是鲜明的，但石舒清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又是与众不同的。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都会刻意地压制或隐藏作者、叙述者或人物的主观情志，石舒清在他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创作中却是最大化地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叙述者的思想情感与人物的思想情感在现实书写中的巨大功用，展示了客观现实乃由主观情思构筑的独特的叙述美学。石舒清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用叙述者或主人公的主观情思去构筑其文学世界的客观真实的创作方式，当堪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石舒清这种不但不回避主观情思对客观真实的参与性而是以此作为小说书写的主要方式的做法，让他的小说创作赢取了更为丰富的客观真实性。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所展现的客观真实不再是某种单一价值理念的机械产品，而是流淌着人性与生命的温度与本真。小说《旱年》就是用萨利哈婆姨的主观情思构筑的一幅旱年景观，而现实层面的旱年却只是作为了点缀性的布景而存在。由于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旱涝保收，因此旱年對萨利哈一家的富足生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萨利哈婆姨的内心却陷入到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的“旱年”状态之中。萨利哈婆姨一方面安享用萨利哈挣来的钱换取的物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萨利哈的背叛给自己带来的屈辱，其内心的挣扎也就可想而知。但小说并没有去一味地呈现萨利哈婆姨的这种内心挣扎，而是在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融入其丰富的心理感受，让小说的叙述空间处在一种主客交融的状态，萨利哈婆姨本人的生存品格也在这种浑融一体的生命情境中慢慢走出凄苦，走向升华：“其实细细看，这院子里的生命还是很多的。渐渐地不但不觉得寂寞，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充实。”② 石舒清：《旱年》，《清水里的刀子》，第201-202、20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谁也说不清这丰富的声音究竟有多少零碎的声音组成，谁也说不清这么多声音汇合一处为什么一点也不显嘈杂，反而使人静谧，使人深沉，使人喜悦地融化在里面。”
②
石舒清的这种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其实是完整呈现了客观真实的生成过程，而非对于产品性的客观真实的单一呈现。不管是《果院》里的耶尔古拜的女人的道德伦理层面的生存现实，《恩典》里的马八斤的人格尊严层面的生存现实，还是《风过林》里“我”的生命意义层面的生存现实，都始终浸润在他们各自的主观情思之中。也正是借助这种个人主观情思的投放，他们各自的生存现实才分别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类单纯的道德伦理理念、人格尊严理念与生命意义理念的有效突围，展示出一种丰满的生命形态。之所以《果院》不是一篇道德小说，《恩典》不是一篇社会小说，《风过林》不是一篇哲学小说，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石舒清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无疑开拓了小说创作一种新的写作路向。虽然石舒清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并非篇篇都是精品，但1969年出生的石舒清可谓正处于创作的盛年，可以期待，他在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向上必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小说杰作。
【作者简介】尤作勇，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一、石舒清乡土书写的独特性
中国的现代乡土小说书写无疑构建了一个极为强大的传统。以鲁迅作为起点，中经废名、沈从文、赵树理，再到新时期诸多作家的参与其中，中国的现代乡土小说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征程中踏下了强劲有力的足印。可以说，除了张爱玲、刘呐鸥、穆时英等极少数作家以外，绝大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展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乡土性，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在都市书写上的集体缺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自然源于一个事实，即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开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艰难蜕变的一百年，乡土性仍然构筑了我们这个世纪最为基本、普遍的生存现实。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性更为纯粹，但国人对于乡土的自觉认知却是恰恰依赖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才获取到的。乡土书写，无疑并非仅仅是书写了乡土，还在于是以一种乡土认知去书写。中国现代作家对乡土题材的趋之若鹜，也正是担负起了揭示中华民族现代生存隐秘的创作使命。
