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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坚定，极端无趣
鲁豫的新书像是对关于她的网络梗的回应，《还是要相信》。听着有点鸡汤，但放在被卷无止境的工作、防不胜防的恋人和跌了又跌的基金填满生活的今天，这碗鸡汤变得恰到好处，咸淡适宜，让人能在她推崇的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里歇一歇。
结识超过20年的好友、演员柯蓝说她生活马虎，在家里懒散起来，微信运动一天不会超过10步。她近乎自闭地生活，不养狗不撸猫不种花，也不会做饭及收拾房间，生活日常就是看书看剧。
出了家门，她也在工作之外尽力和世界保持距离。不开微博，去电影院看电影永远坐在最后一排。尽量不化妆，夏天永远是长长短短的牛仔裤搭配不同的T恤，裙子大概只穿了两三回，身上一点配饰也没有，以至于有不明就里的人见她这般素朴，怀疑是在修行。
生活寡淡，不会冲浪滑雪跳伞打高尔夫，也不鼓吹多么享受独居生活，少了插花烤蛋糕练瑜伽，日子还是照样能过。她在书里说：“我有点天真，没有按着大多数人的步伐走，有些自己的坚持。偶尔高兴，觉得还行，情绪低落时也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凄惨无比，但事后扬头出门又是一条好汉，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3月1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到场的杨澜说，看完这本书，能获得一种坦然做自己的宽慰感，“多大点事儿啊，不必特别努力地被迫满足别人的期待，我也可以这样活，安心自在做自己，不要被别人掌控。”她羡慕鲁豫的少女心，新书封面照片，仍然眼里有光，“特别像大学生”;也羡慕她的佛系，永远让自己处于主流的边缘，“别人都风风火火做直播，她却能安心在窝里趴着。”
但在大众视野里，这份“坚定的自我认同”更多时候呈现出来的似乎是包袱过重的紧绷——不轻易更换发型，按粒吃饭、注重形象的主持人，能跟洒脱扯上什么关系呢。她承认自己自控力超强、韧劲十足，但“不知是该绝望还是骄傲”，她百分之百地确定，“我是那种无比坚定、可能也是极端无趣的人。”
她也想过冲动一把，过另一种人生，看完《女作家与谋杀案》想去住缅因州海边的小房子;看完《骇人命案事件簿》觉得英国乡村的路边也不错;到了《孤独的美食家》，又心生搬进东京公寓的想法，甚至连出门是要骑车还是坐地铁都有了规划。
幻想维持不了太久。“在缅因州海边宁静的小渔村骑车，车筐里放一捧鲜花水果的日子，能坚持几天呢？锁上自行车，把鲜花水果拿进房门之后，我该如何打发时光，做什么？”她想起大学时上外教课，老师要求用“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无所事事）”造句，全班异口同声：“We are not good at 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我们不擅长无所事事）。”
“谁的人生不是一堆麻烦，不过是相互取暖”
谈及年龄，她没有过来人的沾沾自喜，也不美化变老的过程，“没有皱纹肯定是更好的”，她坦诚地告诉年轻人，该有的焦虑依然会有，“但是你要明白，不同的年龄你的确会遇到不同的事，风光真的是不一样。”
如今年过50的鲁豫，开始接受“有所怠，有所憾”才是人生常态，能够光明正大地无所事事，懂得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以前，被问到“要是看见恋人点赞他人朋友圈却不回微信，你会怎么办”，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魯豫回一句：“去死吧！”现在设想同样的场景，她依然会不爽，但马上一笑置之，明白要给对方空间和信任，也要对自己有自信;面对邻居阿姨每次见面时都要问“什么时候要孩子”的关切与催促，不再尴尬地回以礼貌的微笑，宁愿不得体地当场翻脸，也要让自己畅快。
“对我今天的样子，我谈不上有多喜欢，但已经接受。当然，我还没有与生活、与自己和解，但心里已不再那么慌张。因为曾经发生的一切，无论多糟多傻，都把我带到了今天。”逐渐释怀，婚姻破灭不可耻，独身不可耻。在珠海看着为格力员工新建的宿舍，她问董明珠，单身的员工为什么不能分房子，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
她不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相反，对爱情，她依然抱持着不加遮掩的期盼。逛街时，看见只买一条毛巾的闺蜜，她会忍不住用脏话数落对方：你生活中就不给自己和别人留一点可能性是吧！“多买一条毛巾，承认一个人的生活没有那么自给自足、怡然自得，有时也会惶恐、怅然若失，那么，就有摆脱独居生活的可能性。”
这些经历被写进新书，作为这两年来她对读者、观众问题的回应。前来请教的多是身陷情感困惑的年轻女性，“这些问题，倘若她们不问，我也不会去想。恋爱是要去经历的，纸上谈兵没什么用，别人的鼓励和参与也要警惕。”
