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6日似乎是中国人信心的转折点，当日上证综指冲上了6124点，之后便一路下跌。虽然中间有一次长达10个月的反弹，但悲观情绪最终占了上峰，直到今天，股市依然在2200点上下徘徊。
　　问题在于，人们对股市之外的经济和社会前景的期待，同样没有2007年前的那种乐观。此前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物价稳定，人们在一种“大国崛起”的气氛中憧憬未来。虽然经历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并未明显失速，甚至在全球低迷中，还有点“一枝独秀”的意味。悲观情绪从何而来（不管承认与否，至少我们感觉到了这种悲观）？
　　所谓悲观，换个角度理解就是没有希望，看不到日子越过越好的途径。表面上看，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看到更多社会负面现实，特别是微博等个人媒介，让丑闻信息爆炸式增长；而实质上，社会的贫富差距、官民的利益冲突，以及不同利益群体对经济成果的分享和占有，都体现出过去30年前所未有的“不公平”。
　　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很大根源，不在于勤劳和头脑灵活的差异，而来自体制壁垒。体制内的人，特别是体制内拥有权力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利益（这已经不用再举例证明了，至少八成在互联网上能“火”的人和事，最后都会指向这点）；体制外的人，尽管也有勤劳致富和创新致富的案例，但机会却越来越少。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政府动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投入“四万亿”大力救市，这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底气。但因为政治体制缺陷，这笔积蓄的投入并没有起到理想效果，反而让一些问题集中爆发。典型例子就是“高铁事件”中巨大贪腐和事故间的反差。公权被当权者玩弄于鼓掌间，就会变成私人牟利的工具，也变成公众的祸害。
　　“权”和“利”是一对孪生兄弟，但“有权才有利”还是“有利才有权”？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指的并不是狭义的权钱关系，而是指产权带来权力，还是权力带来产权？最近，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在讨论“民主”、“自由”这类的敏感词，先不论人民的素质是不是有资格拥有这些，但我们想，讨论的背后是想找一条出路——一条让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的出路，让人们重拾希望的出路。
　　对于敏感词的讨论，我们一直非常谨慎，这不仅因为体制限制，还因为我们并不认为理想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解决当前的复杂问题，甚至，要把“问题”定义清楚也不是件容易事。在我们看来，讨论“权和利”的关系犹如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公民素质够不够资格享用鸡或者蛋，就扯得更远了。
　　人们总喜欢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定义为“利益分配不公”或“贫富差距”，以及体制形成的“社会阶层板结”。这种文绉绉的、类似经济学术语的词汇，往往让人望而生畏。但这些词汇的本质是穷人和富人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绝大多数穷人永远没有变成富人的可能。
　　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持续发展，并让人们公平的分享其成果；政治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保护人们经济权利和经济成果的制度。
　　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充满“乐观”和“发展”的基调，而最近两年却出现“由盛转衰”的担忧。当然，也许人们并不担忧经济总量的增长会“由盛转衰”，学界、政界和投资界，对未来GDP的增长依然保持乐观。这种转换，更多是普通老百姓觉得自己的“盛”越来越能看得到头了。
　　如果普通老百姓的繁荣到了头，整体经济的衰退也就不会太远。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储备了大量的财富，社会发达程度还有巨大改善空间，所以，经济依然可以靠投资拉动，并持续数年增长。但不得不承认，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给民众带来的财富和福利，边际效应递减，可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边际效应却在增加。
　　未来要重燃希望，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穷人走上富裕之路？
　　有两位研究“贫困”的经济学家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一位是国人熟悉的陈志武教授，一位是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前者的著作《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不富有》中认为，没有合理的产权保护制度，勤劳只能对冲制度成本，而不能积累财富；后者在研究全世界大量的贫穷国家后，在《资本的秘密》一书揭示，穷人有数量惊人的资产（主要是土地），但由于资产不能得到合法的表述和确认，成为无法交易和流转“僵化的资产”，所以只能靠劳动寻求微薄的收益。
　　一个人穷，也许是不善经营，一个阶层穷，一定是制度设计阻碍了财富的流转。我们认为，要让大部分穷人走上富裕之路，应该从基本产权制度开始改革，而自然赋予人类最基本的产权就是土地，土地确权到人（并建立保护这种权利的法律），是社会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根本。
　　中国即将耗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更确切的说是政府的土地红利），当前的迷茫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找不到新的红利来源。但不要悲观，未来的红利，将来自对产权（尤其是地权）的确认和保护。我们相信，这种红利的持续性远大于其他，而且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它还会理性地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