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杜甫的诗歌格外明亮、耀眼。千百年来，其以真、善、美的星光闪烁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由于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染，杜甫心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诗人用毕生心血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仁爱精髓熔铸到诗歌中，融化到血液和骨髓之中。
　　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詩，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为人民忧虑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过多难的祖国、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后一首诗中慨叹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风疾舟中伏枕抒怀》）这就是壮怀一腔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始终都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始终都在为社会的不公、时代的不幸而摇旗呐喊。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他们的创作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杜甫的“骨”诗可谓“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是其仁爱精神的诠释，这种情感恰恰是诗人在生活中的体察，激发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责任，并在生命里程中越来越深厚地表露出来，这种“爱”与责任不是简单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轻己身的利他人格的体现，是封建文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显现。这种无时无处由其胸襟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的关爱，正是人文关怀的良知性善的真切发现。其大量深切关注人民疾苦、仁爱之情的“骨”诗，全面诠释了儒家“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与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