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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2.02.017
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何种意识形态，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促进社会平等，所以，争取社会平等，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共识。
上篇所阐述的欧洲国家城市中的社会平等，囿于经济范畴内的职业收入和就业理念。虽说这两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但从宏观上说，仅展现这两个单项仍显狭窄，因为，无论是进行纵向的历史探究，还是着眼于横向的类比剖析，社会平等内涵之广泛和丰富，绝非区区千言所能叙清。
“泰山不拒细壤，故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成其深。”要使社会平等的理念真正嵌入亿万国民的头脑，要使社会平等的口号真正成为一种现实，只有靠众多“细壤和细流”的汇集方能梦想成真。这也是作者不揣浅陋，执意出手奉献点滴之力的缘由之所在。
一、平民化——源于一桩谋刺案的启蒙
如果以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为标尺，那么任何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都享有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内的平等权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但是，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平等还应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具体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到达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第二天，便直奔市中心的Grand电影院，并沿着Sveavä路漫步到Tunnel街。26年前，正是在这片街区上发生的一桩谋刺案，让我第一次悟出社会平等的真正涵义——1986年2月28日晚11点，瑞典首相帕尔梅和夫人丽丝贝特在Grand电影院看完影片《莫扎特兄弟》后步行回家，在Sveavä路和Tunnel街的转角处，遭一暴徒枪击，结果丽斯贝特受伤，帕尔梅身亡。
26年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远不能和今日比肩，所以大多数国民对“社会平等”的理解还处于混沌和朦胧之中。但我坚信，就是这件被众多媒体连续报道的瑞典首相遇刺案，引发了很多国人对“社会平等”概念的思索，因为人们很惊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在没有保镖、没有随从、没有秘书环伺的情况下，自己乘地铁前往电影院，还自己排队购票进场看电影？！
（今天国人接受资讯的渠道已大大拓宽，见多识广的百姓对“国家领导人平民化”的事例也早已习以为常。但在26年前，国家领导人自己买票进影院看电影可是特大新闻，就像今天省长、市长或县长，甚至是镇长自己排队买票进影院看电影一样。）
严格地说，帕尔梅夫妇遇刺案的本身，并不具备引发国人去思索“社会平等”的话题，而是帕尔梅夫妇在去电影院路上的几个细节，使人们很直观地认识并理解了什么是社会平等：
1、在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了自己的地铁月票，而帕尔梅则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站口有个名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的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他认出了首相，但一点也不惊奇，因为他已不是第一次为首相检票了。末了，谢尔盖还按常规，有礼貌地祝首相夫妇行程愉快。
2、帕尔梅夫妇进入地铁车厢，里面有一群穿着牛仔裤的年轻男女正嘻闹说笑，但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关注首相夫妇的进来。帕尔梅夫妇静静地在一旁坐下，默默地看着这群年轻人。到站后，帕尔梅夫妇走出地铁口，朝百余米外的电影院走去。儿子莫尔顿及女友已在电影院门口等候，他们相互拥抱、问候，接着帕尔梅走向售票窗口，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
3、电影院售票员回忆道：“轮到首相买票时，票正好卖完。我想，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卖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首相儿子和女友就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起了。”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三个国家，瑞典、挪威、芬兰，是世界上平民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在与当地朋友的闲聊中得知，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国王、总统、首相、部长等，经常在街上独自散步、遛狗及在商店购物，或与平民百姓一起，乘着地铁和公共巴士前去上班，或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街而过……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率先示范，所以更遑论一般地方官员了。
美国的社会平民化也算是不错的，但和北欧相比还是有点落差。我知道这样一个小故事：瑞典已故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常在清晨一个人牵着狗在街上散步，而且从不带警卫。一次，有个美国记者碰巧撞见国王，他有点惊奇地上前问道：“陛下，您的警卫呢？”古斯塔夫六世愣了一下，随即同样也很惊奇地反问道：“为什么要带警卫呢？”
落差，就反映在双方的这两句问话上。
