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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自从弟弟出生后，我在家里的地位和幸福每况愈下，曾经经历过的快乐和美好越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这种潜意识如藤蔓一样，缠绕了我很多年。
弟弟的名字叫“卓尔”，而我呢？却叫“小凡”。我认为，当得知我是个女孩儿时，父亲就开始轻看我，在弟弟没有出生时，他已经在心里默默地给我树立了假想的竞争者，直到他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在家里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宠溺那个可以为他传递香火的“小王子”。
而他，还是个民办教师呢，只是后来被清退，受了伤害，愈发迂腐和颓废。我倒不同情他。在他眼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也应该被“清退”？
当卓尔一天天长大时，我在家里失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比如崭新的好看的衣服，诱人的好吃的食物，撒娇、拥抱和问候，甚至课本、故事书和上学的机会……什么都要让着弟弟，什么都要弟弟先得，如果有盈余，才能幸运地降临到我这儿；最悲伤的是，我不止一次听父亲对母亲说：女娃娃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家里这么困难，还是保住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逻辑？
如果他的两个孩子都不幸落入水中，他最先救的会是哪一个？
我在被窝里想到这个问题，压抑地哭泣，几乎窒息，心里对父亲的恨意一日比一日厚，同时也恨着那个总是跟在我身后“姐姐、姐姐”叫着的小家伙。
卓尔永远比我小三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我矮一个头。因此，我自有惩罚他的办法：无论他怎么喊我“姐姐”，我都不答应，趁父亲不在身边，还会嚷着叫他“滚蛋”，虽然看着他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像个被抛弃的小动物，小小的背影缩着、皱着、凉着，我还是不肯原谅他。
我还骂他，打他，即便父亲知道后，马上会更厉害地骂我、打我，我也乐此不疲，我在乎那片刻的快慰和胜利。
是的，家里的战火大多都是我先挑起来的，最后又只能由我屈辱的泪水去熄灭。哪怕错在弟弟，父亲也坚持认为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姐姐，我没有尽到做姐姐的责任，我应该让着他。
不，我偏不，岂容一个小破孩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有几次，我差点失学了，他知不知道？
每一年，都是他穿着新衣服给爷爷奶奶磕头讨压岁钱，而我穿着不知哪里弄来的补丁衣服，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哭，不敢见人，一分钱的压岁钱也得不到，与镇里新华书店的那几本梦寐以求的心爱之书失之交臂，他知不知道？
我也是父母亲生的孩子，可是村里已经有伙伴怀疑我是从外面捡来的，他知不知道？
一切，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吗？他没有我聪明好学，没有我顽强刻苦，没有我心硬芜杂，他知不知道？
他仿佛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父亲的胡子茬儿喜欢亲他，他只知道父亲的怀抱和脊背又温暖又安全，他只知道天塌下来也有父亲为他顶着。
我很孤单，但我相信自己是很有力的。
我缺少爱和支撑，但我知道只有自己绝不屈服，才有希望。
除了妈妈可以同情外，我谁都不稀罕，我想我活着，就是要有一天风风光光地离开这个家。
后来
卓尔越长越高，几乎跟我一般高了。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姐姐、姐姐”地叫我，我照样不乐意回答他一声。生活的惯性如此强大，我都忘记自己还是个“姐姐”，我常常恍惚地认为，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孩子。
弟弟长大了，我再也不好意思捉弄他，也不会随口就嚷“滚蛋”。记得，曾经，我让他将手伸到荆棘丛中，为我捡拾故意丢进去的玻璃球，使他秀气的手指被扎伤，鲜血一滴一滴的，他却笑得天真而可爱，我也终于心虚地答应了他一声。
