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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题
差不多20年前，也就是2001年初，那时，我刚退休，就想写一篇关于稿费的散文。
稿费，古称“润笔费”，意思是说，以墨或颜料湿润笔之毫端，使不干枯，其实就是指诗文书画的酬劳。这一儒雅说法，始于晋、宋，盛于唐元和、长庆年间。说润笔而不说酬金，是一种委婉。今人爽快，不再说润笔，干脆说稿费。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无论中外，凡舞文弄墨者，不管是大作家、小文人，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都关心稿费且必定与稿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以“稿费”为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写本书。我非名家，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学爱好者，若谈稿费，充其量只能谈一点基层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感受，写当今中国文坛稿费情况并不称职;但我居然动了写这样文章的念头，是因为我的写作身份多少有一点特别。直到不惑之年，我与满眼皆是的普通文学爱好者差不多，在小县城写些小文章，得点小稿费，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去单位，下班回斗室，日子就这样过来了。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沾改革开放盛世的福泽，居然于1984年秋从苏北高邮，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来还当上处长，与豫剧表演艺术大师牛得草先生在《七品芝麻官》戏中塑造的知县唐成一个级别。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此生有机会到省里当上文艺界的七品芝麻官，直到退休。正是调省工作以后，我的交际得以扩大，我的眼界因之拓宽，结识了那么多大作家，有了与全国许多省市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机会，长期耳闻目睹、耳濡目染，仅从稿费角度，也长了大见识。退休之后，时间宽裕多了，回望自己走过的业余写作之路，想到自己因写作，特别是因稿费引起的是非曲直，忽甜忽苦，忽悲忽喜，有时竟泪湿衣衫，不能自已。
在当代中国，稿费既有如其他国家一样的本来意义，稿费就是写稿的劳动报酬，却又包涵国外文坛、出版界没有的，让国外拿稿费的同行难以想象的巨大而丰富的政治意义。就是因为稿費，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的大小文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一言难尽欲说还休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因此，我写以“稿费”为中心词的散文，醉翁之意自然就不完全在“稿费”，而是以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经历为串联线，通过稿费，写我，写我了解的文坛，兼写我经历的、我理解的有关现实生活。如同我在一篇述志短文中写的：“岂望有鸿篇巨制替时代留影？唯愿以率性之作为岁月写真;怀悲悯之心看人间百态，以赤诚之情记尘世见闻;挥毫忌矫情之语，建言诫诛心之说;求自得其乐于前，耻追名逐利于后”。在写作中，我将努力务求真实、真情、真诚！为严防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我个人所写的一切，在事实真伪、道义道德等方面自然全权负责;引用非我个人经历的材料，尽可能像写学术论文一样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证。
20年前就想写的文章，直到今天才付诸行动，是因为退休之前，有那么多本职工作要做，很难定心写作。迟写了20年，也有好处，既是所见所闻大大增多了，更重要的是围绕稿费所思考的问题也深刻了些。1959年年底，我在上海《萌芽》杂志发表处女作，到写这篇散文的2019年，正好60年。因上述原因，故将题目定为：《亲历稿费六十年》，另加了一个副题：“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酸甜苦辣”。
敬请文艺界和读者朋友明鉴。
第一次，是稿费帮我读完了大学
我因为爱好写作与稿费结缘，当我年届八十回顾漫漫人生路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我迄今为止正好60年的写作生涯中，稿费一次又一次帮我渡过了难关。而在这过程中深化了我对稿费的认识。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曾经想中止中文系的学习
1959至1963年我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4年中，那正是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一个让全民族刻骨铭心的饥饿年代，家中无法支持我一分钱，我幸赖微薄的稿费收入，总算磕磕碰碰读完大学。
1959年末，我第一次在上海《萌芽》发表一篇千字文短论。那天，上午的课程听完后回宿舍，经过学校“工”字形办公大楼底层的收发室，无意中一眼瞥见通知领取挂号信件的小黑板上有我的名字。起初，我以为看错了，因为平时没有人寄这类信件给我，又仔细看了一眼，不错，是我的姓名。赶紧领取，看到是《萌芽》杂志寄的汇款单，我的心迅即狂跳起来，明白：我寄给编辑部的稿件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当然也是第一次拿稿费，虽然仅6元8角钱，但在我眼中却贵过千金。从传达室领取了稿费单后，没有立刻去小邮局兑成现金，为的是把这张生平第一张稿费汇款单多看几眼，下午才去小邮局拿钱。钱还没拿到，就已经考虑了用场，首先是还债。有时实在需钱用，家中没钱寄我，只能向同学借，虽多为一元钱、几角钱的事，借钱的同学也一再说“不要放在心上”，总归要还的。其次，有两本老师早就推荐的书必须去书店买下。这两件事做好了，还略有余款，我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文昌楼，那里酒楼饭店不少，只能到一家小饮食店，花一角钱买了一杯热牛奶，进店坐下，慢慢饮完，算是自我犒赏……
处女作发表后，我对文艺评论的写作兴趣迅速上升，越发勤奋了。那一个时期，我的生活除了睡觉，就是听课到教室，读书到图书馆，三餐到食堂，真正的“三点一线”。我的座位基本固定在报刊阅览室西北角——其实，要说座位，是东南角最好，特别是冬天，容易享受阳光。即便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建房造屋时，也懂得选择东南方向，他们说“有钱难买东南角”。我选择在阅览室的西北角，是因为那里最靠近存放报刊的书架，看到管理员更换新到的报刊了，我可以捷足先登。我每天到图书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就大量翻阅不断更新的报刊，寻找写作目标。我特别注意新到的文艺杂志发表的新作的位置，我知道，编辑部每期对重点作品都会有明确的暗示，要么安排在前面，要么用黑体字标出来。
这一天，1960年3月号《文学青年》杂志到了，管理员刚把杂志放到阅读架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抢到手中。这家杂志当时由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主办，在全国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影响不俗，当时文坛有“南有《萌芽》，北有《文学青年》”的说法。就在这一期的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在砂场食堂里》的小说引起我的注意，连读几次后，我写了一篇千字文的短论，当晚推敲再三后，迅即用稿纸誊清，第二天跑到学校东大门的小邮局寄出。仅仅一个多月后，在5月号的《文学青年》特大号发表。我收到第二笔稿费7元，比《萌芽》的稿费多了0.2元，别人看不上眼，我却看作是可喜的进步。 就在我信心十足地努力向前时，家中的来信像专报不祥消息的乌鸦，一只接着一只“哇哇”地叫着向我展翅飞来。记忆中，那个时期父亲写的家信总是诉说经济困难问题。父亲从暗示到明说，从委婉到直白地挑明，内容大同而小异。他多次这样写道：家中真的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和村中大多数人家一样，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找吃的填饱肚子。父亲在信中说：“好在你读的是师范，吃饭不要钱，这个大的生活问题有保证，真的很好。但是，你平时零用钱什么的，今后恐怕连找一分钱给你都有困难了……”
读着这些话，我难受极了，赶忙回信宽慰父母，还编假话哄他们：“上大学就如同当兵，政府对大学生安排得十分周到，不需要零用钱……”
说完这些话后，我真的有点犯愁。幸亏吃饭不要钱，可是，日常生活，总不可能一分钱都不用呀！过去，没想过这个问题，如今，我得认真地想一想了……
还没有等我想出什么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又一个现实问题放在全家面前。弟弟即将初中毕业，一直认为“养儿不读书，就像养条猪”的母亲，虽然依旧咬牙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小儿子读高中！”可是，家中的锅早在“大跃进”时砸碎献给国家大炼钢铁去了，公社大食堂解散后，家中重买了新锅，现在，就是砸了卖，也值不了几个钱噢！
懂事的弟弟年纪虽小，头脑清楚：“现在保命要紧，一切唯此为大！”他明确表态，初中毕业后就回家，不再读高中，全家咬牙支持哥哥读完大学。
