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国际社会犹如一锅沸腾的热粥，那些大国小国都在里面煎熬着，但都有所隐忍克制。英国日薄西山，仍然幻想荣光；美国蒸蒸日上，却奉行孤立主义；法国在欧洲大陆被世仇德国强压一头，亟待重新崛起；德国后劲十足，陆军实力已是欧洲第一，急需扩大海军，夺取海上霸权；俄罗斯本能地要对外扩张，对英、德的向东扩张倍感焦虑；奥匈帝国雄心勃勃，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却暗流涌动；小国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甘愿充当马前卒……
　　在1914年夏天之前，人们都不相信在欧洲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无论是柏林、维也纳还是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几个欧洲大国的首都看上去完全符合茨威格所描述的“太平的黄金时代”。只是这种繁华的表象下一片波诡云谲，连横合纵在这里频频上演。但是这种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塞尔维亚的一场暗杀给打破了，战争车轮迅速转动起来。
　　一战前夕的“黄金时代”
　　1871年，成为德意志共和国首都的柏林人口只有83万，到1914年前夕人口增加到200万，并有大量移民。这是一个渴望成为伦敦、巴黎那样对世界有吸引力的大都市，1908年开业的怡东酒店有600个房间，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饭店，在那里也许能碰到葛丽泰·嘉宝、查尔斯·卓别林等默片巨星。高耸的建筑上方悬挂着簇新的广告牌，电与光将这座城市点缀成“电之都”。马路上车满为患，警察必须在路口指挥交通。
　　可他们的皇帝威廉二世却遗憾地说：“柏林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迷住外国人，除了几个博物馆、城堡和士兵。”他没看到的是，此时的柏林是整个创新产业的发动机，整个世界科技的先驱，尤其是在物理学和药学方面。在威廉皇帝的研究所里，拥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西门子城的厂房里，7000人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这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里，有63%的人靠工薪养活自己。这完全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而威廉皇帝只关注军队和国家扩张。
　　它的同盟奥匈帝国在一战前统治着15个国家和5000万人口，首都维也纳生活着200万人，其中本土人士不到一半，1/4的人口来自今天捷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因此维也纳的居民既说德语也说捷克语。1913年，欧洲最宏伟的大道——环城大道在维也纳建成，环城大道上红白相间的电车是欧洲最棒的有轨电车，沿线是风格各异的壮观建筑。
　　当时的维也纳就像一个思想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大熔炉，文化艺术之繁荣可以说完胜伦敦、巴黎、柏林等国际大城市，吸引着欧洲各地的野心家和才华横溢者。希特勒、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弗洛伊德等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同时生活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维也纳是在逃的欧洲各国异见人士最佳的藏身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便是从俄国流亡的革命家，未来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维也纳新城的戴姆勒车厂工作，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在他那位于环城大道边上的公寓里为能支付高额诊断费的病人做精神分析，而24岁的希特勒则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这里有无数的艺术馆、咖啡馆和豪华舞会，也有大量市民生活在贫民窟中，1913年就有近1500人自杀。
　　1914年的巴黎，这个城市因在工业、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而变得轻浮。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对这里的一切都深感兴趣：警察仍佩戴着剑，狗狗理发师的摊子摆在塞纳河畔，露天咖啡馆人潮涌动，歌剧院里的女人身着华服珠宝。这一年，老佛爷百货公司在奥斯曼大街上推出了其旗舰店，它有着巨大的圆屋顶。巴黎西北部的郊区则驻扎着600家汽车厂商和150个不同品牌，其中不乏法国汽车工业的名片——标致和雷诺，这时的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短短20年之后，法国正与美国争夺电影制作数量第一的宝座。充满创造力和浪漫的资产阶级塑造了巴黎的公众形象，但是在现在的第13区，火车站成为流浪者的聚集处，破旧拥挤的房子没有任何卫生设施，人们靠捡拾垃圾为生。
　　当整个欧洲即将被撕裂的时候，伦敦人更关心的是地铁的拥挤和伦敦西区的戏剧。每到工作日地铁总是人满为患，有40万人在城区工作，而到周末和节假日地铁车厢几乎是空的。虽然德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赶超英国，但是这个老牌帝国在海军、贸易、投资等方面的优势仍无法撼动。1914年的伦敦就有700万人口，对世界仍有吸引力。
　　19世纪末俄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俄国经济巨人”崛起令世界瞩目，1913年俄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德和英国，居全球第四，大量外资涌入。1914年，首都圣彼得堡充斥着帝国的辉煌和赤贫，也笼罩着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即将来临的厄运。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此定居，人们炫耀着这里有德国的屠夫、奥地利的面包店、英国的糖果店。在城市最大的熟食店叶利谢耶夫，商品旁边标识着俄语、法语和德语。一家名字极具异国情调的电影院“Parisiana”在涅夫斯基大街上落成，大气磅礴的电影院展示着俄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工业、科技和文化强国的野心。而这一年俄国的无声电影则痴迷于破坏和暴力。
