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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工作经历，是他一生中紧要的一步，因为在这期间他接触的一些人、经历的一些事和阅读的一些书，为他的人生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为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打下了重要基础。
初入北大红楼，在书山报海中解彷徨苦闷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部分会员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怀揣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梦想开始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了筹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相关事宜，这年8月19日，时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极为欣赏他的原湖南第一师范老师杨昌济，当时在北京大学执教。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后在图书馆谋得了助理员的职位，负责登记来馆阅览书报者的姓名，管15种中外报纸。那时的毛泽东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31号的第二阅览室工作，差事很简单，收入也只有每月8元，但却让他有了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所以毛泽东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
毛泽东在这里担任了5个月的图书馆助理员。职位低微，薪饷微薄，地位低下，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毛泽东而言颇有些打击，他也为此受到过冷漠。时隔多年后，据《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不无怨言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尽管遭遇过不愉快的冷遇，但毛泽东并不自卑，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在一些心高气傲的高才生眼里，毛泽东只是图书馆一个默默无闻的操着南方口音的“临时工”，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毛泽东内心的追索和刻苦的钻研。好在图书馆内有浩瀚的书籍和报刊，丰富了毛泽东的生活。他在这里读了许多书籍。这段北大红楼的工作经历，是毛泽东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得导师指点，在探索求真中改变志向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人，并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与他们探讨学术和人生问题。这对青年毛泽东开阔视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大有裨益。
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还是混乱的”，“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那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和北京都有很大的影响，在那个正处在政治思想发生猛烈变革时期的中国，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可能改变观点。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发展趋向，还处在朦胧的状态中。
正是在北大图书馆期间，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的引导下，毛泽东才完全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说起李大钊的影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这样说：“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当时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住处请教，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学生活动，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几天后，又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认为，自己“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时，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谈到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认为那也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导师。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毛泽东是这本杂志众多的追随者之一。据《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方面，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受到的启蒙，为毛泽东不久后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接触了其他众多名人学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的许多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和讲座，在接触新思想的同时，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建立了人脉与学问基础。
二次进京，在知行合一中确立信仰
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顺利完成了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主要任务。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离开北大图书馆，动身回湖南老家。
不久，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湖南也不例外，毛泽东毅然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为了驱逐湖南封建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张敬尧的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到北京，毛泽东的许多活动也与北大有密切关系。
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党的早期组织）”，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抽空常去那里看书。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西行漫记》记述了毛泽东对这段时光的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从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是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不仅真正地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的实践家。
总之，毛泽东在北大的这段经历，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期间与那些人和那些书结下的不解之缘，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北大所接触到的那些有思想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杨昌济、吴玉章、傅斯年、罗家伦、胡适、朱谦之、邵飘萍、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在思想上的引导、启发、交流、交锋，使青年毛泽东从曾经的思想混沌，走向了清晰的科学信仰。⊙
初入北大红楼，在书山报海中解彷徨苦闷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部分会员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怀揣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梦想开始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了筹备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相关事宜，这年8月19日，时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极为欣赏他的原湖南第一师范老师杨昌济，当时在北京大学执教。在杨昌济的帮助下，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后在图书馆谋得了助理员的职位，负责登记来馆阅览书报者的姓名，管15种中外报纸。那时的毛泽东每天到刚刚落成的沙滩红楼一层西头靠南31号的第二阅览室工作，差事很简单，收入也只有每月8元，但却让他有了极为难得的读书看报的机会，所以毛泽东对这项工作很有兴趣。
毛泽东在这里担任了5个月的图书馆助理员。职位低微，薪饷微薄，地位低下，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毛泽东而言颇有些打击，他也为此受到过冷漠。时隔多年后，据《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不无怨言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尽管遭遇过不愉快的冷遇，但毛泽东并不自卑，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在一些心高气傲的高才生眼里，毛泽东只是图书馆一个默默无闻的操着南方口音的“临时工”，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毛泽东内心的追索和刻苦的钻研。好在图书馆内有浩瀚的书籍和报刊，丰富了毛泽东的生活。他在这里读了许多书籍。这段北大红楼的工作经历，是毛泽东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得导师指点，在探索求真中改变志向
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人，并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与他们探讨学术和人生问题。这对青年毛泽东开阔视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大有裨益。
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从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还是混乱的”，“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那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和北京都有很大的影响，在那个正处在政治思想发生猛烈变革时期的中国，即使博学的、成熟的学者也往往在几个月内就可能改变观点。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发展趋向，还处在朦胧的状态中。
正是在北大图书馆期间，青年毛泽东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的引导下，毛泽东才完全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说起李大钊的影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曾这样说：“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当时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住处请教，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学生活动，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几天后，又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认为，自己“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北平时，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谈到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认为那也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导师。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毛泽东是这本杂志众多的追随者之一。据《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培养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方面，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受到的启蒙，为毛泽东不久后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接触了其他众多名人学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的许多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和讲座，在接触新思想的同时，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建立了人脉与学问基础。
二次进京，在知行合一中确立信仰
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顺利完成了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主要任务。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离开北大图书馆，动身回湖南老家。
不久，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湖南也不例外，毛泽东毅然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为了驱逐湖南封建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张敬尧的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次到北京，毛泽东的许多活动也与北大有密切关系。
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党的早期组织）”，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毛泽东抽空常去那里看书。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西行漫记》记述了毛泽东对这段时光的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从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是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不仅真正地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的实践家。
总之，毛泽东在北大的这段经历，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期间与那些人和那些书结下的不解之缘，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北大所接触到的那些有思想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杨昌济、吴玉章、傅斯年、罗家伦、胡适、朱谦之、邵飘萍、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在思想上的引导、启发、交流、交锋，使青年毛泽东从曾经的思想混沌，走向了清晰的科学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