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北美电影市场竞争有多激烈，能进入票房TOP10是很不容易的事，纯外国制作的电影就尤其如此。但近日北美票房TOP10中竟一度有两部纯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和《巴霍巴利王.下-终结》，成绩十分可观。
　　一位本地中文电台专播娱乐节目的朋友称，印度电影在北美乃至世界的票房都不错，因为“北美印度人都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来看电影的”。
　　“一大家子文化”
　　的确，我在非洲、在北美接触过许多印度人，他们都是“一大家子”的。
　　记得当初在贝宁经商时，许多客户都是印度人，因此和印度商会走得很近。有一次，几位印度商会的朋友登门拜访，为他们的子弟学校募捐，并表示“下次你们中国子弟学校募捐我们也会帮忙”，我苦笑一声——在贝宁经商的华人不是光棍男、便是光棍女，要么两地分居或恋爱无门，连家属都没有，又哪里需要什么子弟学校？
　　听我这么一说，几位印度朋友纷纷表示“不理解你们中国人”，因为他们可以走到天涯海角，但“一定要一大家子一起”。后来和他们熟了，发现果然如此，稍有实力的印度商人（甚至他们的高级伙计）都是拖家带口的，而且子女往往特别多，租房都要特意选择房间较多的那种，子弟学校是必然要办的，老师有的是家属中曾任过教，有些则是就地聘请（许多是印度裔），甚至还见过专门从印度国内聘请的——“几家子凑凑就够了”。
　　和不少印度朋友聊过，对这种“一大家子文化”，他们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这种模式让很多看似混乱的地方“不至于乱到家”，而且对净化基层社会氛围、家庭成员间互帮互助，落实一些行政体系内的政策（比如前几年印度首次进行身份证登记和发放，如果没有“一大家子文化”的助力，恐怕就难以完成）；另一方面，“一大家子文化”又让许多陈规陋习得以保留和发酵。笔者儿子的一位同学是印度-华裔混血儿，我曾到他们家做客，和同学母亲（香港裔华人）谈及此事，她表示“那边一大家子歧视妇女的风气太厉害，我是不敢再去印度婆家住了”。
　　男女有别
　　这位同学家长对印度家庭中歧视妇女的风气心有芥蒂，其实她的先生是在美国出生的，是个受过高等教育、乐呵呵的好好先生，甚至参加过几次呼吁尊重妇女权益的签名联署，但这位好好先生也坦言，传统的印度家庭，男性的地位“在九天之上”，而女性则“在九地之下”。
　　《奔跑吧爸爸》里的这位爸爸对女儿们态度严厉但有分寸，即便如此，一些重视女权的朋友仍不免觉得“有些过分”，但在印度本土的许多家庭里，女性的地位要低得多：在农村，相当多男性是不做任何家务活的，这些都会交给妻子们和“长大”的女儿们（这个“长大”经常只意味着十一二岁），在非洲时一位印度来的老师告诉我，如今印度政府在普及中小学教育方面比过去功夫下得多，情况已有很大好转，但即便如此，“倘若某个村子或大家族仍有孩子失学，那这个孩子多半是女孩”。
　　很多了解一些印度风俗的人，都听说过“女孩因凑不齐嫁妆被娘家烧死”的悲惨故事，如今时代在进步，“嫁妆不够被烧死”的事已较少听到，但“嫁妆风俗”依然根深蒂固，女孩出嫁时倘若嫁妆欠丰厚，婚后会在新的家庭“抬不起头来”。
　　曾有一位印度朋友在我向她询问“为什么你们印度电影电视里的情节就是整天唱歌跳舞谈恋爱”，她表示“印度人天生喜欢歌舞，至于恋爱，正因为现实中很多年轻人没有机会自由恋爱，他们才会对电影中的恋爱情节如此着迷”。
　　许多印度朋友都表示，即便在许多大城市，多数印度人的婚姻也是通过亲戚和媒人来介绍的。虽然从法律上，印度已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实际上在家庭中这种种姓观念往往根深蒂固，且印度的种姓并非我们所熟知的“四等五级”，而是大种姓套小种姓，非常繁琐复杂，很多爱情悲剧，都是一对青年男女两情相悦，却分属不同种姓，结果“棒打鸳鸯两离分”。
　　当然，毕竟时代变了，在很多大城市的中产社区，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我曾认识的一位印度朋友来自号称“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据他介绍，当地许多在IT业发展的年轻人，就不太受这些陈规旧律的束缚，“想怎样就怎样”，家里也甚为开通，而另一位朋友则坦言“恋爱受干预大不了移民么”。 　　“两个印度”
　　這些表现得很洒脱的印度朋友，大多来自所谓“两个印度”中更富裕、更高文化的那一个。