鲁豫并不好为人师，“哪有什么解决方案，谁的人生不是一堆麻烦？所有麻烦、痛苦，除了死等时间给出答案，哪有其他的办法呢？那些来信不过是絮絮叨叨地说，我的回信也不过是絮絮叨叨的陪伴，相互取暖而已。”
享受生活中放慢的电影镜头
分析自身经历后提出的建议总比空讲大道理来得有诚意，许多读者与跟她相交较浅的陈铭都有一样的观感：以前看鲁豫，总觉得散发着淡淡的疏离，如今在书里感受到了真实的人。原本就亲近的杨澜则喜欢书里的大白话和烟火气，为姐妹大方写出“如果恋爱，我肯定是个重色轻友的人”而拍手叫好。
很长一段时间，鲁豫都活得比较拧巴。作为游客，她希望能像某个在纽约街头被激怒后的本地人，声色俱厉大喝一声“I’m walking here！”但不敢;面对伴侣，她没吵过架，没扔过东西。唯一一次，在酒店房间忿忿地扔了手机，结果地毯太厚，声音都没听到，一个人尴尬地发了会儿呆，又默默捡起。心里对自己失望至极，“为什么本能地扔到地毯上，而不是墙上、镜子上、窗户上，我的天性是有多压抑啊。”
关于她为人拘谨的传言，说得最多的便是她每次吃饭，都克制米饭的粒数，5粒、7粒、9粒，各式版本她都有耳闻。有一回，在书店排队结账时，更是亲耳听见前面的两名顾客聊起关于减肥的话题，说鲁豫一天只吃三粒米，一餐一粒！她戴着口罩，想到刷卡时签名将被售货员认出的尴尬，犹豫着将信用卡又塞了回去，微信支付也不利索，只好叫附近的同事来付钱。她在发布会上讲完这段经历，杨澜说，你要不趁今天澄清一下，到底是不是只吃几粒。还没等她开口，柯蓝在一旁拆台，“二十多年前，你就说，我们一定要瘦！永远吃饭的时候就吃上面几颗米！”
北京坊的Page One书店里，台上三位老友回忆过去，有说有笑，但在面对“你愿不愿意回到20岁”的问题时，都不假思索地摇头。饱满的苹果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杨澜说，“那时候多惨，多么焦虑和困惑，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鲁豫也同意时间的魔力，“今天的事，以后看什么都不是事。”她再一次引用纪录片《女爵印象》里四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女明星在谈到最想对年轻时的自己说什么時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的回答，“When in doubt，don’t（不要怀疑）。”她希望自己能早些明白这一点，年轻时她一直嫌弃自己的圆脸，暗自觉得没有当时已经很红的杨澜好看，过了许多年才发现，“圆脸挺好的，特别可爱。”
从事人物采访近20年，她尤为好奇戴安娜、三毛、张爱玲、山口百惠这些传奇女性的跌宕人生，发布会当晚，也兴奋地和大家分享刚刚在书架上随手翻到的一本关于贝当古（女政治家，曾任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被绑架六年才获救）的自传，“人生这么戏剧性，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她也能逐渐接受自己相对来说非常平淡的生活，且感知到其中的意义。疫情后期，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危地马拉作家爱德华·阿尔丰受《纽约书评》邀请写的疫情日记十分打动她，作家写道，“哪怕巴黎的疫情最糟糕，所有的药店都关门，口罩也买不到，消毒水也买不到，但是我相信在凌晨4点一定会有面包师在烤面包，也一定会有人在面包刚出炉的时候把法棍夹在胳膊底下掰一口。”
这段话让鲁豫明白了生活的原动力。疫情期间在家隔离，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异常缓慢沉静，朋友圈也不再活色生香。生活像是被放慢的电影镜头，一切从前忽略的琐事都被放大。她照常待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唯一的变化是工作比以前少了，终于能腾出时间自己下楼收快递、取外卖。有一回外卖的面包送错了，鲁豫回拨电话，对方吼道，“谁让你刚刚不接电话的”，她一时委屈，“我不是得干活吗。”
“那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这种对话很扯，但我现在很喜欢这些东西，它是生活当中特别真实的存在。”疫情期间，这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与人际交往在她眼中无比可贵。从小，老师常在评语中建议她要加强群众关系。长大后她明白，“人慢慢长大，都是从散养状态变成圈养，慢慢接受驯化，接受你要融入社会主流，接受某种规矩。我愿意融入主流，但在主流当中我仍然保持自己小小的空间，这是我一直的状态，可能是很多人的那种状态——每个人参与生活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人负责讲话，有的人负责微笑倾听，我是这个样子，也做不成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