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徐凯文(北京大学
　　 临床心理学博士研究生)
　　采访/李一茗
　　
　　5·12汶川大地震，将32年前惨烈的一幕又呈现在唐山人的眼前，唤醒了他们深埋已久的伤痛。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到底在唐山人的心中留下了怎样的伤痕？唐山人走过的心灵之路又能给此次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心理学会灾后心理援助项目专家、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创伤心理治疗师徐凯文。
　　
　　《青年心理》:您对唐山地震幸存者的心理状况做过研究，主要针对哪些人群？结果怎样？
　　徐凯文: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普通市民，还有一个就是经历唐山地震之后致残的人群。大多数的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创伤发生的时间越早，对人毕生发展的影响就越大，这是研究的出发点。我有把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是发生唐山地震时，年龄在5岁以下的，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年龄在35岁以下，而另一组是5岁以上的两组对照以后发现，在高唤醒、回避等创伤症状方面，这两组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异是人格的改变——地震发生时5岁以下的人，更易发展出偏执、边缘、强迫、依赖、自恋等病态人格。
　　我们还比较了经历唐山地震致残的人，和有同样程度残疾但不是因为唐山地震造成的人，相比之下前者的症状明显要严重，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现在还有残余，比如高唤醒、回避行为、羞耻感很强等。实际上三十多年过去，但在普通市民当中，还有75%的人残留有创伤症状，可能是轻度，但是还有表现。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的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多年。
　　《青年心理》: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
　　徐凯文:影响人们心理状况的不仅仅是地震那一瞬间，更主要的是地震带来的种种结果，比如幸存者经历亲朋和财物的丧失，体验到死亡的威胁，体验到身体的残疾，自身和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都会导致创伤，而年龄越小的人，受到的影响会越大。
　　
　　《青年心理》:这次汶川地震发生后，唐山人的反应很大，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吗？
　　徐凯文:汶川地震揭开了唐山人心中的伤疤，他们的反应很强烈，因为受灾人群目前还处于休克期，所以看起来唐山人的反应比汶川人还大。不过有一些反应是很好的，比如积极救援、捐款、献血，这实际上都是为了克服当时创伤造成的伤害，做一些事情会有助于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但提到地震，唐山人也会表现出一些不好的反应，比如每年地震周年纪念，人就特别心神不宁，特别容易发火，没有安全感，每年看地震周年演出，对唐山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勾起了创伤回忆，大家会哭成一片，很多人会中途退场。
　　
　　《青年心理》:唐山人的这种反应，需要心理干预吗？
　　徐凯文:需要，不过目前没有力量做这件事。三十年前我们没有干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来做就比较困难了。像我们研究中的那些在5岁前经历地震的人，病性人格已经形成，想要扭转很困难。
　　
　　《青年心理》:唐山地震发生后，对幸存者完全没有进行心理干预吗？
　　徐凯文:如果说心理学工作者的专业干预，当时是没有的，但从大环境来看，领导人的表现，全国人民的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从效果上看都是非常好的治疗，因为这是一种可以惠及到每个人的社会支持，对创伤治疗来说非常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心理工作者个人的治疗还要重要。打个比方，地震后，如果说每个人的创伤水平都是不及格的话，感受到这种社会支持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可以及格。当然有一部分人还是不及格，对这部分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个体小环境中的支持，具体来说就是他的家人，他最亲密的人是不是还在，是不是还能相互支持。所以理论上来讲，最容易受到危险的人是丧失孩子的父母，丧失父母的孩子，丧失伴侣的老人，还有一个人群，就是原来就有心理障碍的人，在地震这个压力下可能比较容易出问题，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
　　
　　《青年心理》:这次您到四川灾区，接触了一些幸存者，他们的心理状况和您之前预期的有什么不同吗？
　　徐凯文:到四川之后，发现灾区人民的心理状况比预期的要好，我想这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个体来讲，可能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技术可以帮助他比较快地走出创伤，但有些因素可以对更广泛的人产生影响，比如刚才说到的大环境的社会支持——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支持和救援，另外四川的地域文化可能也在发生一定作用——四川人的生活本来就比较悠闲乐观，这些对人们心理的支持可能比心理治疗师的个人努力更有力量。换句话说，一个人生了病之所以会好，实际上最主要的不是靠医生的治疗和药，而是他有免疫力，一个免疫力强的人，可能不用治疗或者用一点儿药就会好，而免疫力弱的人神仙可能都救不了。就像艾滋病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任何时候自身的免疫力都是一个基础，医生的作用是激发免疫力，帮助他加快康复的过程，或者防止一些恶化的状况出现。心理康复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要集合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从整体上提高人们的免疫力，每个人都再加些分，出现问题的人就会更少。
　　
　　《青年心理》:汶川地震会有多大比例的人出现比较严重的应激障碍？可能会出现哪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徐凯文:汶川地震是很大的一个灾难，没有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准确预测，到底会有多大比率的人出现问题。就算美国的研究结果是30％，中国文化不同，社会体系不同，受创伤的严重程度不同，太多因素在发生作用，我们无法做出很准确的估计。不过受灾者的绝对数字很大，就算只有1％出问题，也是很大一个人群。
　　从现在幸存者的情况来看，还处于休克期或者说急性期，还没有彻底反应过来。根据国外研究资料，休克期后一个月到半年当中，可能会出现自杀或比较严重的应激障碍。日本有这样的研究结果:很多人在地震后死亡，而不是因为地震而死，是因为自杀，或者老年人丧亲以后免疫功能下降，社会支持失去，对身体状况造成致命影响。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干预的一个状况。另外，余震一直不断，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提前进入耗竭，比如那些社会支持少，又一直在拼命工作的人。在绵阳时很担心医护人员，他们一方面是救护人员，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地震之后一直拼命工作。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不去想那些糟糕的悲惨的事情，但是人在这种急性应激状态下，是可以激发很大潜能的，所以他们可以不知疲倦地工作，或者非常疲倦但还是能坚持工作，这样能量消耗得特别快，可能很快会消耗完，之后就可能会出现很危险的状况。
　　《青年心理》:对唐山地震幸存者的研究，可以给此次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工作哪些启示？我们已经制订了怎样的心理干预计划？
　　徐凯文:对唐山地震幸存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心理创伤不经过处理，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幸福，还可能会影响身边的人，影响他的孩子，形成代际间的传递，所以，这个创伤可能会影响两代甚至三代人。因此，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持久战，是非常长期的工作。我们现在积极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培训专业的创伤治疗师，另一方面，就是想在当地建立一个心理康复和监测中心，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心理干预，发现有严重问题的人，及时治疗或转诊。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首先要建立一个示范点，要怎么建，谁都没有经验，我们希望可以积聚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把这个工作开展起来，也许可以给政府提供一个样板，继续按照这样的模式迅速复制这样的点，如果能在所有灾区包括四川、甘肃等地都建立起这样的心理康复中心，就能有效地预防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高潮。好在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儿时间，休克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人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
　　
　　《青年心理》:专业的创伤治疗会有怎样的效果？真正的创伤是无法忘记的吧。
　　徐凯文:是的，创伤不可以忘记，创伤治疗的目标是减轻或者去除创伤中痛苦的部分，让它变得可以忍受，而不是说必须要用自杀或者酗酒、吸毒、滥交等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应对自己情绪上的崩溃感。我们要帮助大家学会和创伤一起生活。
　　图/陈明贵 编辑/张鸣 李一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