　　所谓“两个印度”的说法源自有人将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形容为两个国家：1亿城市精英，和12亿城市及农村赤贫。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层面上并不交集：经济上，印度经济已持续多年高速发展，但城乡就业率停滞不前，都市贫民窟和广大农村贫困依旧，受教育率也停滞不前；政治上，印度号称全球最大民主国家，努力争取国际言论空间，但这样一个国家却依旧维持着古老的种姓制度，仍然有成千上万的贱民，从事着世代从事的“低贱工作”，除极个别外永世不得翻身。
　　印度虽然经过长期发展，一跃成为南亚大国和“金砖”之一，但经济增长并未能给国内大多数人带来福音，号称新兴大国的印度，文盲率甚至高于许多非洲贫困国家，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赤贫人口，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在国大党长期治理下，印度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贪腐盛行，国内治安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落后，原本兴致勃勃涌入的外商、外资，又被朝令夕改的政策和低下的行政效率吓跑。
　　正是这种“两个印度”的反差，让所谓“印度式家庭”也变得两极分化：有人说“印度家庭厨房里弥漫着咖喱味，不关门别人就无法走近，没有厕所，就算有也是简陋蹲坑，旁边有个飘着水舀子的塑料桶，是用来便后洗手的——因为没有手纸”；也有人说“印度家庭整洁明亮，厨房和欧美一样是开放式的，厕所用抽水马桶，虽然的确不用手纸，但装备了非常精致的洁身器”。这两个“印度式家庭”哪个是真实的？答案是“都是真实的”，只是前者是“草根印度”的家庭，而后者是“精英印度”的。
　　传统上，印度家庭普遍存在宿命意识和来世思想，认为自己的贫穷和不公正待遇是“上辈子没修好”，只有“忍耐、苦修”才能在下辈子结束这种苦难的命运。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一些“明星城市”的快速发展、膨胀，让原本畛域分明的“两个印度”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大都市里贫民窟和豪华社区的全压交互，令印度出现越来越多“靠近精英家庭居住的草根家庭”，而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意识的觉醒，则让年轻一代的草根家庭成员不再满足于“下辈子投胎精英家庭”——他们觉得有些梦想这辈子就能实现，当然，要靠自己的斗争和努力。
　　这种情结体现在印度电影里，就是著名的“班加罗尔节奏”——更自信、更现代化，家庭不再那么大，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而《摔跤吧爸爸》虽然切入点不同，却同样表现了一个“中等”印度家庭靠奋斗、拼搏改变生活的“鸡汤类励志”故事，没有神迹、没有婚姻交换，更没有实在不能自圆其说时从天而降的冗长歌舞，这类“新型印度电影”的出现和流行，或许揭示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在印度开始。
　　“两个印度”的交错也催生了另一种情结：反精英主义。
　　在这派“草根印度”家族成员看来，正是“精英印度”让他们的生活如此窘迫和绝望，而要改变这一法则，靠努力、奋斗都不现实，只有让“精英印度”消失才行。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将选票投给低种姓的莫迪，和主张民粹主义的印度人民党，而另一部分则对“种姓虽低却不再贫穷”的莫迪等新贵也不信任，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街头抗争”上。
　　当然，“第三条路”也有人选择。
　　这些人并不在意自己的低种姓，相反，他们竭力利用政府对低种姓的某些倾斜政策，为自己争取某些“特殊利益”，并因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尽管在其他同伴看来，这种“特殊利益”不免有嗟来之食的意味；这些人竭力表现得“不屑”“精英印度”成员的生活方式，竭力渲染、突出自己“草根生活方式”的某些“闪光点”，以表明“其实我过得也很好”、“我还不想过你那样糟糕的日子”。
　　有一部印度老电影里，一对在孟买白领圈吃力打熬的年轻夫妇生活得步步艰难，女主角的父亲住在乡下破烂的土屋里，却神气十足地对女婿炫耀“你老婆在婆家时洋娃娃都比她现在住得地方大”——这或许就是“第三条路”在电影中的生动表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