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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令孺因与闻一多生出感情风波而被迫离开青岛大学不久，沈从文便致信徐志摩(1931年11月13日)，请求徐为方令孺“援一只手”，帮她在北平找点事作，同时沈从文又说方令孺“倒是真真需要‘教婆’教训一顿的人”。黄艳芬女士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上发表的《“教婆”应为冰心——对一封信的一点考证》一文(以下简称“黄文”)，结合沈从文的书信内容和丁玲主编《北斗》时的约稿经过，冰心当时的文坛地位以及《我劝你》的创作背景和内容，经过多方考证，认为沈从文写给徐志摩那封信中所言的“教婆”应为冰心，进而认为《我劝你》一诗劝诫的对象是林徽音。黄文还提到，《我劝你》一诗由冰心本人直接寄给丁玲，丁看后，曾写过对该诗的感想，但“不知何故，最终原稿以及丁玲的感想又流传至沈从文手中，而沈从文也有对于诗歌的一点记录……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文件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黄女士的考证严密翔实，我认为其基本结论应该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有一条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黄文并未提及。这一则材料不仅可证实黄女士的有关说法，并且可以解答她尚未弄明白的地方。
沈从文1938年10月1日至5日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发表的《谈朗诵诗》一文中，谈及冰心时曾写道：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在她写短诗时，虽注明献给母亲，赠给弟弟，可不知这赠献是写还是读。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的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碎。当那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纸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冷眼一瞥，那时桌上还放有一部石印的《诗韵集成》，可想见那种苦吟的情形。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送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的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己成文坛掌故了。(《沈从文全集》，第17卷，P243—244)
沈从文在这里引用的冰心有关诗句，与原诗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原诗为“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他洒下漫天的花雨……”显然因为他当时是凭记忆写出的，未经查对。值得注意的是，沈在这里明确地说，该诗是冰心送给另一位女诗人的，是“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据黄文考证，这是在劝诫林徽音不要继续与徐志摩交往。正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后来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才会说道：
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点记录。等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沈从文全集》，第18卷，P150)
对于冰心的道德劝诫，沈从文其实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女诗人的“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当然也不可信。他以“教婆”一词言称冰心，显然不无讥讽之意。但在此前给徐志摩的那封信中，沈却认为冰心之诗用来劝诫方令孺倒是很合适。造成这种认知偏差，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当是沈与徐志摩、林徽音两人亲密的友情。
沈从文是如何得到冰心诗原稿的呢?按照沈之说法，是“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后送给他的。那么，这“另一个好事者”指的又是谁呢?有人认为是丁玲在收到诗稿后抄录之后，把诗原稿送给沈从文的。我觉得这种看法与沈所述相悖，根本讲不通。因为据沈前文所言，送给他时，他曾听过“她”念过几句，而丁玲此时远在上海，是不可能给沈念诗的；另外，沈说那时他还瞥见桌上放有一部《诗韵集成》，并想到当时诗人为写此诗而苦吟的情形。我由此推断，沈所描述的情形应该是发生在冰心的家里。事实上，冰心在1989年10月与李辉的一次谈话中也说过，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约稿，并留下丁玲的地址，后由她直接寄到上海的。(参见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因此，这“另一个好事者”很可能是指冰心，因为此事发生在她家里，也只有她本人最清楚自己刚完成了一首诗作，并扔在了纸篓里。此外，在沈看来，他自己代丁玲约稿就是一个好事者，冰心爽快应约帮丁玲的刊物写稿，自然也算一个好事者；而且，冰心写诗劝诫林徽音不要与徐志摩交往，也堪称“好事者”，沈前文中的“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之说便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因此，他文中称冰心为“另一个好事者”也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沈在接到丁玲1931年6月23日代为约稿的求助信后，应该是很快就去找冰心了。该年的6月29日，沈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末写道：“我的宝画同一朵从冰心女士家里摘来的花附来玩玩。”(《沈从文全集》，第18卷，P145)我猜，沈从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向冰心约的稿。沈去的时候，恰逢冰心刚完成了《我劝你》一诗，但她“似因忌讳”，撕碎扔进纸篓。闻知沈的来意，便顺手从字篓中找出重抄了一份，并把破碎的原稿送给了沈。重抄的一份，后来由她本人修改后寄给了丁玲。沈当时曾听冰心念过其中的几句，还发现冰心的书桌上放有一部石印的《诗韵集成》，由此他认为，冰心为写此诗一定是费过一番功夫的。沈从文有关《北斗》一刊的编辑方针，与丁玲有过多次书信往还(详见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中相关引述)。沈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很可能向丁玲说到冰心《我劝你》一诗的真实意旨，丁玲则在给沈的回信中自然也谈到自己读后的一些看法。因此，沈从文后来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才会说道：“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
