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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08年全球经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仍处于疲软状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都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这种形势被称为"新常态"，在新的形势下，积极开展经济和金融学理论创新，可以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创新
引言
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要想得到恢复，都必须需要经历一个持续相对长而缓慢的恢复过程，世界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的经济态势也是不一样。对于发达国家“新常态”则强调得调整市场机制，尤其是约束金融市场，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是一个过渡过程，是逐渐从传统经济快速增长到新的经济稳态增长过程。
1“新常态”概念
“新常态”最早是由美国的埃里安针对经济发展提出的，主要用以说明经济发展呈现的态势，他描述了08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经融危机周期的特点，他认为全球经济要想得到复苏，但由于国际市场的稳定性较差、生产成本要素上升等原因，经济复苏注定了是一个相对长而慢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用以概况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特征、趋势[1]，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有别于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出速度上由外贸与外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产业上由贸易间中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产品内贸易、在经济驱动力上由生产要素转向创新、在经济发展方向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在贸易收益方面从注重数量方面扩展转型到注重产品质量效益等。
2“新常态”下经济与金融形势
世界经济在较长时期保持温和、低速、“平庸”的增长态势，现在呈现出低利率、低膨胀、低增长状态，世界的不同国家的经济也呈现明显分化特征[2]。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再次重新注重发展本国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回归，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增长，2011年奥巴马签署了制造业促进法案，随后很多美国企业开始从中国撤离，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这些回流的制造业将给美国带来320万个就业机会。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在制造业的土地成本与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要远高于东南亚国家，导致我国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国家，这也是受我国的资源的制约造成的，同时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中低端，我国急需对产业进行调整改革。
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出个必须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在2008年以前，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10%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2015、2016、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在6.9%、6.7%，6.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且我国经济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造成了强投入、高消耗、低效率、强污染等问题，中国的制造业处于中低端，随着我国的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源等的优势减弱，同时加之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和国内诸多挑战和约束，在国际上以美元为主导的旧体制，冲击着与我国经济相关的亚洲金融体系；在国内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原来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领域（房地产、制造业、基建投资）都面临发展瓶颈，我国的经济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总之，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3]，即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同时我国的企业技术、管理、营销等等多个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多种因素造成了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状态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我们应充分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积极应对并引领我国经济深化改革，挖掘经济发展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并坚持协调区域发展，使经济发展趋向平衡，发现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的机遇，接受新的挑战。
3“新常态”经济与金融关系
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出现，需要再次深刻的认识到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从世界经济新常态反映出经济与金融的问题本质，首先是金融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的发展也必须围绕这实体经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促使实体经济的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财富的繁荣增长。
金融通过货币、信用等金融要素影响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资源的综合配置[4]，金融体系通过只是作为一种媒介存在，不具备事物生产能力，通过调整资源流向和要素配置来实现就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促进着经济的稳定运行，二者之间存在动态关系，建立正确的金融发展价值观，很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因此，要了解新常态下的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与本质，研究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和金融学的创新，并结合实际经济发展的原则，在理论方面，需要调整对经济与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在实践操作方面，要避免“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干扰，让实体经济与金融学能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实现财富增长。
4“新常态”下经济与金融理论创新
在认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动态关系，解决二者存在的问题，在理论方面需要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必须符合经济与金融二者的实际发展情况，但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关的创新的理论，国际上都未对引起重视，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的指导，造成理解现实经济的困扰，因此传统的经济与金融理论知识缺乏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指导作用，因此急需重建保护金融因素的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2008年后，在金融方面关于主流经济学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经济学家把重点仍放在经济发展的均衡理论方面，却不能很好的结合现实经济的现象和行为，这样导致不能更好的认清和了解现实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创新需要符合经验事实，在此前提下再做进一步的假设和逻辑思考，这样的理论才能站得住脚。科学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创新是包含三个层次，经验、行为、实践，在客观现实的经验基础上，立足市场经济行为与逻辑，并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新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同时还应反思新常态下的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的内在规律，从而再进一步构建理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理论框架，这样新的理论具有合法性。
对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考虑到金融与实体经济两大方面，也应考虑到国家的宏觀政策调控的对其影响。在金融学理论上，重建宏观和微观经济相统一的金融学理论，金融学理论都是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应一起作为指导，传统的经济学中，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信贷等金融变量没能引起足够重视，这些宏观经济金融变量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在经济学理论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究实体经验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重建宏观经济学与金融体系的理论，把宏观经济学对金融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建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框架，还应考虑到理论实践与国家金融政策二者统一。
5 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急需开展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创新，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这样有助于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传统经济快速增长向经济新的中高速发展，我国经济面临着重构经济结构，也需要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因此我国急需开展重建的经济与金融学的创新理论，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经济与金融学理论研究创新发展，步入世界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创新的的前列，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大转型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能进一步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进入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郑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和特征[J].经济视野，2015.28：223-224.
[2]张茂荣.世界经济在“平庸增长”中加速分化[J].瞭望，2015（16）.6-6.
[3]张志元，李兆友.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J].北经济问题探索，2015，6：144-149.