在父亲那里失去的，在他这里得到了补偿，可是这难道是我最终想要的吗？过去的永远过去，除了不堪回首外，谁能再给我一个充满阳光、鸟语花香的成长季节？
我对弟弟的话是少的，最少的还是父亲，很久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年轻力壮的他渐渐不见了，他的背也似乎驼起来，再也不是挺拔的山了，岁月对他说“你过时了”。我会嫌弃他脑子一根筋，在外边是条虫，在家里是个火药桶，他的坏脾气不知道“炸”伤过我们多少回。
从我上到高中时，我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里的“边缘人”。我不关心父亲的事情，也不过问弟弟的情况，但我仍然相信他们是拴在一起的。我认为自己走得还不够远，我的翅膀还没有硬起来。
偶尔的，我会回来看看母亲。这个沉默的、一辈子只知道燃烧自己的人，弄得我渐渐失语。想起母亲，我的悲哀之情多过对她的思念和爱。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对母亲有感恩的。每当父亲要求我辍学回家帮忙，或者外出打工，供养弟弟上学时，她总是说：“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就让妮子再上上看吧！”
有了母亲，我知道这个家，还是需要回来的。
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在学习上，我永远比弟弟强，我和母亲的坚持都是对的。
记得有一次，我故意借来一盒磁带，将《花木兰》的戏曲放给父亲和弟弟听。当唱到“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时，我也跟着唱。气得父亲黑着脸，闷声不响地抽着旱烟。弟弟呢，我第一次见他脸色那么难看，也是不声响。
夜里，父亲跟母亲说床头话，骂我竟敢跟他叫板了。我在被窝里偷着乐，也不知道那个小小“男子汉”到底睡着了没有？
我的奖状几乎贴满墙壁，红红的，耀弟弟的眼，也封住父亲的口，他再也不会嚷着让我退学了。何况，我不是得这奖品，就是得那奖品，有时还会得现金奖励，我变卖奖品，我省吃俭用，也花不了他多少钱，他还有何话要说？
到县城上最好的高中时，弟弟一脸羡慕，还坚持要送我。我自然抢白他：还是让爸爸稀罕你去，他，也许能够辅导出一个高材生！
弟弟被噎住，眼睛都要转出泪水来，他大概竟不知道他的姐姐原来这样尖酸刻薄，他只是想送送我而已。不过，这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子，再也不会眼泪、鼻涕一起流了，回过神后，依然甜甜地叫我“姐姐”，还酸溜溜地说着祝愿的话。
再见！
仿佛我真的很难再回来似的，弟弟黯然神伤，母亲以手抹泪，谁知道父亲在家里干什么呢？
接近
不管在距离上，还是在心理上，我都同这个家越来越远。
高考填报志愿，我没有跟家里任何一个人商量，他们也不懂。我的想法是，上一个距离老家最远、我又最愿意上的大学。
当我说我要到首都北京上大学时，母亲激动得抓抓自己的脸，笑的时候又想哭，而父亲呢？却皱着阴晴不分的眉头，抖动着嘴巴说什么学费、学费，那个已经高过我的卓尔，兴奋地尖叫着，简直想把我抛起来。
我保持着一贯的冷静，淡淡地说：“学费？我一个子儿也不要，当然，你们想给我一点儿，我也没有意见。”
这些话很伤父亲的自尊，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自此讲清跟他的关系，离开他，我依然拥有自己的天空。
在上大一时，我就开始做家教，给报刊撰稿赚稿费，偶尔的，批发些小玩意儿带到女生公寓里叫卖，当校园里流行团购时，我成了组织者，多少有了回报，到最后，我拥有自己的网上店铺，小小年纪就当了“老板娘”，加上奖学金，我终于彻底脱离跟家里的经济关系。
我也几乎不回家，这么美好火热的生活，应该争分夺秒地过啊。
我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信，也不愿意给谁一个惊喜的电话，但我给母亲寄过生日礼物、特产和衣服，都是通过弟弟转交的。
弟弟来信说，父亲早已经忘掉母亲的生日，他竟然认为那也是我邮寄给他的东西，见人就夸女儿好孝顺，好能干，不要学费，还买东西给家人。
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曾经那么后悔生女儿的人，能对人夸赞我？
我不愿朝着深处多想，很多年来，我不也是曾经过得泥沙俱下、悲喜交加？
我给弟弟邮寄了学习资料，包裹里连个只言片语的纸条都没有。他是高中生了，在为考大学而努力备战，他会懂的。
没想到，卓尔很快给我写了信，开头说谢谢，结尾又道谢谢，客气得让我陌生，弟弟最后认真地说，他也想到首都北京上大学，因为他想靠近姐姐，将来姐弟俩都在皇城根儿下工作和生活，彼此照应着，该是多么幸福啊！
那一刻，我的心很奇怪地软了一下，眼睛也涩涩的。