那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到天亮，总算想出一个办法了。第二天早饭后，我借口身体不好要去校医室看病，请了半天假。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写了份“申请由中文系转入中文科学习”的报告。我想，读中文系要4年，改读中文科只需2年，而且已经读过一年了。我只有早点参加工作拿工资，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帮助家庭的办法了。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中文系团总支书记陆义和同志，接过我的申请书，看了又看，没有立即讲话。他思考了片刻问我：“你要求转科学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庭困难么？”
我说：“是的。家中太艰难了，我无法安心读书。”
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又问我：“就算我们同意你转科，能解决家中困难吗？”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
陆书记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正面临重大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战胜暂时的困难共渡难关……”
他说的这些话句句在理，但最直接击中我心的，是他接着说的一番话：“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啊！入学以后，你努力学习，进校还不到一年，已接连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同学看得清楚，老师更高兴。每次编辑部来信征求组织意见，我们总是及时、郑重地回复同意发表，这都是对你的关心与支持啊！多学习两年，会得到更多的知识，你也一定能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算面前有一座大山，你也要咬緊牙关，克服困难越过这座大山，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
我第一次从陆书记的讲话中知道，原来发表稿件是要得到单位领导同意的。他的讲话中有道理，但不空洞;有鼓励，但不是喊口号。我陷入了沉思，没等我说出什么，陆书记说出我心中的想法：“家中经济困难怎么办，是不是？”他帮我分析：“像你这样家庭困难的不是少数，要相信党和政府决不会不闻不问。其实，你的父母也不会指望你早点结束学习，他们肯定希望你安心学习，更加努力上进！”
看到我不停地点头，陆义和书记心中有数了，他看出我是那么热爱读书与写作，心里其实也舍不得放弃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他自然地把申请书退还给我，我虽然有点迟疑，但还是接了过来，转身想走。陆书记喊住我，字斟句酌地说：“对你个人困难的实际情况，我们研究一下，会给予你适当助学金，数字不可能多，聊解无米之炊而已，希望你理解，珍惜。”
第二天，班干部就通知我：从即日起，每月定期给我发放助学金2元以作零用，你补一个申请书，送到中文系办公室。
我点点头，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杯水车薪之际，我想到挣稿费，想到了普希金的“财富论”
说老实话，从陆义和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后，后来又有了每月2元的助学金，觉得也可以凑合着生活了。虽然我不再想转中文科学习的事了，可是，想起家中的经济困难，依旧心事重重。有个想法顽固地盘踞在脑海中驱赶不走，纵然我横下一条心暂时不顾家里（也无能力顾），可还要读3年书呢，再节省、刻苦，毕竟还有许多用钱的地方。现在，每月有了2元钱助学金，算得上雪中送炭，要是再多一些，哪怕再多一二元钱就好了……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一二元呢？
想着，走着，走近“工”字形办公大楼了，传达室就在眼前，那是我第一次领稿费单的地方啊。我突然心中一动：挣稿费！这想法如电光石火在眼前刚一闪过，一种难以与他人言说的羞耻感，轰然一声在脑海中产生！我才写一两篇小文章，怎么就有了为钱写作的念头？我知道，反右斗争中，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受到严厉批判，其中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他“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呀！
虽然这想法刚刚产生。我忽然觉得，每个人都一眼看穿我头脑中这不光彩的念头。我下意识地看看周围，还好，从我身边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从这以后，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像实力相当者在我脑海中争斗，很长一个时间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这两个想法是那样对立，如同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可是，对我来说却都具有难以一口否决的说服力。我迫切需要把一个重要问题理出头绪，想清楚，尽快得出一个明确的认识，以后就遵循这个认识去生活、学习与写作。这个认识，说白了，就是：拿稿费究竟是罪，还是非罪？
起初，我没有深想就认定这是罪！从小到大，党一直教导我们大公无私，廉洁自律，视金钱如粪土，怎么能为钱写作呢？把写作与钱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可是，我再转念一想，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所写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编辑部按规定发给的稿费，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这一切何罪之有？ 这样一想，心里稍安些，但仍然不踏实，还不足以完全说服自己。可是，再看看我囊中羞涩的现状，想到家中困难到无钱买米下锅，连向正在读书的我提供一分钱零用都有困难，我通过写稿挣点钱不偷不抢，不可以吗？我安慰自己：至少在当前非常时期，这是唯一一条我可以试一试的活路，除了写稿，我没有一种能挣到一分钱的薄技！
突然，我想到高中时代就听到过的、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大同小异，其中一个说法给我印象最深。他曾经自豪地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自己有一个永久的资金来源。当一位富家子弟在他面前炫耀财富时，普希金微笑着回击他：“不错，你是比我阔气，但只能靠府上寄钱给你，就这样，你有时还闹穷;而我却有着永久的资金来源，那就是36个俄文字母。”
我当然知道，一个初出茅庐，刚在文坛学步的文学爱好者，将自己与普希金联系在一起说事，多么不伦不类。但是，想到普希金凭36个俄文字母写作，并说成这是“永久的资金来源”，这故事当时确实对我产生巨大的说服力。我想，连世界文豪普希金都骄傲自豪地、光明正大地在人前公然说：可以通过写作挣钱，何况我等区区无名小辈乎！
长篇论文在《上海文学》发表，广受关注，学校奖励我两本稿纸
我在扬州师院读书的4年中，大大小小共发表三四十篇评论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近万字的《谈袁鹰的儿童诗》，刊登于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
记得那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在去学生食堂吃饭的路上，走在我后面的两个邻班同学，快走几步赶上我，问：“你就是陆建华吧？”我点点头。他们又问：“你是不是向《上海文学》投稿了？”我心里一动，反问他：“你们怎么知道的？”两人互相看了一眼，热情地对我说：“祝贺你，你的大作发表了！”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们说：“你还不知道？今天到的京沪两地报纸都刊出第6期《上海文学》的目录了，你的作品排在评论栏目的前面呢。”
听到这好消息，我能不激动吗？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菜吞下去后，赶紧去图书馆查报纸。呀，不只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就连《人民日报》副刊版下面的广告部分也发布了6月号《上海文学》的目录，我写的《谈袁鹰的儿童诗》作为重点稿名列其中。
这消息很快在校内传开了。那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听到后面有人悄悄说：“在角落最左边、白衬衫的右肩破了的，就是陆建华。”
几天之后，全校2000多名师生在风雨操场集会听某重要文件传达，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孙蔚民院长在最后讲话时居然提到我，他激情洋溢地说：“一个进校不久、才读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最近在《上海文学》这样全国性的名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评论，可见我扬师院人才辈出啊！”
又过几天，学校党委办公室约我去谈话，丁让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中等个子、长相清瘦、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开始就说：“院领导对你这次在《上海文學》发表长篇评论很高兴，也很重视。院领导指示我与你见面，是希望你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以此为新的起点，努力争取更好成绩。”激动之下，我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这次勉励式谈话快结束时，丁让同志从他的办公桌抽屉内取出两本稿纸给我。我记得那稿纸每页300格，质量很粗糙，暗黄发黑，每页印有“扬州师范学院”字样。我觉得很珍贵，并暗想，这就是奖品吗？