鲁迅与沈从文虽同为中国现代乡土书写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却为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乡土书写模式。其实两人的乡土小说所书写的是极为相近的经验对象——中国南方封闭偏远的乡村世界，但在两人截然不同地书写之下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乡土风貌。鲁迅以启蒙的视野观照乡村的生存，所看取到的也就只能是畸形衰败的乡土景观。而沈从文以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自觉的人性至上主义者的身份去搭建他的乡土王国，我们在这个国土上看到的景观也就只能是那纯然的人性之花。
鲁迅与沈从文在他们各自书写方式的意义上无疑都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性。我们是否就因此可以判定说他们的乡土书写是乡土书写仅能有的两大模式，其它的乡土书写都只能是对这两大基本模式的摹写？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给我们的证据来看似乎的确如此。在两人后面的中国现代乡土书写都基本延续了两人的书写路线，像20年代乡土写实派、80年代乡土改革派的乡土书写几乎就是鲁迅模式的翻版，而汪曾祺、迟子建等人的乡土书写对沈从文模式的效仿印记也是显而易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现代的后进乡土书写者对两位乡土小说大师的集体摹写只不过说明了他们在中国现代乡土书写模式开拓上的集体乏力。不管是鲁迅的乡土小说还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其实都缺乏对于乡土本然生存更为丰富复杂的观照与书写，他们笔下的乡土都不过作了意指他们各自价值意念的符号，乡土生存的内涵却被抽空了。中国的现代乡土书写其实一直呼唤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出现。石舒清的“西海固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呼唤。
石舒清的乡土小说创作秉持了鲁迅直面现实困顿与伤痛的勇气与意识，却摆脱了鲁迅式启蒙意念的挟持，从而最大化地敞开了“西海固世界”的存在真实。困境书写是石舒清小说的叙述重心。在石舒清的笔下，“西海固”人被置入各式的生存险境当中，从而纷纷流徙于各自的命运之路。《果院》里的耶尔古拜的女人陷入的是思想出轨的险境，《旱年》里的萨利哈婆姨陷入的是丈夫背叛、无所依靠的险境，《风过林》里的“我”陷入的是身患病疾、精神迷茫的险境。这些生存险境构建了“西海固世界”坚实无比又坦荡无边的生存现实。它们不是任何单一、机械的价值意念的符号，而自足为苦难的生存本身。
石舒清对死亡的直面与书写同样是其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死亡之于人类生命的根本重要性，余虹在《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里有如此表达：“死亡不仅成了我们洞察生命的视点和打开生命真相的开口，也是使生命获得一副不可交换之面孔的力量；死亡不仅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的事实。”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第1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石舒清迄今为止最为杰出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可谓死亡书写的小说标本。马子善老人正是依赖于双重的死亡——老伴的死亡与老黄牛的死亡才达致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在人生暮年成长为一个丰盈的生命个体。另外，《娘家》里“她”的丈夫的死亡、《疙瘩山》里小姚的死亡、《风过林》里哈什目的死亡都在其各自所属的文本世界里起到了敞开生命意义的叙述功用，小说主人公的生存也因此从昏昧走向澄明。
石舒清对本真生命的执著书写其实是衔接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却比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更具莽苍的现实质地。石舒清从对苦难现实的直面到对生命本真的呈现，可谓走通了从鲁迅的“鲁镇世界”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漫长道路。石舒清的乡土小说创作吸纳两位乡土小说大师乡土书写的精髓，并将两者做了有效的艺术融会，同时又成功地回避了两位乡土小说大师乡土书写的缺陷，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书写贡献了更为丰富也更为完整的书写形态。
二、问题视野下的乡土景观
石舒清乡土小说里的“西海固世界”空间可谓狭小，却能接通广阔无边的人性与生命天地，除了依赖于其书写的对象——生存险境与死亡以外，还同时依仗了一种问题意识的介入。在石舒清的小说中，不管是小说的叙述者还是小说的主人公都会不时地陷入到一种生存的迷惘与纠结之中，并因此进入到对道德伦理、人格尊严、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问题意识之于人类生存与文化的根本重要性显而易见。西方的文化与历史正是在不断追问中才得以持续推进。石舒清让他笔下的人物不断进入到一种价值信念的危机中，进入到对生活命运的疑惑与追问中，这些“西海固”人的確也因此不断经受着生命的撕裂与煎熬，但“西海固世界”的人性与生命维度却也正是借此才建构而出。 石舒清小说创作所展现的问题意识与视野大致分布在道德伦理、人格尊严与生命意义三个层面上。