很奇怪，卓尔在信里很少提到父亲和母亲，只一句话——姐姐，妈妈很想看看你，他也是，今年过年，你回来吧。这让我决定还是给他回一封信。这个鬼机灵的卓尔，真的在跟我套近乎，在我面前不叫“爸爸”，也是我习惯说的那个“他”。
我很快给弟弟回了信。
过年的时候，我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终于回到家里。
所有人都好好的，只是那个“他”竟患了重病，前些日子，只顾治疗他的肺炎，断了脑血栓的药，爸爸出院后，居然成了一个失去大片记忆的人！
弟弟问他：“我是谁？”
他笑嘻嘻地回答：“大将军花木兰！”
弟弟再问：“我是谁？”
他依然笑着回答：“花木兰大将军！”
我心里一急，拉过妈妈，问：“这是谁？”
他止住笑，思考着，终于回答：“还是大将军花木兰！”
母亲捂着脸哭了，我也想哭。
我整整衣服，端端正正地站到他面前，问：“你说我是谁？”
他想都不想，张口就叫：“你是我的闺女，董小凡！哈哈哈，小凡，你不是在北京吗？怎么回来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爸爸有东西给你！”
他身子僵硬着，还要亲自去拿什么东西。
母亲拦住他，让弟弟照顾好他，自己来到里屋，在箱子底找出一个红布包儿。
打开来，竟是一厚沓平平整整的纸币，面值小到一角，大到百元。
他看到钱，眼睛里发着快乐的光：“钱，钱，钱，考研……”
母亲解释说，自从我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攒钱，即便我从一开始就执意不要他的钱，他还是戒了烟，戒了酒，很积极的，到处找活儿干，终于给我攒到两千元，可是他也得病了，先是脑血栓，然后是肺炎，住院时宁可到亲戚家借钱，也不让他们动“闺女考研的钱”，这是卓尔告诉我的。
——当他经历过危险，失去大片记忆时，依然记得我“远走高飞”的梦想。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抱住了他，叫了声“爸爸”。
卓尔见我太伤心，默默地走过来，叫了声“姐姐”，我们一起抱住了爸爸。
弟弟安慰我，也是安慰在旁边笑着哭起来的母亲，说医生说，只要好好治疗，让病人快快乐乐的，他还是有可能恢复记忆的，因为爱会创造奇迹，这是无数的实例证明过的。
是的，爱会创造奇迹。
我相信。
只是，需要我承认，爱一直都在，这不是重新开始的问题，而是让爱长在的问题。爱的结果，就是奇迹。爸爸，你的女儿小凡，包括所有的亲人，都要给你一个奇迹，这是一定的，你也要相信。
父亲点点头，我看到这个从来不见哭的人，也哭了。
责编/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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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弟弟出生后，我在家里的地位和幸福每况愈下，曾经经历过的快乐和美好越来越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这种潜意识如藤蔓一样，缠绕了我很多年。
弟弟的名字叫“卓尔”，而我呢？却叫“小凡”。我认为，当得知我是个女孩儿时，父亲就开始轻看我，在弟弟没有出生时，他已经在心里默默地给我树立了假想的竞争者，直到他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在家里大摇大摆、旁若无人地宠溺那个可以为他传递香火的“小王子”。
而他，还是个民办教师呢，只是后来被清退，受了伤害，愈发迂腐和颓废。我倒不同情他。在他眼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也应该被“清退”？
当卓尔一天天长大时，我在家里失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比如崭新的好看的衣服，诱人的好吃的食物，撒娇、拥抱和问候，甚至课本、故事书和上学的机会……什么都要让着弟弟，什么都要弟弟先得，如果有盈余，才能幸运地降临到我这儿；最悲伤的是，我不止一次听父亲对母亲说：女娃娃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家里这么困难，还是保住一个。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逻辑？
如果他的两个孩子都不幸落入水中，他最先救的会是哪一个？
我在被窝里想到这个问题，压抑地哭泣，几乎窒息，心里对父亲的恨意一日比一日厚，同时也恨着那个总是跟在我身后“姐姐、姐姐”叫着的小家伙。
卓尔永远比我小三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我矮一个头。因此，我自有惩罚他的办法：无论他怎么喊我“姐姐”，我都不答应，趁父亲不在身边，还会嚷着叫他“滚蛋”，虽然看着他眼泪、鼻涕一起流出来，像个被抛弃的小动物，小小的背影缩着、皱着、凉着，我还是不肯原谅他。