告别时，我感觉他还有话，但最终没有说。与我握握手后，他客气地说：“以后有事，我们会联系你的。”
我很快就知道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了。仅仅过了一天，《扬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就正式通知我，根据院领导指示，把我刚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评论文章，增补收入已经定稿，正准备下厂印刷的《扬州师院学报》中。当时学校刚由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作为高校必有的“学报”匆忙上马，文科、政治、理工的学报统一编号，这期轮到中文系出刊，编号为“1961/11”，看上去，会以为是今年的第11期，实际上，文科学报才出一二期，刚起步。在学报上发表的都是老师的文章，收我这个学生的作品，大约是第一次，这是一种荣誉。看来，丁让同志约我谈话时，已知道院领导的指示，或许还未最后确定。可见在院党委部门工作的同志说话是多么谨慎。
《扬州师院学报》遵照领导指示在学报上转载了《谈袁鹰的儿童诗》后，给我发了6元稿费。发稿费的工作人员姓齐，他问我：《上海文学》给你多少稿费？
我告诉他：将近60元。
他吃了一惊：呀，这么多？我一个月的工资也没有这么多！
我理解他的惊讶。心里想，这稿费，你想到的是比你一个月的工资多;我这个经常囊中羞涩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喜从天降雪中送炭噢！
有一个至今记得的趣事。那次，在传达室领取《上海文学》寄来的稿费汇款单时，收发员老金对我说，你已不是第一次领汇款单了，这次稿费那么多，你必须盖上自己的私章。我说，我从来没有用过私章呀。老金说，你找刻章店去刻一个呗。我心想，刻一个私章肯定得花不少钱，这该怎么办呢？同班一位爱好篆刻艺术的孙某知道了，他说：这事交给我。一会儿工夫，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一段山芋，三下两下切成私章样，然后又雕刻上“陆建华”三个字。我就用这特别的私章，到老金处顺利地领到稿费汇款章。
此生母亲给我恩德无限，她却将这20元稿费看成价值万千，每到期末，我比别人多一分忙碌
准确地说，《上海文学》发给我的稿费是57.5元。这在当时来说，不是小数目，但说实在话，我心中并没有像第一次拿到《萌芽》6.8元稿费那样心潮澎湃，因为毕竟不是第一次拿到稿费;所以也没有想到犒赏自己，哪怕买一杯牛奶喝。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赶快先给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家中寄些钱。
扣除了必需的还债钱，留了下学期开学交的书籍费、买参考书等种种支出，还想到稿费不是工资，下一次的稿费还不知在哪里，也得留一些备用钱，以维持日常最低标准的生活开销（顺便说一句，自得到这笔数字颇大的稿费后，我就放弃了每月的2元助学金）。这样，一算再算反复算了后，给家中寄了20元，同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这是我刚挣到的稿费。 乡邮员把我的汇款单送到我的农村家中时，母亲以为送错了。乡邮员笑着说：“汇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是你的儿子从扬州寄来的，怎么会错呢。呶，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父亲戴上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字读给母亲听，母亲弄清楚这笔钱的来源后，激动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她对父亲说：“儿子一个人在扬州读书，平常总有一些小开销，他难得挣到这一笔大钱，就是给我们寄点欢喜钱，也不该寄20元啊，多了，多了。”
当时，家中正穷困得揭不开锅，接到这20元钱，真像老百姓说的，好像走路跌跤，拾到一个金元宝。母亲并没有立即去乡邮政所取钱，她想把汇款单留着，甚至永远留着。她对邻居说：“看到这汇款单，就像看到儿子的一颗心啊”。乡邮员三天来一次，看到母亲还没去取款，劝她：“大奶奶，现在还是活命要紧呢，快去把钱取回来救急吧。”……
我给家中寄稿费的事，很快在村中传开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稿费，以为我已经参加工作当干部拿工资了。不断有人来问母亲，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自然心中充满了欢喜。她说：“现在人人缺钱，都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可怜我家老大，他一人在外，除了吃饭不要钱，就连买张草纸都要花钱。我们现在没法支持他一分钱，他自己好不容易花费心血写了篇文章，难得拿到一点稿费，却恨不得都寄给我们，我们真是又欢喜又难过啊。”
后来我知道母亲说的这些话后，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母亲啊，你此生给我恩德无限，我只不过才给你寄20元，你却觉得这区区20元价值万千！
坦率地说，为了战胜贫穷、通过挣稿费度过后来史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却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一次从《萌芽》得到6.8元稿费后，让我萌生了挣稿费的念头，收到《上海文学》发给我的这笔数字不菲的稿费，则进一步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可是，这稿费容易挣吗？当时报刊少，我是初涉文坛，加上平时学习紧张，写稿只能课余进行，向外投稿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碰运气。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强调又红又专，怎么可以为钱写作呢？一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同学，不明白穷学生的苦处，也很可能把我的勤奋写作、即使不看成走白专道路、也容易认为我至少境界不高。
为了能实现自己心中暗定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我盘算了一下，每学期至少向外投稿6次以上，有一半刊用就是大幸。以后，随着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稿件录用率缓缓上升，经济效益也让我暗喜。但还是不能对外说，也不能喜形于色。每学期快结束时，我比别人多一分忙碌，于复习迎考外，一定要写两篇稿件投出去，力争有一篇成功，否则，下学期的书籍费、零用钱等就无着落。我记得，三年级放寒假回家，我人在家中，心中却惦记着学期结束前投寄出的两篇稿件。那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请弟弟跑一趟，到十里外的临泽镇文化站查报纸，看一看按常规应于近期在报纸上公布的两家杂志的目录中，有没有我的名字。我不敢自己去，怕萬一看不到自己名字，我经受不住那种难以言述的失望。弟弟吃过早饭就上路了，下午，估计他快回来了，我就到村口等候。不一会，看到弟弟了，老远就听到他兴奋地喊：“哥！你的两篇文章都发表了！”
一篇是文艺随笔《也谈“诗贵创造”及其他》，发表在1962年第3期《新疆文学》;另一篇是《谈严阵短诗中的人物刻画》，发表在1962年第2期《安徽文学》。
室外寒风呼啸，冬意犹存，但这一天，我的全家人却感到微微的春天气息。母亲特地关照父亲到草荡边找渔民买了点鱼虾，自己到菜地上找了些蔬菜，烧了几个家常菜。这是近年来全家少有的一顿团聚，父母脸上都露出很久没有的笑容。
第二次，幸有稿费，我才成家安家
新时期到来后，曾经以为恢复稿费制度是梦想，但稿费很快得到恢复
1963年8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按理说，有固定的每月50元的工资应该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日子，但因为我的父母年事已高，弟弟年少没有工作，全家都指望我一个人的工资，还是无法摆脱贫困的阴影。
仅举一例，即可想见当时经济困难之一斑。1970年我30岁，已是实实在在的大龄青年，结婚时没有像样的积蓄，除了亲友帮助，单位领导特地批准我以借款方式，提前领两个月共100元的工资，这才办了婚姻大事。
结婚用的大床是朋友老王主动借给我的，他将大床借给我，自己另找了一张小床凑合着用。5年后，他自己要结婚了，几次想向我讨回大床，每次脸都涨得通红，说不出口。我窘得无地自容，是著名扬剧《夺印》四作者之一的谈宣，帮我找到一块床板和两条木凳，我这才有了安身之处，并把大床还给等着结婚的老王。我怀着十分的歉意向他表示感谢，对他讲：“讲好是借你的大床结婚，如今女儿都5岁了，才把大床还给你，对不起，对不起！”他拦着我，不让我说下去：“不要说，不要说，大家都困难……”
比起借床结婚这件事，供养父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更大的困难。我参加工作后，老父的听力逐日衰退，直至完全听不见;老母则因一次突发事件，哭坏了双眼;初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弟弟在家务农，当时干一天挣的工分只有几角钱;我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我每月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寄回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父遇到急事，就上城找我要钱。每次，母亲都拦着，父亲说：“一个聋，一个瞎，家里挖地三尺，找不到一个铜板，我只有上城找大儿子……”
