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民族器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屡攀高峰、屡创辉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器乐与时俱进，创新的力度与幅度加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喜人的新走势。
　　
　　一、多元吸纳融汇整合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也互相渗透、互相借鉴，在多元吸納的基础上不断融汇整合，从而形成许多新兴的交叉艺术或边缘艺术。民族器乐同样如此，在广收博采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自己，经过融汇不断创新。这已被公认为是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一大新走势。
　　首先，民族器乐曲创作吸收了我国传统戏曲、曲艺的音乐素材，丰富了民族器乐曲的领域，也提升了它的美学品位。例如二胡独奏曲《秦腔主题随想曲》，就吸收了秦腔的音乐素材，并以其为基调，以浓重的秦腔风韵令人耳目一新，为民族器乐注入了新鲜血液，不仅拓宽了二胡的演奏空间，而且以二胡拟人声的魅力与秦腔音乐珠联璧合。而板胡独奏曲《秦腔牌子曲》，则与《秦腔主题随想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可称为“姊妹篇”。
　　其次，民族器乐曲创作吸收了我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发展了民族器乐。例如二胡独奏曲《兰花花叙事曲》，就以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旋律为素材；琵琶曲《浏阳河》，吸收了湖南民歌《浏阳河》的旋律；扬琴曲《雨打芭蕉》，吸收了广东音乐的素材；笛子独奏曲《放风筝》，吸收了同名东北民歌的音乐素材……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再次，民族器乐曲创作吸收了歌剧的音乐素材，使民族器乐出现了兼容并蓄的崭新面貌与吸纳百川的宏大气魄。例如二胡曲《红梅随想曲》，就从歌剧《江姐》的主题音乐和重要唱段中选取素材；二胡曲《洪湖人民的心愿》，也以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段《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的音乐为主体，收到了理想的艺术效果。
　　
　　二、创新发展内涵外拓
　　
　　民族器乐大胆创新，不断向外拓展其内涵，也是一大新走势。
　　首先是民族器乐乐器本身的创新。许多民族器乐演奏家，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旧的民族乐器，创造出新型的民族乐器，扩大了其艺术功能，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例如月琴大师冯少先，就研制出“雪梅”型月琴，把三根弦、十七品的月琴改为四根弦、二十四品，使月琴的音质更为完美。与此相匹配，他在借鉴民族器乐演奏指法的同时，吸收了西洋弹拨乐器的某些弹奏方法，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演奏方法，受到了中外音乐家的称赞。又如杨竞明改制的四条码子的快速转调扬琴，既保留了扬琴原有的清脆、悠扬的音色，以及八、五度关系的音位排列法和演奏法，又增加了音位、扩大了音域、纯化了音质，适应了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需要。
　　其次是民族器乐作曲法的创新。许多民族器乐曲创作，都立足本体、面向世界，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许多西洋音乐作曲法，从而大大丰富了民族器乐曲的艺术含量，也使民族器乐曲的内涵向外拓展，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大格局。例如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就运用了西洋音乐协奏曲的作曲法，即由二胡独奏与民族管弦乐队协同演奏，使音乐富有交响性、歌唱性等特点，并充分运用了各种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同样，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都采用了西洋音乐协奏曲的作曲法，成为“洋为中用”的典范。
　　再次是民族器乐演奏形式的创新。近年来，民族器乐的演奏形式，一改传统演奏的“坐而奏”“站而奏”的形式，而创造出“动而奏”“舞而奏”“歌而奏”的新的演奏形式，强化了动态美与色彩美。例如“女子十二乐坊”，女乐手将二胡、琵琶等乐器，挂在腰前，边舞边奏；又如冯晓泉与曾格格的唢呐、笛子二重奏，则融民族器乐演奏、通俗歌曲演唱、现代舞三大元素为一炉，可谓领时尚民乐之先，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文化含量品位升格
　　
　　强化文化含量，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是民族器乐的又一大新走势。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一股“文化热”，音乐文化也跻身其内，放射出独有的光彩。因此，民族器乐理所当然地以文化含量与文化品位为题中应有之义，在创作与演奏中，尽全力表现民族音乐文化的独有芳姿，并以此充分体现出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
　　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北京的“国乐天骄”女子民乐队，就以其强烈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色，与法国当代“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多次在中国联袂演出，用克莱德曼的话说：“她们不仅使我的西方钢琴文化融入了东方文化的亮色，而且在她们的东方音乐文化中，也闪烁着西方音乐文化的光辉。”这可谓是中西音乐文化的最好融合与最佳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