我在欧洲两个月的行游、采访、调研中，弄明白了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倡导平民化的道理，因为平民化是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这可从平民化理论的宗旨上得到佐证：无论你出身哪个家庭，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具有何种社会地位，都没有炫耀和自诩的资格，更没有小觑、轻视和嫉妒他人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权利，平民化就是要确立社会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遗憾的是，世界上有些人不懂、或是不愿懂、或是故意装着不懂这个常识性的基本道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究其根本有二：一是为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所羁绊；二是碍于人们思维理念上的迂腐与浅薄。
今天，平民化在很多欧洲国家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已成为一种传统。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它来源于三个方面：
1、从历史上看，虽然欧洲国家王权政治非常悠久，社会等级制度的森严一点也不亚于东方的封建王朝国家，但在经历了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结构被打破，旧贵族阶层几乎是土崩瓦解，所以已不成社会主流。
2、欧洲各国政府（除了前苏东集团）为避免社会暴力冲突，都利用税收政策将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这就大大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之欧洲国家早已度过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已没有多少能使人迅速致富的机会，更没有暴富的可能，所以，平民化已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在欧洲，炫富，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自诩，不但不会得到尊敬和羡慕，相反会遭人鄙视，甚至会被他所属的那个阶层排斥和清除。
3、二战后，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全体国民享有医疗、教育、退休等保障，所以基本消除了生存和生活压力，这个国策夯实了平民化社会的基础。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欧洲社会今日已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矛盾，所存在的，只是不同政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这样的社会基础，使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被大大地式微了。
反观亚洲国家，即便是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观念上的落后，社会等级观念非但没有弱化，甚而还演变到以职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不仅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国情，也不光是亚洲经济落后国家的现象，即便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也有这个固疾，这就导致了在社会平等这个话题上根本不能与欧洲同日而语，这是全体亚洲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
二、男女平等——女国防部长的启迪
我再说一下男女平等，因为这也是社会平等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是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城市，她在西班牙的地位，很像中国的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发展水平、还是城市的经济地位、乃至城市的地理位置，都与上海等量齐观（所以她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巴、沪两城的相同点多，所以在一些城市习俗上相似处也多，比如市民比较时尚前卫和包容宽怀，但同样也瞧不上“外地人”，包括首都马德里，都被他们认为是“老土”（马德里就像是北京）。巴塞罗那历史上涌现的国际级的、国家级的名人大家不胜枚举，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助北京申奥时一臂之力的萨马兰奇，但我在那儿最想了解的却是一个女人，她是西班牙现任国防部长，出生在巴塞罗那的卡梅·查孔。
这个世界上不凡女性国防部长，但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让一个怀孕7个月的妇女当国防部长的先例？我很清晰地记得几年前媒体上刊登的一张照片：37岁的卡梅挺着大肚子，一脸肃穆地检阅西班牙三军仪仗队。据悉，这位女国防部长还亲赴阿富汗，慰劳驻扎在那儿执行和平使命的西班牙官兵（我去年8月下旬到达巴塞罗那时，卡梅·查孔已当了三年半的国防部长）。“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10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太行路》中的两句诗，它反映了旧时代女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不胜感慨。如今世事沧桑，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商界、政界和军界高层，都出现了女性靓丽的身影。