一、道德伦理问题。《果院》里的耶尔古拜夫妇勤劳节俭、头脑灵活，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且不说贫富，仅以这样一种状态活着，这两口子就能赢得人们的歆羡和赞誉。”②③④⑤ 石舒清：《果院》，《清水里的刀子》，第1、3、9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更何况，他们的生活在两人的操持与努力下确实又是富足的。耶尔古拜夫妇可谓建立了一种传统生存意义上的典范。但小说的重心却完全不是对耶尔古拜夫妇勤劳节俭、合力持家的传统家庭状态与传统民族美德的书写，而是借助于剪果枝这一日常化的事件让耶尔古拜的女人陷入到试图打破日常惯性的迷乱情思中。因为剪果枝标准的缺乏，耶尔古拜家每年都要请不同的人给自己家的果树剪枝，这给了耶尔古拜的女人接触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的大量机会。而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心里有一些火一样野烈的东西，有一些冲动需要她压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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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请的那位年轻未婚的乡园艺站的小伙子让她再也无法自持，她对他撩拨、挑逗，用尽了各种手段，只是最后因为小伙子的反应迟钝才无果而终。在小说的最后，“她侧耳向大门那里听了听，想着不知耶尔古拜又会领回怎样一个剪果树的师傅来，这一分不知道，使她觉得新鲜，隐隐有一丝期待。”
③耶尔古拜的女人的“不安分”让她无法在一种单一、惯性的价值标准下生活，她的生命也在这种“不安分”中赢取了丰富的质地，小说所充斥的她对果树开花、果枝修剪等的丰富生命感受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二、人格尊严问题。《恩典》里的马八斤依靠自己一手出众的木工活将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妻子尊重，儿女崇拜，马八斤一直活得幸福满足。但这样的生活状态在有一天却被彻底打破了。因为生活条件在整个村子的出众，他们家被选中做一个高官王厅长的亲戚。妻子与儿女都为能获得这样的荣耀感到兴奋，并做着各种精心的准备迎接认亲日子的来临，那个王厅长也成为了他们新的尊崇对象。与妻子儿女对认亲荣耀的单一享受不同，马八斤却面临了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更为根本的人格尊严的危机，因为伴隨着这样的荣耀的是其作为一个强大丈夫与父亲形象的塌毁。小说的核心内容即是讲述马八斤在人格尊严危机漩涡中的迷惘与挣扎，并以问题的方式不断呈现在文本中：“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竟是这样一个俯仰不定的人，他对自己的这种俯仰不定也有着很大的却同样无可奈何的痛恨。”④“马八斤那一刻心里很混乱而茫然，他说不清自己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主张，他有些莫名的担心，又有些莫名的振奋……”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情境中，底层人物的人格尊严是被权力阶层赐予的。《恩典》却去集中书写一个小人物面对被赐予的荣耀时的屈辱体验，彰显了人格尊严之于人类生存的根本必要性。
三、生命意义问题。《风过林》中的“我”是一个作家，因此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危机拥有一种更高程度的自觉，这也使得这篇小说的问题视野越过了道德伦理与人格尊严的层面，直接进入到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问中。“我”拥有一个让旁人羡慕的稳定工作，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这种单调重复的工作中已经病入膏肓，生命的萎顿已经成为“我”最大的生存现实。“我”所找寻到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是让世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墓地行走。也正是墓地行走打开了“我”置身其中的坚硬无比的庸常生存的缺口，让“我”的生存重获丰富的生命质地。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遍遍的生命撕裂、思想挣扎与问题探寻：“那么这样迅忽地来世上一遭干什么呢？仅仅就是要留一个小土堆在世上么？”② 石舒清：《风过林》，《清水里的刀子》，第90、10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但在墓地里待着和死有没有区别？是不是近乎一回事？”
②小说特别写到一个在坟前虔诚诵经的老女人与一个流浪一生最后孤独死去的老男人。两者的存在形态为“我”指示了终极的救赎之路，那就是对宗教的投靠与自由的生命奔走，这无疑也是陷入工业文明泥沼的现代人类的终极救赎之路。
在石舒清小说的问题意识与视野所分布的道德伦理、人格尊严与生命意义三个层面中，第一与第二个层面属于人类的社会性存在，第三个层面属于人类的精神性存在，物质性存在在其中则是缺席的。现实中的西海固在物质生存上的艰难困顿众所周知，也几乎构建了“西海固”在世人心目中的全部形象。当然，石舒清在其小说中并没有回避对西海固物质生存匮乏的书写，如《黄昏》中不管是还钱的姑舅爷还是换地的三舅爷儿子克里木在物质生存上都可谓陷入绝境，《羊的故事》里“我”的大姑姑因为一时疏忽而让家里损失了一只羊，后果是差点被父亲打死。只是小说家在对此的书写中并没有置入一种问题意识与视野，小说中的人物对此的态度也只是默默而坚韧地承受。由此可见，石舒清把物质层面的困境只是当作了一个无可更改、无需商讨的事实，并不具备被追问价值意义的品质。这无疑是对把“民以食为天”奉为信仰的民族实用主义伦理的巨大叛逆。中华民族的生存把过多的精力与时间投放于对物质性存在的追求与维护上，从而阻断了对人类生存必需的精神性维度的建构可能性。石舒清的问题视野舍弃对“西海固世界”物质存在的关注，正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对“西海固世界”生存的形而上开启，让“西海固世界”的生存葆有更为纯粹的人性与生命质地。石舒清小说里的那些陷入各式问题漩涡里的都是一些在物质生存上得到有效解决的人们，物质生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但小说家并没有因此让他们安享生活的富足，而是将他们推入超越物质层面的问题境遇中。这种“不安分”是异类的，却是真正的艺术创作所必需的。