当时，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不太好，我因家在农村，只有我一个人工作，困难尤甚。就在那个时期，在小学教学的爱人，每月工资才29.5元，参加了由本校教师自发组织的互助会，每人每月交8元钱，15名参加互助会的老师排好得钱顺序，一次可得120元，虽然没有利息，但零交整取，很能解决急事。第一次组织这个活动，爱人排在第10得钱，时间下来5个月后，她就盘算，再有5个月就可以得到120元了，为两个孩子各添件新衣的计划终于能够落实了。就在这个时候，老父突然上城要钱来了，开口就是要60元，他将一件一件需要花钱的事说给我听，件件都是急事，确无虚言。我与爱人商议怎么办？她苦笑着说，幸亏刚参加了互助会，我只有与这个月得钱的老师商议，请她让我先取钱。 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睡了，我与爱人忙了一天，就闲聊。谈起生活的不易，她感叹说：“眼看老人一天比一天老了，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了，需要用钱的地方是一天比一天多，我俩的工资却像被定身法定住了，几年不见涨，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呢？”我蓦然想起她曾经取笑过我的话：“你只有一个本事，写点不值钱的稿件”，一下子触动已隐入我记忆深处的那根快忘了的神经，想起了稿费。我说：“如果能有稿费补贴补贴，再少，总能解决点困难。”爱人笑了：“你是穷怕了，想远了，这年头说稿费？做梦去吧”。
她说过这话就睡了，我却睡不着了。
……
新时期刚开始恢复稿费制度时，标准很低，每千字3-8元，实际上，普遍执行的是每千字3-5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爱人時，她不相信。但，让她不相信的事很快发生了——
我记得，那是1978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急急赶到贾琪工作的单位城北小学去，她刚下课，见我突然来了，有点紧张。以往我去，总因为老父上城要钱，我只有找贾琪商议。这次，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按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低声告诉她，刚得到两张稿费汇款单，一共71元呢！
两张稿费单，都是《新疆文学》编辑部寄来的，他们在第一期和第五期的刊物上，连续发表我写的两篇周恩来总理文艺思想研究的文章，每篇7000多字，每篇30多元，稿酬标准不算高，但在稿费中断了十多年后，不再发笔记本、像章，突然改发钱，还是让人有意外的惊喜！特别对我来说，如雪中送炭，如久旱逢甘霖。爱人乍听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甚至有点手足无措。她笑了。
史实俱在，写稿拿稿费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60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是，写稿拿稿费究竟是否合情合理？后来虽然好不容易勉强想通了，由于并没有完全想清楚，很长一个时期，每次得到点稿费，还是觉得有点不实在，不是理直气壮，即便与朋友谈起来也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常想，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对靠体力劳动挣到钱的人非议，也不认为这是轻松得钱;为什么偏偏就是对稿费产生误解，不认为写文章也是一种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心费神更艰苦的精神劳动呢？
想来想去，总算慢慢明白了些。生活中虽然爱好文艺的人不少，但能够发表作品并拿到稿费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见到别人一杯茶、一支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居然挣到钱，不仅感到新鲜，还觉得太轻松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稿费实施的情况看，稿费越来越进入人们关注的视线，是随着文艺界的一次次风波发生，特别是丁玲的所谓“一本书主义”遭到大张旗鼓地讨伐，刘绍堂的所谓“为3万元稿费奋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稿费与政治挂钩越来越紧，其名声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好，直至最后成了资产阶级争名夺利的代名词了。
其实，稿费的产生历史悠久，古已有之。到了近现代，尊重知识，尊重劳动，承认精神劳动的价值，付以合理物质报酬，并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成了中外政府的通行做法。当年鲁迅没有第二职业，全靠写作为生，不仅能养家糊口，在上海租三层楼房，还用稿酬支援了一批革命作家与青年作家。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千字左右，每篇稿酬可达数十石米的价值。据说史量才（申报馆老板）在签发稿酬单时，手有些发抖，但还是照签不误。（《片酬与稿酬》，元三，《新民晚报》1997·12·8）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艰苦日子里，就十分注意在新闻文化文艺的活动中实行稿费制度，山东解放区创刊最早的文摘类杂志《新华文摘》三卷三、四期合刊（1948年5月）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来稿一经采用，当致薄酬（每一千字猪肉1斤至2斤半，按市价折算）”。山东新华书店的《群众文化》第十一期（1949年8月）也曾在“给本刊写稿的办法”中写明：“登出的稿子有稿费，一千字1斤到2斤猪肉的折价，供给材料也有稿费。”（见（《老解放区曾发猪肉当稿费》，李强，《扬子晚报》2008年6月5日）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尚能想到以猪肉代替稿费，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稿费制度更得到正常实施，作家们的精神劳动不仅得到应有的尊重，也能得到不菲的稿费，被传为美谈。20世纪50年代的稿酬并不算低。当时职工的平均工薪只有40元左右（新币），而一部长篇小说却能得稿费数千元，万字左右的论文亦能得200元（合今2000元）。“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20世纪50年代初都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价格大约都为一万多元新人民币）。来自解放区的“土包子”文化人赵树理，进京后也颇具大家风度。他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挺大的四合院，后见中国文联机关用房紧张，就把大院给公家用，换了一处小院;以后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将小院无偿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一切日用。（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文汇出版社/2006）
仅从以上信手拈来的关于稿费的点点滴滴的事例中，也可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全球通行的稿费制度并不排斥，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战争年代，居然实施以猪肉代替稿费的变通办法，查遍中华文化史，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动人事例，反映出党和政府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明白昭示：写稿得稿费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不是尾声的尾声
1984年7月末，一纸公文调我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在赴省报到的前一天的傍晚，我一个人跑到运河堤上，恋恋不舍地眺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高邮景色，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家乡告别。
流经高邮城西的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床比东堤下的地面高，并且，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汪曾祺在他的以故乡高邮为题材的作品中，多次写到他乡不易看到的独特景色，借以抒发他的爱乡、怀乡、恋乡之情。他在散文《我的家乡》中以准确真实、形象传神的文字这样写道： “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
此刻，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城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正好一群鸽子“呼啦啦”一阵风似的飞过来，鸽子背上的夕阳闪现出金色的光芒，好看极了。鸽子肯定不是当年汪曾祺看到过的鸽子，但故乡还是汪曾祺，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乡。盛夏不是放风筝的季节，但我觉得，汪曾祺也好，我也好，许多走出去的人，都是从高邮飞出去的风筝，无论飞多高、多远，那根风筝线，总是紧紧维系着我们与家乡的血肉深情，我们的根永远在故乡。我忽然想到，比起汪曾祺，我幸运得多了，我受过的那些难以尽述的折磨、委屈，真的算不了什么。汪曾祺当年像我这样不惑之年时，正背负着“右派”的罪名在塞外张家口劳动改造，而我却调省工作去了;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终于到来时，汪曾祺已花甲之年，他有点伤感地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晚饭花，而我调省工作时，正当年富力强……