欧洲女权主义势力非常强大，我拜访过瑞典的议会，发现端坐在“大雅之堂”上的女性议员竟然将近一半（据悉准确数字是47%）！现在欧洲各国政府内阁中的女部长、女大臣，一般都在1/3以上，很多接近半数。北欧5国，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冰岛，都已有过女性担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在喊了半个世纪“男女平等”口号的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中国大陆的女性政府高级官员，不但数量少，而且多数是任职于无关大局的边缘部门，有的甚至还是装门面的点缀品。在欧洲，男女平等的口号在上个世纪就已过时了，特别是在北欧，根本不用再提什么“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陈词滥调，我个人觉得倒是应该不让女权主义过度膨胀！
说到欧洲国家的女子从政，我再说一件同样是发生在瑞典的刺杀案，因为它可再次佐证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平民化和女性从政的现实：2003年9月10日下午4点左右，正在百货商场购物的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被一持刀歹徒连刺数刀，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安娜46岁，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她被看作是有望接任首相职位的人选。那时在斯德哥尔摩，人们常常看到这位女外交大臣忙完一天工作后，提着包，从政府大楼出来，一路小跑往火车站赶，没有警卫、没有秘书，登上火车后赶往100公里以外的家中，因为她的丈夫（瑞典前内政大臣）和两个孩子（10岁和6岁）在等她。
中国大陆曾有一段时间，在全社会范围内竭力倡导男女平等，但那种不顾社会发展水平、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男女平等，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一度还误入歧途。毛泽东当年曾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也许是为了印证他老人家“一句顶一万句”的可行性，就在凡是有男人干活的地方，都要有女人顶上去和男人较一番劲。女飞行员女船长，女翻砂工女舵工，一时闹腾得很红火。当然，这些工作女人的确是干得了，就像男人也能纳鞋底、打毛线一样，但是，陷入偏激和愚钝的人们不会想到，让一个女人去和男人一样抡大锤砸石块，这可不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大发扬”，而是对女性生理的不尊重，用今天的话来说，效益也不好。虽然当年中国大陆曾涌现了许多铁姑娘、铁女人，但这种有悖常识的做法，不知让多少无知、但又想出风头的女子遗恨终生！我在插队落户时，曾在开挖河道的工地上亲眼窥视到一些让不正常月经折磨得痛苦万分的“铁姑娘”，在赤脚医生那儿伤心地抽泣！
老人家是诗人，是哲学家，思维方式与常人有别，如果尔等凡夫俗子按字面上去理解他的话，那可是要谬以千里的。所以，我赞成“男女各顶半边天”的说法，但不敢苟同“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高论，因为这违背客观规律，甚至违背人伦道德！就女子的生理条件来说，让她们干那样的活，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妇女的行为。
但是今天，当社会的发展水平、人们的思想进步程度、国家的物质条件都能给女性以平等的生活权利时，很多女性却自己放弃独立人格了。比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一类的女子，就是彻头彻尾、全方位放弃自尊的典型，而最可悲、最可怕的是，像这类女子在中国大陆竟然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在欧洲，像这种企图通过婚姻来享受富裕生活的价值观，正是被社会所鄙视和唾弃的，不管是上层建筑还是市民阶层，都不认可这样的婚姻观。我在捷克时，曾在布拉格广场和一个在街头卖冰箱贴的姑娘聊天，我把“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故事说给她听，那女孩一脸不屑，十分鄙夷地说道：这不是很无耻吗？而且人都在哭了，还会有什么幸福吗？我可是宁愿相信自行车所承载的爱情。
我臆测像捷克女孩这样的回答，在我们这儿多半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因为我们这儿很多女性国民已经没有了基本的是非辨别能力了。所以，我只能把这两种对立的爱情婚姻观，理解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实际上，今天放弃男女平等权利的，恰恰是一些女性国民自己，因为她们不懂，也不想得到男女平等的权利！
虽然欧洲女性在从事政治活动上成绩斐然，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社会上仍比比皆是，比如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不平等。所以欧洲国家的媒体、议会经常为这些事争论、争执、争吵，这些我就不赘言了，因为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我最后说一个央视主持崔永元在美国采访的故事，让读者再次领略一下什么是社会平等。
崔永元在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特家采访时，发现主人的花园洋房很气派，崔在心里想，住这么好的房子，部长的邻居也一定不是凡人，不是高官也是显贵。
出于职业的敏感和习惯，崔永元貌似随意地问这位部长，邻居都是些什么人？部长答道：“左边住着一名修下水道的水管工，右边住的是一名超市营业员，他们的住房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左邻的下水管道从来没有堵塞过，而我家却常常堵塞；右邻下班后，可以从超市顺便买些菜回来，而我下班后，却还要自己到超市去买菜。至于他们的收入，与我这个部长不分上下。”
崔永元疑惑地问：“你家下水管道堵塞了，不能请你的邻居来修一下吗？怎么说你也是一位部长啊？”
这回轮到这位部长惊讶了，她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有他排的维修单顺序和计划，不管你是教育部长还是总统，必须要排队，因为都是有时间约定的。我没有任何特权指令他为我做什么。”部长继续说道：“他们比我聪明，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如果我从部长的位置下来了，还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
