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好读书的人视书本为生命，善本与孤本一般都不会外借给别人的，有文人形象地说：“老婆可以借，唯独书不能借！”1954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要求借书。主席要的书，谁敢不给？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堂堂国家主席，竟然遭到图书馆馆长的拒绝，足见善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
　　善本都不能借给国家主席，那么孤本就更不可能外借了！不过，红学大师周汝昌却有这样的幸运，而借给他孤本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周汝昌生于1918年，比胡适小27岁，周汝昌穿开裆裤的时候，胡适早已名满天下。但两人却因《红楼梦》而结缘。
　　1947年秋，青年学生周汝昌受胡适的影响，也在研究《红楼梦》。周汝昌在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便根据这份资料写出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立刻引起了红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就有酷爱研究《红楼梦》的胡适。胡适看到此文之后，对周汝昌的研究大加赞赏，主动写信给青年学生周汝昌，对其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并对他进行了鼓励。周汝昌接到胡适的信，兴奋了好几天，同时也坚定了研究红学的决心。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他有什么疑问，都会写信给胡适，胡适也乐得指导后辈青年才俊，因此两人书信往来比较多，也算是彼此认识了。
　　周汝昌与胡适交往不久，他也知道胡适珍藏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此书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公开露面时，与会者惊为奇珍异宝。1949年，胡适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足见胡适对此书的爱惜和重视。为了研究《红楼梦》，周汝昌提出想借阅这本孤本。周汝昌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并不指望胡适能够借给他！然而，让周汝昌没有想到的是，胡适竟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把书用三层报纸包好，在报纸上用朱笔郑重地写上周汝昌的学校、宿舍及姓名，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送给了周汝昌。周汝昌接到书后十分感动，那三张包书的报纸，让他留了几十年！
　　文人借珍贵的书比较难，就连鲁迅也曾遭遇借不到书的尴尬，唯独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胡适为何能借到珍贵的书？从他借《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给周汝昌来看，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
　　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在他的小说《Les Trois Mousquetaires》里写了这么一句话：“One for all， all for one。”中国的翻译家把它翻译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胡适借书的经历就是“One for all， all for one”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