“呼啦啦”，“呼啦啦”，又一群鸽子鸣响着嘹亮的哨声从我头上掠过，我双眼一眨不眨地追看那群奋力向远方飞去的鸽子，看那一大群鸽子渐渐变小，很快又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小不点，直至完全看不见。我的心情变得从未有过的开朗、舒畅，这几天曾经在我心头不时闪过的离家时的留恋情绪随之消失。我想到，并暗下决心，我要珍惜新时代赐给我的良机，尽快去省里报到。未来岁月里，虽然我还可能遭遇无法预见的新的困难甚至挫折，但可以肯定的，那里应是离我长期追求的文学梦最靠近的地方……
差不多20年前，也就是2001年初，那时，我刚退休，就想写一篇关于稿费的散文。
稿费，古称“润笔费”，意思是说，以墨或颜料湿润笔之毫端，使不干枯，其实就是指诗文书画的酬劳。这一儒雅说法，始于晋、宋，盛于唐元和、长庆年间。说润笔而不说酬金，是一种委婉。今人爽快，不再说润笔，干脆说稿费。
我敢说，在当今世界，无论中外，凡舞文弄墨者，不管是大作家、小文人，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都关心稿费且必定与稿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以“稿费”为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写本书。我非名家，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学爱好者，若谈稿费，充其量只能谈一点基层普通文学爱好者的感受，写当今中国文坛稿费情况并不称职;但我居然动了写这样文章的念头，是因为我的写作身份多少有一点特别。直到不惑之年，我与满眼皆是的普通文学爱好者差不多，在小县城写些小文章，得点小稿费，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去单位，下班回斗室，日子就这样过来了。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沾改革开放盛世的福泽，居然于1984年秋从苏北高邮，调入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来还当上处长，与豫剧表演艺术大师牛得草先生在《七品芝麻官》戏中塑造的知县唐成一个级别。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此生有机会到省里当上文艺界的七品芝麻官，直到退休。正是调省工作以后，我的交际得以扩大，我的眼界因之拓宽，结识了那么多大作家，有了与全国许多省市文艺界朋友的接触机会，长期耳闻目睹、耳濡目染，仅从稿费角度，也长了大见识。退休之后，时间宽裕多了，回望自己走过的业余写作之路，想到自己因写作，特别是因稿费引起的是非曲直，忽甜忽苦，忽悲忽喜，有时竟泪湿衣衫，不能自已。
在当代中国，稿费既有如其他国家一样的本来意义，稿费就是写稿的劳动报酬，却又包涵国外文坛、出版界没有的，让国外拿稿费的同行难以想象的巨大而丰富的政治意义。就是因为稿費，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的大小文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一言难尽欲说还休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因此，我写以“稿费”为中心词的散文，醉翁之意自然就不完全在“稿费”，而是以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作经历为串联线，通过稿费，写我，写我了解的文坛，兼写我经历的、我理解的有关现实生活。如同我在一篇述志短文中写的：“岂望有鸿篇巨制替时代留影？唯愿以率性之作为岁月写真;怀悲悯之心看人间百态，以赤诚之情记尘世见闻;挥毫忌矫情之语，建言诫诛心之说;求自得其乐于前，耻追名逐利于后”。在写作中，我将努力务求真实、真情、真诚！为严防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我个人所写的一切，在事实真伪、道义道德等方面自然全权负责;引用非我个人经历的材料，尽可能像写学术论文一样注明出处，以备读者查证。
20年前就想写的文章，直到今天才付诸行动，是因为退休之前，有那么多本职工作要做，很难定心写作。迟写了20年，也有好处，既是所见所闻大大增多了，更重要的是围绕稿费所思考的问题也深刻了些。1959年年底，我在上海《萌芽》杂志发表处女作，到写这篇散文的2019年，正好60年。因上述原因，故将题目定为：《亲历稿费六十年》，另加了一个副题：“一个文学爱好者的酸甜苦辣”。
敬请文艺界和读者朋友明鉴。
第一次，是稿费帮我读完了大学
我因为爱好写作与稿费结缘，当我年届八十回顾漫漫人生路时，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我迄今为止正好60年的写作生涯中，稿费一次又一次帮我渡过了难关。而在这过程中深化了我对稿费的认识。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曾经想中止中文系的学习
1959至1963年我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书的4年中，那正是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一个让全民族刻骨铭心的饥饿年代，家中无法支持我一分钱，我幸赖微薄的稿费收入，总算磕磕碰碰读完大学。
1959年末，我第一次在上海《萌芽》发表一篇千字文短论。那天，上午的课程听完后回宿舍，经过学校“工”字形办公大楼底层的收发室，无意中一眼瞥见通知领取挂号信件的小黑板上有我的名字。起初，我以为看错了，因为平时没有人寄这类信件给我，又仔细看了一眼，不错，是我的姓名。赶紧领取，看到是《萌芽》杂志寄的汇款单，我的心迅即狂跳起来，明白：我寄给编辑部的稿件发表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当然也是第一次拿稿费，虽然仅6元8角钱，但在我眼中却贵过千金。从传达室领取了稿费单后，没有立刻去小邮局兑成现金，为的是把这张生平第一张稿费汇款单多看几眼，下午才去小邮局拿钱。钱还没拿到，就已经考虑了用场，首先是还债。有时实在需钱用，家中没钱寄我，只能向同学借，虽多为一元钱、几角钱的事，借钱的同学也一再说“不要放在心上”，总归要还的。其次，有两本老师早就推荐的书必须去书店买下。这两件事做好了，还略有余款，我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文昌楼，那里酒楼饭店不少，只能到一家小饮食店，花一角钱买了一杯热牛奶，进店坐下，慢慢饮完，算是自我犒赏……
处女作发表后，我对文艺评论的写作兴趣迅速上升，越发勤奋了。那一个时期，我的生活除了睡觉，就是听课到教室，读书到图书馆，三餐到食堂，真正的“三点一线”。我的座位基本固定在报刊阅览室西北角——其实，要说座位，是东南角最好，特别是冬天，容易享受阳光。即便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建房造屋时，也懂得选择东南方向，他们说“有钱难买东南角”。我选择在阅览室的西北角，是因为那里最靠近存放报刊的书架，看到管理员更换新到的报刊了，我可以捷足先登。我每天到图书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就大量翻阅不断更新的报刊，寻找写作目标。我特别注意新到的文艺杂志发表的新作的位置，我知道，编辑部每期对重点作品都会有明确的暗示，要么安排在前面，要么用黑体字标出来。
这一天，1960年3月号《文学青年》杂志到了，管理员刚把杂志放到阅读架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抢到手中。这家杂志当时由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主办，在全国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影响不俗，当时文坛有“南有《萌芽》，北有《文学青年》”的说法。就在这一期的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在砂场食堂里》的小说引起我的注意，连读几次后，我写了一篇千字文的短论，当晚推敲再三后，迅即用稿纸誊清，第二天跑到学校东大门的小邮局寄出。仅仅一个多月后，在5月号的《文学青年》特大号发表。我收到第二笔稿费7元，比《萌芽》的稿费多了0.2元，别人看不上眼，我却看作是可喜的进步。 就在我信心十足地努力向前时，家中的来信像专报不祥消息的乌鸦，一只接着一只“哇哇”地叫着向我展翅飞来。记忆中，那个时期父亲写的家信总是诉说经济困难问题。父亲从暗示到明说，从委婉到直白地挑明，内容大同而小异。他多次这样写道：家中真的已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和村中大多数人家一样，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找吃的填饱肚子。父亲在信中说：“好在你读的是师范，吃饭不要钱，这个大的生活问题有保证，真的很好。但是，你平时零用钱什么的，今后恐怕连找一分钱给你都有困难了……”
读着这些话，我难受极了，赶忙回信宽慰父母，还编假话哄他们：“上大学就如同当兵，政府对大学生安排得十分周到，不需要零用钱……”
说完这些话后，我真的有点犯愁。幸亏吃饭不要钱，可是，日常生活，总不可能一分钱都不用呀！过去，没想过这个问题，如今，我得认真地想一想了……
还没有等我想出什么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又一个现实问题放在全家面前。弟弟即将初中毕业，一直认为“养儿不读书，就像养条猪”的母亲，虽然依旧咬牙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小儿子读高中！”可是，家中的锅早在“大跃进”时砸碎献给国家大炼钢铁去了，公社大食堂解散后，家中重买了新锅，现在，就是砸了卖，也值不了几个钱噢！