崔永元一行从部长家出来时，正好看到那位修水管的邻居驾着一辆奔驰车回家。只见他从车上下来，看到部长在送客人，就很亲切、很自然地与部长打了个招呼。
责任编辑：王震国
当今世界各国，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何种意识形态，无论何种宗教信仰，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促进社会平等，所以，争取社会平等，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共识。
上篇所阐述的欧洲国家城市中的社会平等，囿于经济范畴内的职业收入和就业理念。虽说这两个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但从宏观上说，仅展现这两个单项仍显狭窄，因为，无论是进行纵向的历史探究，还是着眼于横向的类比剖析，社会平等内涵之广泛和丰富，绝非区区千言所能叙清。
“泰山不拒细壤，故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成其深。”要使社会平等的理念真正嵌入亿万国民的头脑，要使社会平等的口号真正成为一种现实，只有靠众多“细壤和细流”的汇集方能梦想成真。这也是作者不揣浅陋，执意出手奉献点滴之力的缘由之所在。
一、平民化——源于一桩谋刺案的启蒙
如果以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为标尺，那么任何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人，都享有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内的平等权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但是，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平等还应该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具体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到达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第二天，便直奔市中心的Grand电影院，并沿着Sveavä路漫步到Tunnel街。26年前，正是在这片街区上发生的一桩谋刺案，让我第一次悟出社会平等的真正涵义——1986年2月28日晚11点，瑞典首相帕尔梅和夫人丽丝贝特在Grand电影院看完影片《莫扎特兄弟》后步行回家，在Sveavä路和Tunnel街的转角处，遭一暴徒枪击，结果丽斯贝特受伤，帕尔梅身亡。
26年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还远不能和今日比肩，所以大多数国民对“社会平等”的理解还处于混沌和朦胧之中。但我坚信，就是这件被众多媒体连续报道的瑞典首相遇刺案，引发了很多国人对“社会平等”概念的思索，因为人们很惊诧：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在没有保镖、没有随从、没有秘书环伺的情况下，自己乘地铁前往电影院，还自己排队购票进场看电影？！
（今天国人接受资讯的渠道已大大拓宽，见多识广的百姓对“国家领导人平民化”的事例也早已习以为常。但在26年前，国家领导人自己买票进影院看电影可是特大新闻，就像今天省长、市长或县长，甚至是镇长自己排队买票进影院看电影一样。）
严格地说，帕尔梅夫妇遇刺案的本身，并不具备引发国人去思索“社会平等”的话题，而是帕尔梅夫妇在去电影院路上的几个细节，使人们很直观地认识并理解了什么是社会平等：
1、在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了自己的地铁月票，而帕尔梅则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站口有个名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的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他认出了首相，但一点也不惊奇，因为他已不是第一次为首相检票了。末了，谢尔盖还按常规，有礼貌地祝首相夫妇行程愉快。
2、帕尔梅夫妇进入地铁车厢，里面有一群穿着牛仔裤的年轻男女正嘻闹说笑，但他们似乎一点也不关注首相夫妇的进来。帕尔梅夫妇静静地在一旁坐下，默默地看着这群年轻人。到站后，帕尔梅夫妇走出地铁口，朝百余米外的电影院走去。儿子莫尔顿及女友已在电影院门口等候，他们相互拥抱、问候，接着帕尔梅走向售票窗口，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
3、电影院售票员回忆道：“轮到首相买票时，票正好卖完。我想，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卖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首相儿子和女友就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起了。”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三个国家，瑞典、挪威、芬兰，是世界上平民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在与当地朋友的闲聊中得知，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国王、总统、首相、部长等，经常在街上独自散步、遛狗及在商店购物，或与平民百姓一起，乘着地铁和公共巴士前去上班，或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街而过……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率先示范，所以更遑论一般地方官员了。
美国的社会平民化也算是不错的，但和北欧相比还是有点落差。我知道这样一个小故事：瑞典已故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常在清晨一个人牵着狗在街上散步，而且从不带警卫。一次，有个美国记者碰巧撞见国王，他有点惊奇地上前问道：“陛下，您的警卫呢？”古斯塔夫六世愣了一下，随即同样也很惊奇地反问道：“为什么要带警卫呢？”
落差，就反映在双方的这两句问话上。
