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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从1949年到1969年，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先后有1亿多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第一次扫盲高潮：“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为了尽快地提高识字水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同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任命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第二次扫盲高潮：“把扫盲作为国家大计”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担任教员。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由此，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第三次扫盲高潮：毛主席批评扫盲浮夸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第四次扫盲高潮：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高潮后，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摘自新华网、澎湃新闻、《湘潮》等）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第一次扫盲高潮：“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为了尽快地提高识字水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同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任命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第二次扫盲高潮：“把扫盲作为国家大计”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担任教员。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由此，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第三次扫盲高潮：毛主席批评扫盲浮夸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第四次扫盲高潮：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高潮后，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摘自新华网、澎湃新闻、《湘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