沈从文1938年10月1日至5日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发表的《谈朗诵诗》一文中，谈及冰心时曾写道：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在她写短诗时，虽注明献给母亲，赠给弟弟，可不知这赠献是写还是读。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的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碎。当那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纸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冷眼一瞥，那时桌上还放有一部石印的《诗韵集成》，可想见那种苦吟的情形。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送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的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己成文坛掌故了。(《沈从文全集》，第17卷，P243—244)
沈从文在这里引用的冰心有关诗句，与原诗在文字上略有出入。原诗为“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他洒下漫天的花雨……”显然因为他当时是凭记忆写出的，未经查对。值得注意的是，沈在这里明确地说，该诗是冰心送给另一位女诗人的，是“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据黄文考证，这是在劝诫林徽音不要继续与徐志摩交往。正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后来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才会说道：
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点记录。等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沈从文全集》，第18卷，P150)
对于冰心的道德劝诫，沈从文其实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女诗人的“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当然也不可信。他以“教婆”一词言称冰心，显然不无讥讽之意。但在此前给徐志摩的那封信中，沈却认为冰心之诗用来劝诫方令孺倒是很合适。造成这种认知偏差，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当是沈与徐志摩、林徽音两人亲密的友情。
沈从文是如何得到冰心诗原稿的呢?按照沈之说法，是“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后送给他的。那么，这“另一个好事者”指的又是谁呢?有人认为是丁玲在收到诗稿后抄录之后，把诗原稿送给沈从文的。我觉得这种看法与沈所述相悖，根本讲不通。因为据沈前文所言，送给他时，他曾听过“她”念过几句，而丁玲此时远在上海，是不可能给沈念诗的；另外，沈说那时他还瞥见桌上放有一部《诗韵集成》，并想到当时诗人为写此诗而苦吟的情形。我由此推断，沈所描述的情形应该是发生在冰心的家里。事实上，冰心在1989年10月与李辉的一次谈话中也说过，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约稿，并留下丁玲的地址，后由她直接寄到上海的。(参见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因此，这“另一个好事者”很可能是指冰心，因为此事发生在她家里，也只有她本人最清楚自己刚完成了一首诗作，并扔在了纸篓里。此外，在沈看来，他自己代丁玲约稿就是一个好事者，冰心爽快应约帮丁玲的刊物写稿，自然也算一个好事者；而且，冰心写诗劝诫林徽音不要与徐志摩交往，也堪称“好事者”，沈前文中的“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之说便是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因此，他文中称冰心为“另一个好事者”也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沈在接到丁玲1931年6月23日代为约稿的求助信后，应该是很快就去找冰心了。该年的6月29日，沈在给好友王际真的信末写道：“我的宝画同一朵从冰心女士家里摘来的花附来玩玩。”(《沈从文全集》，第18卷，P145)我猜，沈从文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向冰心约的稿。沈去的时候，恰逢冰心刚完成了《我劝你》一诗，但她“似因忌讳”，撕碎扔进纸篓。闻知沈的来意，便顺手从字篓中找出重抄了一份，并把破碎的原稿送给了沈。重抄的一份，后来由她本人修改后寄给了丁玲。沈当时曾听冰心念过其中的几句，还发现冰心的书桌上放有一部石印的《诗韵集成》，由此他认为，冰心为写此诗一定是费过一番功夫的。沈从文有关《北斗》一刊的编辑方针，与丁玲有过多次书信往还(详见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中相关引述)。沈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很可能向丁玲说到冰心《我劝你》一诗的真实意旨，丁玲则在给沈的回信中自然也谈到自己读后的一些看法。因此，沈从文后来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才会说道：“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