　　在这个城市，赤贫的工人住在卫生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里，死亡率比欧洲任何一个发达城市还要高，自杀人数在上升，街头暴力剧增，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在不断增加，罢工频现。1914年夏天，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德国的曼海姆先后举行了国际象棋比赛，在曼海姆比赛第11轮结束后，德国对俄国宣战，参加比赛的11名俄国运动员遭到逮捕和监禁。为了应对德国的宣战，沙皇尼古拉二世将首都圣彼得堡改成了彼得格勒，因为“堡”字听起来太德语化了。
　　战争突然爆发，盛世繁华戛然而止。
　　多国成为一战“推手”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起，过去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德国蓄意挑起战争，应该对一战负主要责任，但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认为，1914年的七月危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被动，所有人都想顶着外部的压力采取行动，都认为战争将是对手强压给他们的。然而他们却做出了促使战争升级的决定。他们都有责任，不仅仅是德国。所有的国家都力求在这场灾难中施展其影响力，德国有争夺霸权之心，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也都有。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声称战争是让英国在欧洲受到“重视”的唯一途径。1914年，英国与德国的关系比近代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友好，这年6月英德两国还同意合作修建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时，德皇威廉二世认为他已经与其表弟、英王乔治·五世达成协议，即希望英国保持中立。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没有利用英国的力量来消弭这场冲突，也没有提出警告，放任战争火焰高涨。在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到期之后，英国政府向德国宣战了，德国人大吃一惊。
　　俄国国防大臣弗拉迪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将军，在国防部内部刊物中发表文章《我们准备好了》，极力敦促开战。不少俄国军官把苏沃洛夫那句“子弹是懦夫，刺刀才是好汉”奉为经典，而对“战争胜负取决于双方火力较量”的学说嗤之以鼻。
　　法国人也是整装待发，他们希望能通过这场战争收回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因此与俄国结成同盟。他们一方面希望借助俄国的力量对德国加以制衡，又担心德国的全面打击，经过谨慎讨论之后，法国极其稀罕地发动预防性战争，提前动员“掩护部队”驻守边境地带。他们不愿重蹈1870年灾难性的军事调动覆辙。各国的军事将领们都寻求在战争开始之后最快地发动进攻以抢占先机。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在其著作中，提出“极恶民族主义”的概念，认为这种观念推动了那些超级国家将自己的阴影笼罩在那些无力支配自己命运的小国身上。麦克米伦说到，一战时各国政府都企图说服民众自己是无辜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反复强调自己不想再被大不列颠羞辱了，宣扬自己在抵御来自俄国的挑衅，而法国、英国都说自己在抵御德国，俄国说自己在抵御奥匈帝国和德国，最后民众都相信了，战争开始时各方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870年打败法国之后大为高涨，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宣称，无论是文化、科技还是智慧，德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德国海军的急剧扩张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而德国的海军军备扩张无疑让过去奉行孤立政策的英国向法国靠拢。德国犹太诗人、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在战争爆发后，发表了《憎恨英国》一诗，很快就家喻户晓。人们还给它配上曲谱，无论军人还是学生都在广泛传唱。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俄奥开战的第二天从比利时回到维也纳，那天早上维也纳的街头充满了节日气氛，彩带、旗帜、音乐凌空飞舞，全城的人都处于一种狂热亢奋的状态。
　　从1914来到2014年，当下的国际社会也是云诡波谲，国际局势之复杂并不亚于一战之时。麦克米伦教授指出，如果伊朗研制核武器，那么中东地区将展开核竞赛，这就像一百年前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一样，这一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届时，会将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拖入一场战争中。中东的恐怖分子就像一战时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进行政治谋杀，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公爵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波，就是塞尔维亚激进组织成员。
　　悬而未决的乌克兰危机，看上去与一百年前的巴尔干问题何其相似。当年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为掌控塞尔维亚相互对峙，塞尔维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高涨，如今俄罗斯和美国、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地缘政治博弈，极有可能让欧洲回到一战前。只是当年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沙皇俄国是个“纸老虎”，虽然英法盟友对其抱有很大期望，但其军事武力实是一盘散沙，最后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沙皇俄国也轰然崩塌。而普京“兵不血刃”地将克里米亚拿了回来，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基础成为一种威慑力量，这是过去的沙皇俄国所无法比拟的。
　　2014年，东亚冲突、南海问题、中东问题、乌克兰问题等复杂议题，搅动着国际社会的安宁，但大家都有共识的是，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2014不是1914，各国都在规避战争，毕竟战争的代价谁都无法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