懂事的弟弟年纪虽小，头脑清楚：“现在保命要紧，一切唯此为大！”他明确表态，初中毕业后就回家，不再读高中，全家咬牙支持哥哥读完大学。
那一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到天亮，总算想出一个办法了。第二天早饭后，我借口身体不好要去校医室看病，请了半天假。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写了份“申请由中文系转入中文科学习”的报告。我想，读中文系要4年，改读中文科只需2年，而且已经读过一年了。我只有早点参加工作拿工资，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帮助家庭的办法了。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中文系团总支书记陆义和同志，接过我的申请书，看了又看，没有立即讲话。他思考了片刻问我：“你要求转科学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庭困难么？”
我说：“是的。家中太艰难了，我无法安心读书。”
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又问我：“就算我们同意你转科，能解决家中困难吗？”我迟疑着，不知如何回答。
陆书记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正面临重大经济困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战胜暂时的困难共渡难关……”
他说的这些话句句在理，但最直接击中我心的，是他接着说的一番话：“你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啊！入学以后，你努力学习，进校还不到一年，已接连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同学看得清楚，老师更高兴。每次编辑部来信征求组织意见，我们总是及时、郑重地回复同意发表，这都是对你的关心与支持啊！多学习两年，会得到更多的知识，你也一定能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算面前有一座大山，你也要咬緊牙关，克服困难越过这座大山，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
我第一次从陆书记的讲话中知道，原来发表稿件是要得到单位领导同意的。他的讲话中有道理，但不空洞;有鼓励，但不是喊口号。我陷入了沉思，没等我说出什么，陆书记说出我心中的想法：“家中经济困难怎么办，是不是？”他帮我分析：“像你这样家庭困难的不是少数，要相信党和政府决不会不闻不问。其实，你的父母也不会指望你早点结束学习，他们肯定希望你安心学习，更加努力上进！”
看到我不停地点头，陆义和书记心中有数了，他看出我是那么热爱读书与写作，心里其实也舍不得放弃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他自然地把申请书退还给我，我虽然有点迟疑，但还是接了过来，转身想走。陆书记喊住我，字斟句酌地说：“对你个人困难的实际情况，我们研究一下，会给予你适当助学金，数字不可能多，聊解无米之炊而已，希望你理解，珍惜。”
第二天，班干部就通知我：从即日起，每月定期给我发放助学金2元以作零用，你补一个申请书，送到中文系办公室。
我点点头，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杯水车薪之际，我想到挣稿费，想到了普希金的“财富论”
说老实话，从陆义和书记的办公室出来后，后来又有了每月2元的助学金，觉得也可以凑合着生活了。虽然我不再想转中文科学习的事了，可是，想起家中的经济困难，依旧心事重重。有个想法顽固地盘踞在脑海中驱赶不走，纵然我横下一条心暂时不顾家里（也无能力顾），可还要读3年书呢，再节省、刻苦，毕竟还有许多用钱的地方。现在，每月有了2元钱助学金，算得上雪中送炭，要是再多一些，哪怕再多一二元钱就好了……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一二元呢？
想着，走着，走近“工”字形办公大楼了，传达室就在眼前，那是我第一次领稿费单的地方啊。我突然心中一动：挣稿费！这想法如电光石火在眼前刚一闪过，一种难以与他人言说的羞耻感，轰然一声在脑海中产生！我才写一两篇小文章，怎么就有了为钱写作的念头？我知道，反右斗争中，被称为“神童作家”的刘绍棠受到严厉批判，其中重要的一条罪状，就是他“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呀！
虽然这想法刚刚产生。我忽然觉得，每个人都一眼看穿我头脑中这不光彩的念头。我下意识地看看周围，还好，从我身边走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从这以后，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像实力相当者在我脑海中争斗，很长一个时间使我的灵魂不得安宁。这两个想法是那样对立，如同针尖对麦芒水火不相容，可是，对我来说却都具有难以一口否决的说服力。我迫切需要把一个重要问题理出头绪，想清楚，尽快得出一个明确的认识，以后就遵循这个认识去生活、学习与写作。这个认识，说白了，就是：拿稿费究竟是罪，还是非罪？
起初，我没有深想就认定这是罪！从小到大，党一直教导我们大公无私，廉洁自律，视金钱如粪土，怎么能为钱写作呢？把写作与钱联系在一起，无论如何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可是，我再转念一想，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作品，所写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编辑部按规定发给的稿费，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这一切何罪之有？ 这样一想，心里稍安些，但仍然不踏实，还不足以完全说服自己。可是，再看看我囊中羞涩的现状，想到家中困难到无钱买米下锅，连向正在读书的我提供一分钱零用都有困难，我通过写稿挣点钱不偷不抢，不可以吗？我安慰自己：至少在当前非常时期，这是唯一一条我可以试一试的活路，除了写稿，我没有一种能挣到一分钱的薄技！
突然，我想到高中时代就听到过的、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大同小异，其中一个说法给我印象最深。他曾经自豪地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自己有一个永久的资金来源。当一位富家子弟在他面前炫耀财富时，普希金微笑着回击他：“不错，你是比我阔气，但只能靠府上寄钱给你，就这样，你有时还闹穷;而我却有着永久的资金来源，那就是36个俄文字母。”
我当然知道，一个初出茅庐，刚在文坛学步的文学爱好者，将自己与普希金联系在一起说事，多么不伦不类。但是，想到普希金凭36个俄文字母写作，并说成这是“永久的资金来源”，这故事当时确实对我产生巨大的说服力。我想，连世界文豪普希金都骄傲自豪地、光明正大地在人前公然说：可以通过写作挣钱，何况我等区区无名小辈乎！
长篇论文在《上海文学》发表，广受关注，学校奖励我两本稿纸
我在扬州师院读书的4年中，大大小小共发表三四十篇评论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近万字的《谈袁鹰的儿童诗》，刊登于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
记得那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在去学生食堂吃饭的路上，走在我后面的两个邻班同学，快走几步赶上我，问：“你就是陆建华吧？”我点点头。他们又问：“你是不是向《上海文学》投稿了？”我心里一动，反问他：“你们怎么知道的？”两人互相看了一眼，热情地对我说：“祝贺你，你的大作发表了！”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他们说：“你还不知道？今天到的京沪两地报纸都刊出第6期《上海文学》的目录了，你的作品排在评论栏目的前面呢。”
听到这好消息，我能不激动吗？三口两口把碗里的饭菜吞下去后，赶紧去图书馆查报纸。呀，不只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就连《人民日报》副刊版下面的广告部分也发布了6月号《上海文学》的目录，我写的《谈袁鹰的儿童诗》作为重点稿名列其中。
这消息很快在校内传开了。那天我在图书馆看书，听到后面有人悄悄说：“在角落最左边、白衬衫的右肩破了的，就是陆建华。”
几天之后，全校2000多名师生在风雨操场集会听某重要文件传达，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孙蔚民院长在最后讲话时居然提到我，他激情洋溢地说：“一个进校不久、才读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最近在《上海文学》这样全国性的名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评论，可见我扬师院人才辈出啊！”
又过几天，学校党委办公室约我去谈话，丁让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他中等个子、长相清瘦、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开始就说：“院领导对你这次在《上海文學》发表长篇评论很高兴，也很重视。院领导指示我与你见面，是希望你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以此为新的起点，努力争取更好成绩。”激动之下，我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这次勉励式谈话快结束时，丁让同志从他的办公桌抽屉内取出两本稿纸给我。我记得那稿纸每页300格，质量很粗糙，暗黄发黑，每页印有“扬州师范学院”字样。我觉得很珍贵，并暗想，这就是奖品吗？
告别时，我感觉他还有话，但最终没有说。与我握握手后，他客气地说：“以后有事，我们会联系你的。”