[4]范祚军.关伟.岳桂宁. 地区经济增长中金融要素贡献的差异与金融资源配置优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54-55.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创新
引言
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要想得到恢复，都必须需要经历一个持续相对长而缓慢的恢复过程，世界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呈现出的经济态势也是不一样。对于发达国家“新常态”则强调得调整市场机制，尤其是约束金融市场，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新常态”实质是一个过渡过程，是逐渐从传统经济快速增长到新的经济稳态增长过程。
1“新常态”概念
“新常态”最早是由美国的埃里安针对经济发展提出的，主要用以说明经济发展呈现的态势，他描述了08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经融危机周期的特点，他认为全球经济要想得到复苏，但由于国际市场的稳定性较差、生产成本要素上升等原因，经济复苏注定了是一个相对长而慢的过程。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新常态”来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用以概况说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特征、趋势[1]，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有别于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出速度上由外贸与外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产业上由贸易间中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产品内贸易、在经济驱动力上由生产要素转向创新、在经济发展方向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在贸易收益方面从注重数量方面扩展转型到注重产品质量效益等。
2“新常态”下经济与金融形势
世界经济在较长时期保持温和、低速、“平庸”的增长态势，现在呈现出低利率、低膨胀、低增长状态，世界的不同国家的经济也呈现明显分化特征[2]。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再次重新注重发展本国实体经济，实现实体经济回归，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提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增长，2011年奥巴马签署了制造业促进法案，随后很多美国企业开始从中国撤离，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20年，这些回流的制造业将给美国带来320万个就业机会。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在制造业的土地成本与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要远高于东南亚国家，导致我国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国家，这也是受我国的资源的制约造成的，同时我国制造业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中低端，我国急需对产业进行调整改革。
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出个必须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国在2008年以前，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10%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2015、2016、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在6.9%、6.7%，6.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且我国经济以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主，造成了强投入、高消耗、低效率、强污染等问题，中国的制造业处于中低端，随着我国的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源等的优势减弱，同时加之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国际和国内诸多挑战和约束，在国际上以美元为主导的旧体制，冲击着与我国经济相关的亚洲金融体系；在国内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原来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领域（房地产、制造业、基建投资）都面临发展瓶颈，我国的经济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总之，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叠加”阶段[3]，即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这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同时我国的企业技术、管理、营销等等多个方面创新能力不足，多种因素造成了我国当今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的经济状态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我们应充分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积极应对并引领我国经济深化改革，挖掘经济发展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并坚持协调区域发展，使经济发展趋向平衡，发现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的机遇，接受新的挑战。
3“新常态”经济与金融关系
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出现，需要再次深刻的认识到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从世界经济新常态反映出经济与金融的问题本质，首先是金融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的发展也必须围绕这实体经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金融市场的稳定可以促使实体经济的稳定，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金融市场财富的繁荣增长。
金融通过货币、信用等金融要素影响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资源的综合配置[4]，金融体系通过只是作为一种媒介存在，不具备事物生产能力，通过调整资源流向和要素配置来实现就经济发展的方向，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促进着经济的稳定运行，二者之间存在动态关系，建立正确的金融发展价值观，很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因此，要了解新常态下的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与本质，研究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和金融学的创新，并结合实际经济发展的原则，在理论方面，需要调整对经济与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在实践操作方面，要避免“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的干扰，让实体经济与金融学能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实现财富增长。
4“新常态”下经济与金融理论创新
在认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动态关系，解决二者存在的问题，在理论方面需要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必须符合经济与金融二者的实际发展情况，但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相关的创新的理论，国际上都未对引起重视，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的指导，造成理解现实经济的困扰，因此传统的经济与金融理论知识缺乏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指导作用，因此急需重建保护金融因素的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2008年后，在金融方面关于主流经济学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经济学家把重点仍放在经济发展的均衡理论方面，却不能很好的结合现实经济的现象和行为，这样导致不能更好的认清和了解现实经济的发展。在对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创新需要符合经验事实，在此前提下再做进一步的假设和逻辑思考，这样的理论才能站得住脚。科学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创新是包含三个层次，经验、行为、实践，在客观现实的经验基础上，立足市场经济行为与逻辑，并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新的理论具有合理性，同时还应反思新常态下的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的内在规律，从而再进一步构建理论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理论框架，这样新的理论具有合法性。
对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理论创新，不仅要考虑到金融与实体经济两大方面，也应考虑到国家的宏觀政策调控的对其影响。在金融学理论上，重建宏观和微观经济相统一的金融学理论，金融学理论都是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应一起作为指导，传统的经济学中，宏观经济中的货币、信贷等金融变量没能引起足够重视，这些宏观经济金融变量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在经济学理论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究实体经验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重建宏观经济学与金融体系的理论，把宏观经济学对金融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建立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框架，还应考虑到理论实践与国家金融政策二者统一。
5 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急需开展经济与金融学理论创新，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这样有助于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对于我国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传统经济快速增长向经济新的中高速发展，我国经济面临着重构经济结构，也需要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因此我国急需开展重建的经济与金融学的创新理论，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经济与金融学理论研究创新发展，步入世界经济与金融学的理论创新的的前列，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大转型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能进一步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金融进入一个全新的稳定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郑楠.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和特征[J].经济视野，2015.28：223-224.
[2]张茂荣.世界经济在“平庸增长”中加速分化[J].瞭望，2015（16）.6-6.
[3]张志元，李兆友.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及战略趋向[J].北经济问题探索，2015，6：144-149.
[4]范祚军.关伟.岳桂宁. 地区经济增长中金融要素贡献的差异与金融资源配置优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1：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