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全国“两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在北京隆重举行,一份特殊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期而至,受到世界的关注。细数这份报告,“保”字是出现次数最多的词,“小微企业”是最常提及的市场主体,“保民生”是“经济”的高度关联词。围绕“疫情”这个最大的变数,报告还出现了一系列重点新词。那么,“两会”究竟释放了哪些重要的经济信号,2020年我国经济又有何结构性机遇和挑战,受到各国关注的产业供应链问题究竟何去何从?花旗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对本次“两会”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下是其主要观点。
“两会”要点——增长目标未提,财政刺激低于预期
刘利刚指出,2020年中国“两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长目标未提,但新增就业指标的重要性被凸显。尽管2020年“两会”上没有设定增长目标,但依据创造900万人以上就业机会的指标,刘利刚预计2020年中国GDP的最低增长水平会在4%左右。根据花旗集团的基准,GDP每增长一个点,可创造约222万个就业机会。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财政刺激政策低于预期。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0年的预算赤字同比提高了0.8个百分点,赤字率为3.6%以上,即财政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了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央财政计划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省级国债发行额将提高到3.75万亿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扩大的财政赤字将同比增加4.5个百分点。但花旗集团认为该财政刺激仍未达到预期的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刘利刚认为,中央政府特别债券发行量比预期低,这令市场感到意外。
结构性机遇与风险
刘利刚指出,中国推动经济复苏和改革,将创造两个机遇,须预防一个下行风险。
首先,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新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列为支持国内需求“有效投资”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新基建”的投资可能会迅速增加。花旗集团认为,美国对华为禁令的短期影响有限。同时,花旗集团对其潜在规模持现实态度,认为不太可能超过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20%。
其次,2020年《政府投资报告》提出推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基于户籍的城市化率为44.4%,远低于基于居民身份指标的60.6%,差距意味着约有2.27亿人没有城市户口,但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使他們成为城市居民将刺激房地产需求,有助于释放对汽车、家电和其他耐用品及服务的新一轮需求。
最后,需要预防的一个下行风险是失业及由此带来的较低收入增长,这将构成消费领域挥之不去的忧虑。然而,有针对性的宏观及社会政策也将有利于基础设施、建筑甚至教育等部门的发展。
供应链是否会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移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将全球供应链置于聚光灯下。刘利刚认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加上经常显示出的对中国制造的广泛依赖,或将导致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政策举措,鼓励企业将生产和供应链从中国迁出。他表示,由于中国生产成本和中美间关税不断上涨,许多供应链——尤其是最终产品服务于美国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供应链——已经开始出现转移。疫情的冲击也向一些政策制定者凸显了全球化的局限性,以及为应对紧急情况(如医疗设备短缺)和国家安全在本国内重建一些重要供应链的潜在益处。
鉴于美国采取的最新政策,即进一步限制技术出口并鼓励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设备,高附加值的供应链是否可能从中国迁出?刘利刚认为,由于一些缓解因素,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他表示,鉴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可能会出现某些供应链的重复建设。后疫情时代,一些跨国公司可能需要“在中国和为中国”,以及外部供应链“分别发展”战略,即高附加值和精密的制造业供应链将继续留在中国,只是可能会开始分别发展。
刘利刚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高劳动生产率、有利的政策和有形基础设施、广泛而复杂的供应链,以及在其他地区重建供应链所需的巨额投资,制造业的迁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特别是得益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发展速度,以及中国在智能手机、汽车、先进机械、物联网、工业和物流互联网等领域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角色,某些高附加值供应链很难轻易离开中国。
“两会”要点——增长目标未提,财政刺激低于预期
刘利刚指出,2020年中国“两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长目标未提,但新增就业指标的重要性被凸显。尽管2020年“两会”上没有设定增长目标,但依据创造900万人以上就业机会的指标,刘利刚预计2020年中国GDP的最低增长水平会在4%左右。根据花旗集团的基准,GDP每增长一个点,可创造约222万个就业机会。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财政刺激政策低于预期。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0年的预算赤字同比提高了0.8个百分点,赤字率为3.6%以上,即财政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了1万亿元人民币。同时,中央财政计划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省级国债发行额将提高到3.75万亿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扩大的财政赤字将同比增加4.5个百分点。但花旗集团认为该财政刺激仍未达到预期的5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刘利刚认为,中央政府特别债券发行量比预期低,这令市场感到意外。
结构性机遇与风险
刘利刚指出,中国推动经济复苏和改革,将创造两个机遇,须预防一个下行风险。
首先,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新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列为支持国内需求“有效投资”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新基建”的投资可能会迅速增加。花旗集团认为,美国对华为禁令的短期影响有限。同时,花旗集团对其潜在规模持现实态度,认为不太可能超过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20%。
其次,2020年《政府投资报告》提出推动新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基于户籍的城市化率为44.4%,远低于基于居民身份指标的60.6%,差距意味着约有2.27亿人没有城市户口,但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使他們成为城市居民将刺激房地产需求,有助于释放对汽车、家电和其他耐用品及服务的新一轮需求。
最后,需要预防的一个下行风险是失业及由此带来的较低收入增长,这将构成消费领域挥之不去的忧虑。然而,有针对性的宏观及社会政策也将有利于基础设施、建筑甚至教育等部门的发展。
供应链是否会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移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将全球供应链置于聚光灯下。刘利刚认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加上经常显示出的对中国制造的广泛依赖,或将导致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政策举措,鼓励企业将生产和供应链从中国迁出。他表示,由于中国生产成本和中美间关税不断上涨,许多供应链——尤其是最终产品服务于美国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供应链——已经开始出现转移。疫情的冲击也向一些政策制定者凸显了全球化的局限性,以及为应对紧急情况(如医疗设备短缺)和国家安全在本国内重建一些重要供应链的潜在益处。
鉴于美国采取的最新政策,即进一步限制技术出口并鼓励使用美国制造的技术设备,高附加值的供应链是否可能从中国迁出?刘利刚认为,由于一些缓解因素,这种可能性很低。但他表示,鉴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可能会出现某些供应链的重复建设。后疫情时代,一些跨国公司可能需要“在中国和为中国”,以及外部供应链“分别发展”战略,即高附加值和精密的制造业供应链将继续留在中国,只是可能会开始分别发展。
刘利刚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鉴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高劳动生产率、有利的政策和有形基础设施、广泛而复杂的供应链,以及在其他地区重建供应链所需的巨额投资,制造业的迁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特别是得益于中国的市场规模、发展速度,以及中国在智能手机、汽车、先进机械、物联网、工业和物流互联网等领域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角色,某些高附加值供应链很难轻易离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