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流通主要靠手抄。大约是在晋代的时候图书结束了简帛时代，进入了纸张时代。由于印刷术是在唐以后才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在此之前图书全部系人工抄写。南北朝时期，抄书盛行，社会上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经生”。隋唐时期，政府十分重视抄书。隋文帝时官家向民间搜求异书，召集国内书法大家抄写，抄写定本后归还原主，共抄三万多卷。唐太宗时，更扩大了抄书工作。
　　唐玄宗时，设立了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工作。唐代文宗皇帝，喜好典籍。因见内府“篇卷散乱，难以检阅”，搜集了公卿士庶之家的所有异书，设官员主持抄书事宜。抄书的人叫“御书手”。抄完藏于乾元殿，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可见所抄书籍数量之大。当时各地官府也抄书，抄书的人叫“书手”或“楷书手”;还有所谓“书令史”，也是官方的抄写者。与此同時，民间抄书之风也很盛。出现了代人抄书的书铺。他们雇有大批以抄书为职业的人。这些人生活贫苦，以抄书所入维持生计，名“佣书”。唐以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相继兴起，书籍大规模流通遂成为可能。但是即便如此，抄书依然盛行。
　　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抄书非常辛苦。一部薄薄的书抄几天、几月是常有的事。遇到大部头的书，费工费时更不在话下，尤其是贫苦的读书人，经济拮据，困难是很大的。
　　古代有不少和抄书有关的人和事，堪称书林佳话。东晋时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勤奋好学，所抄之书达四百一十多卷。他说：“余抄缀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南齐的沈麟士，一生抄了许多书，不幸的是在他八十岁那年，发生了一场大火，书都被烧了。老先生发愤重抄，又抄了二三千卷，装满了几大箱。《李氏山房藏书记》引宋代苏东坡的话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写，日夜诵读，唯恐不及”。《颜氏家训·勉学篇》家讲到东莞藏逢世，二十岁想读班固《汉书》，就用姐夫家里舍弃的废纸，抄了一部。《新唐书·柳仲郢传》称：“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只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世说新语·巧艺》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梁书·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渊鉴类函》载：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旧唐书·魏谟传》载：谟尝钞撮子书，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日《魏氏手略》。《耆旧续闻》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鹤林玉露·卷一》载：高宗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日“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自己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以致书一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读书作文谱·卷二》载：孙月峰读书，凡有所评，必草稿已定，而后用格端整书之，不肯以草率从事，故所评《国策》、《史记》颇有独见。《明史·张溥传》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清康熙年间学者、诗人朱彝尊爱书如命。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钱谦益的族子钱遵王作《读书敏求记》一书，里面记述了钱家所藏的宋版、元钞等善本书。朱多次请求借阅，都未如愿。有一天，朱宴请地方名士，钱遵王也在邀请之列。趁此机会，朱用黄金、青鼠裘买通钱的亲随，偷出了善本书，请了十几个书手在密室里过夜赶抄，宴会结束，书也抄好了。故，时人称为“雅赚”。此外，朱在担任朝廷国史期间，私自雇了一位叫王纶的楷书手，偷抄他经手的从全国送来的书籍，因此被人弹劾，罚降一级。于是他在偷抄的书的盒子上写道：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因为偷抄书而被降职，可谓嗜书如命。时人谓之“美贬”。无独有偶。宋代的刘仪美，绍兴二年中进士，官俸所得，总要分出一半来买书，买不到就借人家书抄，而且为防散失，每种书都抄三套。居官十年，连买带抄，藏书达一万卷。不料有人将此事上奏皇帝，说他只管抄书，公务都荒废了。皇帝也不调查，直接就罢了他的官。他的朋友为此忿忿不平，写诗说“只因翻古书，不觉堕危机。”这真是冤煞了抄书人。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