我还骂他，打他，即便父亲知道后，马上会更厉害地骂我、打我，我也乐此不疲，我在乎那片刻的快慰和胜利。
是的，家里的战火大多都是我先挑起来的，最后又只能由我屈辱的泪水去熄灭。哪怕错在弟弟，父亲也坚持认为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姐姐，我没有尽到做姐姐的责任，我应该让着他。
不，我偏不，岂容一个小破孩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有几次，我差点失学了，他知不知道？
每一年，都是他穿着新衣服给爷爷奶奶磕头讨压岁钱，而我穿着不知哪里弄来的补丁衣服，躲在角落里悄悄地哭，不敢见人，一分钱的压岁钱也得不到，与镇里新华书店的那几本梦寐以求的心爱之书失之交臂，他知不知道？
我也是父母亲生的孩子，可是村里已经有伙伴怀疑我是从外面捡来的，他知不知道？
一切，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吗？他没有我聪明好学，没有我顽强刻苦，没有我心硬芜杂，他知不知道？
他仿佛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父亲的胡子茬儿喜欢亲他，他只知道父亲的怀抱和脊背又温暖又安全，他只知道天塌下来也有父亲为他顶着。
我很孤单，但我相信自己是很有力的。
我缺少爱和支撑，但我知道只有自己绝不屈服，才有希望。
除了妈妈可以同情外，我谁都不稀罕，我想我活着，就是要有一天风风光光地离开这个家。
后来
卓尔越长越高，几乎跟我一般高了。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姐姐、姐姐”地叫我，我照样不乐意回答他一声。生活的惯性如此强大，我都忘记自己还是个“姐姐”，我常常恍惚地认为，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孩子。
弟弟长大了，我再也不好意思捉弄他，也不会随口就嚷“滚蛋”。记得，曾经，我让他将手伸到荆棘丛中，为我捡拾故意丢进去的玻璃球，使他秀气的手指被扎伤，鲜血一滴一滴的，他却笑得天真而可爱，我也终于心虚地答应了他一声。
在父亲那里失去的，在他这里得到了补偿，可是这难道是我最终想要的吗？过去的永远过去，除了不堪回首外，谁能再给我一个充满阳光、鸟语花香的成长季节？
我对弟弟的话是少的，最少的还是父亲，很久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年轻力壮的他渐渐不见了，他的背也似乎驼起来，再也不是挺拔的山了，岁月对他说“你过时了”。我会嫌弃他脑子一根筋，在外边是条虫，在家里是个火药桶，他的坏脾气不知道“炸”伤过我们多少回。
从我上到高中时，我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家里的“边缘人”。我不关心父亲的事情，也不过问弟弟的情况，但我仍然相信他们是拴在一起的。我认为自己走得还不够远，我的翅膀还没有硬起来。
偶尔的，我会回来看看母亲。这个沉默的、一辈子只知道燃烧自己的人，弄得我渐渐失语。想起母亲，我的悲哀之情多过对她的思念和爱。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对母亲有感恩的。每当父亲要求我辍学回家帮忙，或者外出打工，供养弟弟上学时，她总是说：“还有我呢，还有我呢，就让妮子再上上看吧！”
有了母亲，我知道这个家，还是需要回来的。
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在学习上，我永远比弟弟强，我和母亲的坚持都是对的。
记得有一次，我故意借来一盒磁带，将《花木兰》的戏曲放给父亲和弟弟听。当唱到“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时，我也跟着唱。气得父亲黑着脸，闷声不响地抽着旱烟。弟弟呢，我第一次见他脸色那么难看，也是不声响。
夜里，父亲跟母亲说床头话，骂我竟敢跟他叫板了。我在被窝里偷着乐，也不知道那个小小“男子汉”到底睡着了没有？
我的奖状几乎贴满墙壁，红红的，耀弟弟的眼，也封住父亲的口，他再也不会嚷着让我退学了。何况，我不是得这奖品，就是得那奖品，有时还会得现金奖励，我变卖奖品，我省吃俭用，也花不了他多少钱，他还有何话要说？
到县城上最好的高中时，弟弟一脸羡慕，还坚持要送我。我自然抢白他：还是让爸爸稀罕你去，他，也许能够辅导出一个高材生！
弟弟被噎住，眼睛都要转出泪水来，他大概竟不知道他的姐姐原来这样尖酸刻薄，他只是想送送我而已。不过，这个已经长大的男孩子，再也不会眼泪、鼻涕一起流了，回过神后，依然甜甜地叫我“姐姐”，还酸溜溜地说着祝愿的话。
再见！
仿佛我真的很难再回来似的，弟弟黯然神伤，母亲以手抹泪，谁知道父亲在家里干什么呢？