我在欧洲两个月的行游、采访、调研中，弄明白了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倡导平民化的道理，因为平民化是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这可从平民化理论的宗旨上得到佐证：无论你出身哪个家庭，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具有何种社会地位，都没有炫耀和自诩的资格，更没有小觑、轻视和嫉妒他人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权利，平民化就是要确立社会成员之间的人格平等。遗憾的是，世界上有些人不懂、或是不愿懂、或是故意装着不懂这个常识性的基本道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究其根本有二：一是为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所羁绊；二是碍于人们思维理念上的迂腐与浅薄。
今天，平民化在很多欧洲国家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已成为一种传统。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它来源于三个方面：
1、从历史上看，虽然欧洲国家王权政治非常悠久，社会等级制度的森严一点也不亚于东方的封建王朝国家，但在经历了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结构被打破，旧贵族阶层几乎是土崩瓦解，所以已不成社会主流。
2、欧洲各国政府（除了前苏东集团）为避免社会暴力冲突，都利用税收政策将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这就大大缩小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之欧洲国家早已度过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已没有多少能使人迅速致富的机会，更没有暴富的可能，所以，平民化已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在欧洲，炫富，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自诩，不但不会得到尊敬和羡慕，相反会遭人鄙视，甚至会被他所属的那个阶层排斥和清除。
3、二战后，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全体国民享有医疗、教育、退休等保障，所以基本消除了生存和生活压力，这个国策夯实了平民化社会的基础。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欧洲社会今日已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矛盾，所存在的，只是不同政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这样的社会基础，使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被大大地式微了。
反观亚洲国家，即便是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观念上的落后，社会等级观念非但没有弱化，甚而还演变到以职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不仅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国情，也不光是亚洲经济落后国家的现象，即便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和韩国也有这个固疾，这就导致了在社会平等这个话题上根本不能与欧洲同日而语，这是全体亚洲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
二、男女平等——女国防部长的启迪
我再说一下男女平等，因为这也是社会平等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是一个享有国际盛誉的城市，她在西班牙的地位，很像中国的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发展水平、还是城市的经济地位、乃至城市的地理位置，都与上海等量齐观（所以她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巴、沪两城的相同点多，所以在一些城市习俗上相似处也多，比如市民比较时尚前卫和包容宽怀，但同样也瞧不上“外地人”，包括首都马德里，都被他们认为是“老土”（马德里就像是北京）。巴塞罗那历史上涌现的国际级的、国家级的名人大家不胜枚举，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助北京申奥时一臂之力的萨马兰奇，但我在那儿最想了解的却是一个女人，她是西班牙现任国防部长，出生在巴塞罗那的卡梅·查孔。
这个世界上不凡女性国防部长，但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让一个怀孕7个月的妇女当国防部长的先例？我很清晰地记得几年前媒体上刊登的一张照片：37岁的卡梅挺着大肚子，一脸肃穆地检阅西班牙三军仪仗队。据悉，这位女国防部长还亲赴阿富汗，慰劳驻扎在那儿执行和平使命的西班牙官兵（我去年8月下旬到达巴塞罗那时，卡梅·查孔已当了三年半的国防部长）。“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10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太行路》中的两句诗，它反映了旧时代女性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不胜感慨。如今世事沧桑，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商界、政界和军界高层，都出现了女性靓丽的身影。
欧洲女权主义势力非常强大，我拜访过瑞典的议会，发现端坐在“大雅之堂”上的女性议员竟然将近一半（据悉准确数字是47%）！现在欧洲各国政府内阁中的女部长、女大臣，一般都在1/3以上，很多接近半数。北欧5国，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冰岛，都已有过女性担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这在喊了半个世纪“男女平等”口号的中国大陆是很难想象的。中国大陆的女性政府高级官员，不但数量少，而且多数是任职于无关大局的边缘部门，有的甚至还是装门面的点缀品。在欧洲，男女平等的口号在上个世纪就已过时了，特别是在北欧，根本不用再提什么“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陈词滥调，我个人觉得倒是应该不让女权主义过度膨胀！