我很快就知道他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了。仅仅过了一天，《扬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就正式通知我，根据院领导指示，把我刚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评论文章，增补收入已经定稿，正准备下厂印刷的《扬州师院学报》中。当时学校刚由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作为高校必有的“学报”匆忙上马，文科、政治、理工的学报统一编号，这期轮到中文系出刊，编号为“1961/11”，看上去，会以为是今年的第11期，实际上，文科学报才出一二期，刚起步。在学报上发表的都是老师的文章，收我这个学生的作品，大约是第一次，这是一种荣誉。看来，丁让同志约我谈话时，已知道院领导的指示，或许还未最后确定。可见在院党委部门工作的同志说话是多么谨慎。
《扬州师院学报》遵照领导指示在学报上转载了《谈袁鹰的儿童诗》后，给我发了6元稿费。发稿费的工作人员姓齐，他问我：《上海文学》给你多少稿费？
我告诉他：将近60元。
他吃了一惊：呀，这么多？我一个月的工资也没有这么多！
我理解他的惊讶。心里想，这稿费，你想到的是比你一个月的工资多;我这个经常囊中羞涩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这是喜从天降雪中送炭噢！
有一个至今记得的趣事。那次，在传达室领取《上海文学》寄来的稿费汇款单时，收发员老金对我说，你已不是第一次领汇款单了，这次稿费那么多，你必须盖上自己的私章。我说，我从来没有用过私章呀。老金说，你找刻章店去刻一个呗。我心想，刻一个私章肯定得花不少钱，这该怎么办呢？同班一位爱好篆刻艺术的孙某知道了，他说：这事交给我。一会儿工夫，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一段山芋，三下两下切成私章样，然后又雕刻上“陆建华”三个字。我就用这特别的私章，到老金处顺利地领到稿费汇款章。
此生母亲给我恩德无限，她却将这20元稿费看成价值万千，每到期末，我比别人多一分忙碌
准确地说，《上海文学》发给我的稿费是57.5元。这在当时来说，不是小数目，但说实在话，我心中并没有像第一次拿到《萌芽》6.8元稿费那样心潮澎湃，因为毕竟不是第一次拿到稿费;所以也没有想到犒赏自己，哪怕买一杯牛奶喝。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赶快先给正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家中寄些钱。
扣除了必需的还债钱，留了下学期开学交的书籍费、买参考书等种种支出，还想到稿费不是工资，下一次的稿费还不知在哪里，也得留一些备用钱，以维持日常最低标准的生活开销（顺便说一句，自得到这笔数字颇大的稿费后，我就放弃了每月的2元助学金）。这样，一算再算反复算了后，给家中寄了20元，同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这是我刚挣到的稿费。 乡邮员把我的汇款单送到我的农村家中时，母亲以为送错了。乡邮员笑着说：“汇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是你的儿子从扬州寄来的，怎么会错呢。呶，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父亲戴上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字读给母亲听，母亲弄清楚这笔钱的来源后，激动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她对父亲说：“儿子一个人在扬州读书，平常总有一些小开销，他难得挣到这一笔大钱，就是给我们寄点欢喜钱，也不该寄20元啊，多了，多了。”
当时，家中正穷困得揭不开锅，接到这20元钱，真像老百姓说的，好像走路跌跤，拾到一个金元宝。母亲并没有立即去乡邮政所取钱，她想把汇款单留着，甚至永远留着。她对邻居说：“看到这汇款单，就像看到儿子的一颗心啊”。乡邮员三天来一次，看到母亲还没去取款，劝她：“大奶奶，现在还是活命要紧呢，快去把钱取回来救急吧。”……
我给家中寄稿费的事，很快在村中传开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稿费，以为我已经参加工作当干部拿工资了。不断有人来问母亲，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自然心中充满了欢喜。她说：“现在人人缺钱，都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可怜我家老大，他一人在外，除了吃饭不要钱，就连买张草纸都要花钱。我们现在没法支持他一分钱，他自己好不容易花费心血写了篇文章，难得拿到一点稿费，却恨不得都寄给我们，我们真是又欢喜又难过啊。”
后来我知道母亲说的这些话后，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母亲啊，你此生给我恩德无限，我只不过才给你寄20元，你却觉得这区区20元价值万千！
坦率地说，为了战胜贫穷、通过挣稿费度过后来史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却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一次从《萌芽》得到6.8元稿费后，让我萌生了挣稿费的念头，收到《上海文学》发给我的这笔数字不菲的稿费，则进一步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可是，这稿费容易挣吗？当时报刊少，我是初涉文坛，加上平时学习紧张，写稿只能课余进行，向外投稿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碰运气。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强调又红又专，怎么可以为钱写作呢？一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同学，不明白穷学生的苦处，也很可能把我的勤奋写作、即使不看成走白专道路、也容易认为我至少境界不高。
为了能实现自己心中暗定的这个实实在在的目标，我盘算了一下，每学期至少向外投稿6次以上，有一半刊用就是大幸。以后，随着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稿件录用率缓缓上升，经济效益也让我暗喜。但还是不能对外说，也不能喜形于色。每学期快结束时，我比别人多一分忙碌，于复习迎考外，一定要写两篇稿件投出去，力争有一篇成功，否则，下学期的书籍费、零用钱等就无着落。我记得，三年级放寒假回家，我人在家中，心中却惦记着学期结束前投寄出的两篇稿件。那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就请弟弟跑一趟，到十里外的临泽镇文化站查报纸，看一看按常规应于近期在报纸上公布的两家杂志的目录中，有没有我的名字。我不敢自己去，怕萬一看不到自己名字，我经受不住那种难以言述的失望。弟弟吃过早饭就上路了，下午，估计他快回来了，我就到村口等候。不一会，看到弟弟了，老远就听到他兴奋地喊：“哥！你的两篇文章都发表了！”
一篇是文艺随笔《也谈“诗贵创造”及其他》，发表在1962年第3期《新疆文学》;另一篇是《谈严阵短诗中的人物刻画》，发表在1962年第2期《安徽文学》。
室外寒风呼啸，冬意犹存，但这一天，我的全家人却感到微微的春天气息。母亲特地关照父亲到草荡边找渔民买了点鱼虾，自己到菜地上找了些蔬菜，烧了几个家常菜。这是近年来全家少有的一顿团聚，父母脸上都露出很久没有的笑容。
第二次，幸有稿费，我才成家安家
新时期到来后，曾经以为恢复稿费制度是梦想，但稿费很快得到恢复
1963年8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按理说，有固定的每月50元的工资应该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日子，但因为我的父母年事已高，弟弟年少没有工作，全家都指望我一个人的工资，还是无法摆脱贫困的阴影。
仅举一例，即可想见当时经济困难之一斑。1970年我30岁，已是实实在在的大龄青年，结婚时没有像样的积蓄，除了亲友帮助，单位领导特地批准我以借款方式，提前领两个月共100元的工资，这才办了婚姻大事。
结婚用的大床是朋友老王主动借给我的，他将大床借给我，自己另找了一张小床凑合着用。5年后，他自己要结婚了，几次想向我讨回大床，每次脸都涨得通红，说不出口。我窘得无地自容，是著名扬剧《夺印》四作者之一的谈宣，帮我找到一块床板和两条木凳，我这才有了安身之处，并把大床还给等着结婚的老王。我怀着十分的歉意向他表示感谢，对他讲：“讲好是借你的大床结婚，如今女儿都5岁了，才把大床还给你，对不起，对不起！”他拦着我，不让我说下去：“不要说，不要说，大家都困难……”
比起借床结婚这件事，供养父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更大的困难。我参加工作后，老父的听力逐日衰退，直至完全听不见;老母则因一次突发事件，哭坏了双眼;初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弟弟在家务农，当时干一天挣的工分只有几角钱;我结婚后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我每月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寄回家，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父遇到急事，就上城找我要钱。每次，母亲都拦着，父亲说：“一个聋，一个瞎，家里挖地三尺，找不到一个铜板，我只有上城找大儿子……”
