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话,让T恤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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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境游。但需要求助时,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怎么办?瑞士人霍恩就碰到过这种尴尬。一次他和朋友到越南旅游时,租用的摩托车发生故障,霍恩连说带比画急得满头大汗,当地人就是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回国后,霍恩痛定思痛,和朋友合伙设计出一款有40个图标的T恤。这些图标包含了外出旅游时想去的火车站、机场、酒店等地,还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电话、啤酒、外伤药等物品。霍恩穿着这件T恤,再遇到问题时,他指指身上的图标,当地人就心领神会地提供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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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日本京都大学特别教授本庶佑获2018年度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今年76岁的本庶是研究细胞免疫学的权威。他此次获奖的研究成果“PD—1”免疫蛋白是1992年发现的,其基本原理是:人体免疫细胞(T细胞)在与癌细胞的结合中,免疫功能无法发挥作用,因为两种细胞间存在阻断物质“PD—1”免疫蛋白。只要抑制它,就可打通阻断,使免疫细胞能逐步吞噬癌细胞,最終消灭癌细胞。有
1932年1月底,淞沪战争爆发,位于上海宝山路584号的商务印书馆大楼被日军炸毁,许多书稿资料都付之一炬。当时,著名报人戈公振所著《世界报业考察记》的书稿已交付于此,正等待出版,自此一战,下落不明。85年后,其完整手稿在上海图书馆被意外发现,经戈氏后人同意,再次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得以面世。  戈公振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也被认为是“第一个近距离观察世界现代巨型日报的中国人。”他1890年生
本刊专访真视通总经理王国红  云视频  让远程沟通无障碍  山西省大同市人,1968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曾就职于北京军区司令部,1998年进入多媒体视频行业,现任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进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真视通),《环球人物》记者就看到几名女员工围坐在一起,正从几个大盒子里挑选首饰。这与真视通的主打业务——视频会议技术,似乎没什么
對法国人来说,圣诞节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更是每年一次的彻底享受。他们甚至把圣诞节前的4个星期都看作是“圣诞前奏”,做足精神和物质准备。多数家庭会花大气力准备丰盛大餐:巴黎人青睐生蚝和鹅肝,阿尔萨斯人用鹅做主菜,勃艮第人吃的是栗子火鸡……但无论哪个城市,在圣诞夜聚餐的最后,一个树根造型的蛋糕必定会被端上餐桌,由全家人一起分享。  圣诞节吃树根蛋糕这个风俗,在法国、比利时、加拿大魁北克等国家和地
财经新近的热词,除了“供给侧”,就是“债转股”了。所谓债转股,是指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与被控股关系。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名词、新招数,目前债转股之“新”和“热”,在于一些人以为我们找到了解决不良资产和防范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如果真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金融风险正在快速显现和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日本,人们会形象又俏皮地把体态丰腴的姑娘称作棉花糖女孩。东京市秋叶原最近新开了一家名为香格里拉的咖啡厅,就是以棉花糖女孩为特色。咖啡厅的女服务员无一例外都珠圆玉润,她们身着甜美可爱的女仆装,灵活地在店里穿梭,为客人提供服务。咖啡厅老板说,瘦不是可爱的唯一标准,邀请棉花糖女孩当服务员是想证明,幸福快乐和体型没有直接关联。慕名而来的客人们很惊喜:“棉花糖女孩非常可爱,看到她们开心的笑容,会消解工作上
马克尔有黑人血统,为嫁入王室愿意放弃演艺事业  好莱坞电视明星梅甘·马克尔这样形容自己:“我不会用100美元买蜡烛,但会为了争取试镜的机会而开车开到没油。我对时装设计非常着迷,是个粗枝大叶的美国姑娘。”离过婚,有黑人血统,女权主义者,“网红”,马克尔身上的诸多标签与“哈里王子女友”的新身份混搭在一起,实在太吸引眼球了。难怪这段时间,隔着大西洋的英国和美国媒体,都把这位比哈里大3岁的“御姐”炒翻了天
“其实无论一个国家、地区,还是一个企业,主要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在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院长迟福林的交流中,他的这句话让《环球人物》记者印象颇为深刻。  迟福林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作为经济研究专家、经济改革研究专家,在这方面更应多发声、发好声、发有用的声。同时,尽可能使自己的发声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决策有影响,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春风十里的季节,冯唐的小说《万物生长》被搬上了大银幕。  提起“冯唐”不免想起王勃的名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真正的冯唐似乎是“不老”的。他原名张海鹏,1971年生于北京,是这个社会公认的精英,头上顶着若干耀眼的光环: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博士、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同时,他还是诗人、畅销小说家。在文坛一片疲软、四面楚歌的今天,他轻松入主2013年中国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廉政研究的学者,我对十八大以来发生在廉政领域的重要变化,有不少特殊感受。  从个人角度来看,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反腐败的希望和信心发生了重要的逆转。还记得2000年,我与同事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国内大学的第一家廉政研究机构,理想是“为实现廉洁中国而努力”。没想到此后10多年间,我对实现该理想的希望和信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反腐败工作尚未形成一种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