说到欧洲国家的女子从政，我再说一件同样是发生在瑞典的刺杀案，因为它可再次佐证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平民化和女性从政的现实：2003年9月10日下午4点左右，正在百货商场购物的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被一持刀歹徒连刺数刀，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安娜46岁，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她被看作是有望接任首相职位的人选。那时在斯德哥尔摩，人们常常看到这位女外交大臣忙完一天工作后，提着包，从政府大楼出来，一路小跑往火车站赶，没有警卫、没有秘书，登上火车后赶往100公里以外的家中，因为她的丈夫（瑞典前内政大臣）和两个孩子（10岁和6岁）在等她。
中国大陆曾有一段时间，在全社会范围内竭力倡导男女平等，但那种不顾社会发展水平、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男女平等，非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一度还误入歧途。毛泽东当年曾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也许是为了印证他老人家“一句顶一万句”的可行性，就在凡是有男人干活的地方，都要有女人顶上去和男人较一番劲。女飞行员女船长，女翻砂工女舵工，一时闹腾得很红火。当然，这些工作女人的确是干得了，就像男人也能纳鞋底、打毛线一样，但是，陷入偏激和愚钝的人们不会想到，让一个女人去和男人一样抡大锤砸石块，这可不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大发扬”，而是对女性生理的不尊重，用今天的话来说，效益也不好。虽然当年中国大陆曾涌现了许多铁姑娘、铁女人，但这种有悖常识的做法，不知让多少无知、但又想出风头的女子遗恨终生！我在插队落户时，曾在开挖河道的工地上亲眼窥视到一些让不正常月经折磨得痛苦万分的“铁姑娘”，在赤脚医生那儿伤心地抽泣！
老人家是诗人，是哲学家，思维方式与常人有别，如果尔等凡夫俗子按字面上去理解他的话，那可是要谬以千里的。所以，我赞成“男女各顶半边天”的说法，但不敢苟同“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高论，因为这违背客观规律，甚至违背人伦道德！就女子的生理条件来说，让她们干那样的活，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妇女的行为。
但是今天，当社会的发展水平、人们的思想进步程度、国家的物质条件都能给女性以平等的生活权利时，很多女性却自己放弃独立人格了。比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一类的女子，就是彻头彻尾、全方位放弃自尊的典型，而最可悲、最可怕的是，像这类女子在中国大陆竟然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在欧洲，像这种企图通过婚姻来享受富裕生活的价值观，正是被社会所鄙视和唾弃的，不管是上层建筑还是市民阶层，都不认可这样的婚姻观。我在捷克时，曾在布拉格广场和一个在街头卖冰箱贴的姑娘聊天，我把“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故事说给她听，那女孩一脸不屑，十分鄙夷地说道：这不是很无耻吗？而且人都在哭了，还会有什么幸福吗？我可是宁愿相信自行车所承载的爱情。
我臆测像捷克女孩这样的回答，在我们这儿多半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因为我们这儿很多女性国民已经没有了基本的是非辨别能力了。所以，我只能把这两种对立的爱情婚姻观，理解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实际上，今天放弃男女平等权利的，恰恰是一些女性国民自己，因为她们不懂，也不想得到男女平等的权利！
虽然欧洲女性在从事政治活动上成绩斐然，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在社会上仍比比皆是，比如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不平等。所以欧洲国家的媒体、议会经常为这些事争论、争执、争吵，这些我就不赘言了，因为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我最后说一个央视主持崔永元在美国采访的故事，让读者再次领略一下什么是社会平等。
崔永元在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特家采访时，发现主人的花园洋房很气派，崔在心里想，住这么好的房子，部长的邻居也一定不是凡人，不是高官也是显贵。
出于职业的敏感和习惯，崔永元貌似随意地问这位部长，邻居都是些什么人？部长答道：“左边住着一名修下水道的水管工，右边住的是一名超市营业员，他们的住房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左邻的下水管道从来没有堵塞过，而我家却常常堵塞；右邻下班后，可以从超市顺便买些菜回来，而我下班后，却还要自己到超市去买菜。至于他们的收入，与我这个部长不分上下。”
崔永元疑惑地问：“你家下水管道堵塞了，不能请你的邻居来修一下吗？怎么说你也是一位部长啊？”
这回轮到这位部长惊讶了，她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有他排的维修单顺序和计划，不管你是教育部长还是总统，必须要排队，因为都是有时间约定的。我没有任何特权指令他为我做什么。”部长继续说道：“他们比我聪明，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如果我从部长的位置下来了，还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
崔永元一行从部长家出来时，正好看到那位修水管的邻居驾着一辆奔驰车回家。只见他从车上下来，看到部长在送客人，就很亲切、很自然地与部长打了个招呼。
责任编辑：王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