接近
不管在距离上，还是在心理上，我都同这个家越来越远。
高考填报志愿，我没有跟家里任何一个人商量，他们也不懂。我的想法是，上一个距离老家最远、我又最愿意上的大学。
当我说我要到首都北京上大学时，母亲激动得抓抓自己的脸，笑的时候又想哭，而父亲呢？却皱着阴晴不分的眉头，抖动着嘴巴说什么学费、学费，那个已经高过我的卓尔，兴奋地尖叫着，简直想把我抛起来。
我保持着一贯的冷静，淡淡地说：“学费？我一个子儿也不要，当然，你们想给我一点儿，我也没有意见。”
这些话很伤父亲的自尊，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自此讲清跟他的关系，离开他，我依然拥有自己的天空。
在上大一时，我就开始做家教，给报刊撰稿赚稿费，偶尔的，批发些小玩意儿带到女生公寓里叫卖，当校园里流行团购时，我成了组织者，多少有了回报，到最后，我拥有自己的网上店铺，小小年纪就当了“老板娘”，加上奖学金，我终于彻底脱离跟家里的经济关系。
我也几乎不回家，这么美好火热的生活，应该争分夺秒地过啊。
我从来没有给家里寄过信，也不愿意给谁一个惊喜的电话，但我给母亲寄过生日礼物、特产和衣服，都是通过弟弟转交的。
弟弟来信说，父亲早已经忘掉母亲的生日，他竟然认为那也是我邮寄给他的东西，见人就夸女儿好孝顺，好能干，不要学费，还买东西给家人。
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曾经那么后悔生女儿的人，能对人夸赞我？
我不愿朝着深处多想，很多年来，我不也是曾经过得泥沙俱下、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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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卓尔很快给我写了信，开头说谢谢，结尾又道谢谢，客气得让我陌生，弟弟最后认真地说，他也想到首都北京上大学，因为他想靠近姐姐，将来姐弟俩都在皇城根儿下工作和生活，彼此照应着，该是多么幸福啊！
那一刻，我的心很奇怪地软了一下，眼睛也涩涩的。
很奇怪，卓尔在信里很少提到父亲和母亲，只一句话——姐姐，妈妈很想看看你，他也是，今年过年，你回来吧。这让我决定还是给他回一封信。这个鬼机灵的卓尔，真的在跟我套近乎，在我面前不叫“爸爸”，也是我习惯说的那个“他”。
我很快给弟弟回了信。
过年的时候，我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终于回到家里。
所有人都好好的，只是那个“他”竟患了重病，前些日子，只顾治疗他的肺炎，断了脑血栓的药，爸爸出院后，居然成了一个失去大片记忆的人！
弟弟问他：“我是谁？”
他笑嘻嘻地回答：“大将军花木兰！”
弟弟再问：“我是谁？”
他依然笑着回答：“花木兰大将军！”
我心里一急，拉过妈妈，问：“这是谁？”
他止住笑，思考着，终于回答：“还是大将军花木兰！”
母亲捂着脸哭了，我也想哭。
我整整衣服，端端正正地站到他面前，问：“你说我是谁？”
他想都不想，张口就叫：“你是我的闺女，董小凡！哈哈哈，小凡，你不是在北京吗？怎么回来了？回来了好，回来了好，爸爸有东西给你！”
他身子僵硬着，还要亲自去拿什么东西。
母亲拦住他，让弟弟照顾好他，自己来到里屋，在箱子底找出一个红布包儿。
打开来，竟是一厚沓平平整整的纸币，面值小到一角，大到百元。
他看到钱，眼睛里发着快乐的光：“钱，钱，钱，考研……”
母亲解释说，自从我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攒钱，即便我从一开始就执意不要他的钱，他还是戒了烟，戒了酒，很积极的，到处找活儿干，终于给我攒到两千元，可是他也得病了，先是脑血栓，然后是肺炎，住院时宁可到亲戚家借钱，也不让他们动“闺女考研的钱”，这是卓尔告诉我的。
——当他经历过危险，失去大片记忆时，依然记得我“远走高飞”的梦想。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抱住了他，叫了声“爸爸”。
卓尔见我太伤心，默默地走过来，叫了声“姐姐”，我们一起抱住了爸爸。
弟弟安慰我，也是安慰在旁边笑着哭起来的母亲，说医生说，只要好好治疗，让病人快快乐乐的，他还是有可能恢复记忆的，因为爱会创造奇迹，这是无数的实例证明过的。
是的，爱会创造奇迹。
我相信。
只是，需要我承认，爱一直都在，这不是重新开始的问题，而是让爱长在的问题。爱的结果，就是奇迹。爸爸，你的女儿小凡，包括所有的亲人，都要给你一个奇迹，这是一定的，你也要相信。
父亲点点头，我看到这个从来不见哭的人，也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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