三、内倾的乡土小说品格
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喜欢采用有限视角叙事，把整篇小说的内容都置于主人公或者叙述者的视野观照之下，加以石舒清小说的主人公与叙述者又具有丰富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宇宙，这使得其小说创作具有了一种内倾的小说品格。
在一般情况之下，表现内宇宙的文学创作都会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但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却绝无浪漫主义小说的嫌疑。原因在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主观情思对客体事物实施的是一种包裹行为，这也使得浪漫主义文学的文本世界成为主观情思的汪洋大海，而在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中主人公或者是叙述者的主观情思却是与客体事物展开了一种生命对话或者生命搏斗关系，两者是相互成就的。主观情思的贯注让经验现实成为人性与生命的现实，而客观事物的存在让主观情思获取了坚实的现实根基。 石舒清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色彩无疑是鲜明的，但石舒清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又是与众不同的。一般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都会刻意地压制或隐藏作者、叙述者或人物的主观情志，石舒清在他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创作中却是最大化地展示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叙述者的思想情感与人物的思想情感在现实书写中的巨大功用，展示了客观现实乃由主观情思构筑的独特的叙述美学。石舒清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用叙述者或主人公的主观情思去构筑其文学世界的客观真实的创作方式，当堪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石舒清这种不但不回避主观情思对客观真实的参与性而是以此作为小说书写的主要方式的做法，让他的小说创作赢取了更为丰富的客观真实性。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所展现的客观真实不再是某种单一价值理念的机械产品，而是流淌着人性与生命的温度与本真。小说《旱年》就是用萨利哈婆姨的主观情思构筑的一幅旱年景观，而现实层面的旱年却只是作为了点缀性的布景而存在。由于萨利哈在格尔木跑运输，旱涝保收，因此旱年對萨利哈一家的富足生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萨利哈婆姨的内心却陷入到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的“旱年”状态之中。萨利哈婆姨一方面安享用萨利哈挣来的钱换取的物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忍受萨利哈的背叛给自己带来的屈辱，其内心的挣扎也就可想而知。但小说并没有去一味地呈现萨利哈婆姨的这种内心挣扎，而是在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融入其丰富的心理感受，让小说的叙述空间处在一种主客交融的状态，萨利哈婆姨本人的生存品格也在这种浑融一体的生命情境中慢慢走出凄苦，走向升华：“其实细细看，这院子里的生命还是很多的。渐渐地不但不觉得寂寞，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充实。”② 石舒清：《旱年》，《清水里的刀子》，第201-202、205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谁也说不清这丰富的声音究竟有多少零碎的声音组成，谁也说不清这么多声音汇合一处为什么一点也不显嘈杂，反而使人静谧，使人深沉，使人喜悦地融化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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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舒清的这种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其实是完整呈现了客观真实的生成过程，而非对于产品性的客观真实的单一呈现。不管是《果院》里的耶尔古拜的女人的道德伦理层面的生存现实，《恩典》里的马八斤的人格尊严层面的生存现实，还是《风过林》里“我”的生命意义层面的生存现实，都始终浸润在他们各自的主观情思之中。也正是借助这种个人主观情思的投放，他们各自的生存现实才分别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类单纯的道德伦理理念、人格尊严理念与生命意义理念的有效突围，展示出一种丰满的生命形态。之所以《果院》不是一篇道德小说，《恩典》不是一篇社会小说，《风过林》不是一篇哲学小说，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石舒清具有内倾品格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无疑开拓了小说创作一种新的写作路向。虽然石舒清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并非篇篇都是精品，但1969年出生的石舒清可谓正处于创作的盛年，可以期待，他在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向上必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小说杰作。
【作者简介】尤作勇，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