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北京已经八年了。八年，抗战都胜利了，而时下的我却“未有定论”。
　　细想起来，当初来北京的理由竟然是那么单一而纯粹，仅仅为了和她在一起，每当和我的学生讲起这个桥段时，电脑都会响起预置好的那段“因为爱情”，当然，此时也是少不了掌声的。
　　九年前，我前往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当时供职于吉林大学，却可以脱产游离在外。读博士的第二年，我和导师说：“我想到北京写论文，顺便和她在一起。”导师是那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具有大智慧的人，他说：“你要好好写论文，同时不要死读书，要多陪陪她。”
　　我来到北京，经济压力迫使我不得不一边写论文，一边做兼职。北京作为文化都市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多的机遇。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谋得一份编辑的工作，整整四年，这份工作让我可以立足于北京，“饱食，暖衣，逸居”，而且又收获了爱情。
　　我努力地工作，拼命地学习，肆意地享受着爱情，博士毕业后，理应回到吉林大学工作的我辞职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在这里我进一步获得学养，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工作使我接触到学识渊博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我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委以重任，受命组建东北记者站，开始了更加深度的学习。
　　博士后出站后，我再一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还是重新回到高校工作。我喜欢做学术媒体，喜欢挑战自我，但高校工作相对轻松，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寒暑假。最后，我被北京户口和编制问题打败了，为了更好地陪伴家人和让孩子受到更好地教育。我进入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行教学工作。
　　在新的单位，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熟悉的是教学和科研，总比初出茅庐者能够更容易进入状态；陌生的是，学校的人与事都要重新接触和考量。我努力地著书立说，天道酬勤，第二年还是讲师的我被破格评为硕士生导师，紧接着又在激烈的竞争中评上了高级职称。北京的文化机遇也一次次眷顾于我，各种会议沙龙、答辩演讲、评审评议接踵而来，我忙得不亦乐乎。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创立了“语言研究”微信订阅号，受众达到四万人，我醉心于学术传播，醉心于分享学术成果。
　　当初，为了爱情，我来到北京，当然，也不必打着爱情的旗号行事，毕竟每个个体的人都有行为力。我的妻子在今年年初远赴美国工作，如果不出意外，很有可能在自由女神的庇护下不会再回归“雾霾”之“堵城”，这也是当时她选择离开的两大理由。
　　而我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人，一如孔子而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每月一定要回东北老家一趟，所以，我将何去何从，无从而知，中美的13个小时时差，使我不得不在选择离开的问题上畏手畏脚；而囿于所学专业，我不能轻言放弃北京的教职。所以，我是流浪远方还是驻守北京，亦无从而知，学术上称之为“未有定论”。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我之所爱；家庭，亦然如此，我只能坚信生活是留给有心人的，你努力，就可以过好，你放弃，在哪里都可以苟活。我手与我脚，何愁无我口。搁笔于斯，北京城褪去了多日的燥热，噼里啪啦下起了今夏的第一场暴雨，酣畅淋漓地带来了满目清凉。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