当时，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不太好，我因家在农村，只有我一个人工作，困难尤甚。就在那个时期，在小学教学的爱人，每月工资才29.5元，参加了由本校教师自发组织的互助会，每人每月交8元钱，15名参加互助会的老师排好得钱顺序，一次可得120元，虽然没有利息，但零交整取，很能解决急事。第一次组织这个活动，爱人排在第10得钱，时间下来5个月后，她就盘算，再有5个月就可以得到120元了，为两个孩子各添件新衣的计划终于能够落实了。就在这个时候，老父突然上城要钱来了，开口就是要60元，他将一件一件需要花钱的事说给我听，件件都是急事，确无虚言。我与爱人商议怎么办？她苦笑着说，幸亏刚参加了互助会，我只有与这个月得钱的老师商议，请她让我先取钱。 夜深人静的时候，孩子睡了，我与爱人忙了一天，就闲聊。谈起生活的不易，她感叹说：“眼看老人一天比一天老了，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了，需要用钱的地方是一天比一天多，我俩的工资却像被定身法定住了，几年不见涨，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呢？”我蓦然想起她曾经取笑过我的话：“你只有一个本事，写点不值钱的稿件”，一下子触动已隐入我记忆深处的那根快忘了的神经，想起了稿费。我说：“如果能有稿费补贴补贴，再少，总能解决点困难。”爱人笑了：“你是穷怕了，想远了，这年头说稿费？做梦去吧”。
她说过这话就睡了，我却睡不着了。
……
新时期刚开始恢复稿费制度时，标准很低，每千字3-8元，实际上，普遍执行的是每千字3-5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爱人時，她不相信。但，让她不相信的事很快发生了——
我记得，那是1978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急急赶到贾琪工作的单位城北小学去，她刚下课，见我突然来了，有点紧张。以往我去，总因为老父上城要钱，我只有找贾琪商议。这次，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我按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低声告诉她，刚得到两张稿费汇款单，一共71元呢！
两张稿费单，都是《新疆文学》编辑部寄来的，他们在第一期和第五期的刊物上，连续发表我写的两篇周恩来总理文艺思想研究的文章，每篇7000多字，每篇30多元，稿酬标准不算高，但在稿费中断了十多年后，不再发笔记本、像章，突然改发钱，还是让人有意外的惊喜！特别对我来说，如雪中送炭，如久旱逢甘霖。爱人乍听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甚至有点手足无措。她笑了。
史实俱在，写稿拿稿费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60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中，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是，写稿拿稿费究竟是否合情合理？后来虽然好不容易勉强想通了，由于并没有完全想清楚，很长一个时期，每次得到点稿费，还是觉得有点不实在，不是理直气壮，即便与朋友谈起来也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常想，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对靠体力劳动挣到钱的人非议，也不认为这是轻松得钱;为什么偏偏就是对稿费产生误解，不认为写文章也是一种劳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心费神更艰苦的精神劳动呢？
想来想去，总算慢慢明白了些。生活中虽然爱好文艺的人不少，但能够发表作品并拿到稿费的人，毕竟不是很多，见到别人一杯茶、一支笔，在纸上写写画画，居然挣到钱，不仅感到新鲜，还觉得太轻松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稿费实施的情况看，稿费越来越进入人们关注的视线，是随着文艺界的一次次风波发生，特别是丁玲的所谓“一本书主义”遭到大张旗鼓地讨伐，刘绍堂的所谓“为3万元稿费奋斗”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稿费与政治挂钩越来越紧，其名声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好，直至最后成了资产阶级争名夺利的代名词了。
其实，稿费的产生历史悠久，古已有之。到了近现代，尊重知识，尊重劳动，承认精神劳动的价值，付以合理物质报酬，并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成了中外政府的通行做法。当年鲁迅没有第二职业，全靠写作为生，不仅能养家糊口，在上海租三层楼房，还用稿酬支援了一批革命作家与青年作家。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千字左右，每篇稿酬可达数十石米的价值。据说史量才（申报馆老板）在签发稿酬单时，手有些发抖，但还是照签不误。（《片酬与稿酬》，元三，《新民晚报》1997·12·8）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艰苦日子里，就十分注意在新闻文化文艺的活动中实行稿费制度，山东解放区创刊最早的文摘类杂志《新华文摘》三卷三、四期合刊（1948年5月）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来稿一经采用，当致薄酬（每一千字猪肉1斤至2斤半，按市价折算）”。山东新华书店的《群众文化》第十一期（1949年8月）也曾在“给本刊写稿的办法”中写明：“登出的稿子有稿费，一千字1斤到2斤猪肉的折价，供给材料也有稿费。”（见（《老解放区曾发猪肉当稿费》，李强，《扬子晚报》2008年6月5日）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日子里，尚能想到以猪肉代替稿费，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稿费制度更得到正常实施，作家们的精神劳动不仅得到应有的尊重，也能得到不菲的稿费，被传为美谈。20世纪50年代的稿酬并不算低。当时职工的平均工薪只有40元左右（新币），而一部长篇小说却能得稿费数千元，万字左右的论文亦能得200元（合今2000元）。“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20世纪50年代初都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价格大约都为一万多元新人民币）。来自解放区的“土包子”文化人赵树理，进京后也颇具大家风度。他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挺大的四合院，后见中国文联机关用房紧张，就把大院给公家用，换了一处小院;以后离开北京到山西工作，索性将小院无偿交公。上海的巴金等作家，完全或主要以自己的稿费收入解决衣食住行一切日用。（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文汇出版社/2006）
仅从以上信手拈来的关于稿费的点点滴滴的事例中，也可体会到党和政府对全球通行的稿费制度并不排斥，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战争年代，居然实施以猪肉代替稿费的变通办法，查遍中华文化史，这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动人事例，反映出党和政府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明白昭示：写稿得稿费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不是尾声的尾声
1984年7月末，一纸公文调我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在赴省报到的前一天的傍晚，我一个人跑到运河堤上，恋恋不舍地眺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高邮景色，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向家乡告别。
流经高邮城西的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床比东堤下的地面高，并且，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汪曾祺在他的以故乡高邮为题材的作品中，多次写到他乡不易看到的独特景色，借以抒发他的爱乡、怀乡、恋乡之情。他在散文《我的家乡》中以准确真实、形象传神的文字这样写道： “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
此刻，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城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正好一群鸽子“呼啦啦”一阵风似的飞过来，鸽子背上的夕阳闪现出金色的光芒，好看极了。鸽子肯定不是当年汪曾祺看到过的鸽子，但故乡还是汪曾祺，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乡。盛夏不是放风筝的季节，但我觉得，汪曾祺也好，我也好，许多走出去的人，都是从高邮飞出去的风筝，无论飞多高、多远，那根风筝线，总是紧紧维系着我们与家乡的血肉深情，我们的根永远在故乡。我忽然想到，比起汪曾祺，我幸运得多了，我受过的那些难以尽述的折磨、委屈，真的算不了什么。汪曾祺当年像我这样不惑之年时，正背负着“右派”的罪名在塞外张家口劳动改造，而我却调省工作去了;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终于到来时，汪曾祺已花甲之年，他有点伤感地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晚饭花，而我调省工作时，正当年富力强……
“呼啦啦”，“呼啦啦”，又一群鸽子鸣响着嘹亮的哨声从我头上掠过，我双眼一眨不眨地追看那群奋力向远方飞去的鸽子，看那一大群鸽子渐渐变小，很快又变成一个个生动的小不点，直至完全看不见。我的心情变得从未有过的开朗、舒畅，这几天曾经在我心头不时闪过的离家时的留恋情绪随之消失。我想到，并暗下决心，我要珍惜新时代赐给我的良机，尽快去省里报到。未来岁月里，虽然我还可能遭遇无法预见的新的困难甚至挫折，但可以肯定的，那里应是离我长期追求的文学梦最靠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