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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记载了“打假医生”陈晓兰与医疗欺诈所进行的斗争，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医改20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新医改方案现已出台，出台之前记录女医生陈晓兰抗争医疗腐败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抢先出版。11年来，凭借白衣天使的责任和良心，陈晓兰打掉了9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使一家行骗的医院吊销了执照，为病人减少损失几十亿元。她也因此荣获2006年央视“3·15质量先锋奖”，当选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2007年法制新闻人物……
该书作者朱晓军现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2007年，他以真实展现陈晓兰长期与医疗腐败作斗争过程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获得鲁迅文学奖。《一个医生的救赎》是在《天使在作战》的基础上，以更触目惊心的笔墨、更详尽的资料讲述了“一个医生的良心战争”。
记者：你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天使在作战》到《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再到新作《一个医生的救赎》都是在记录陈晓兰医生，为什么对她如此关注？在采访过程中，受到过什么触动？
朱晓军：2006年寒假，《家庭》下半月编辑部主任杨立平打电话约稿，我跟她讲了在网上读过的有关陈晓兰医生的报道。她听后激奋地说：“你就写这个！”于是，我去上海采访了陈医生。
在采访时，我感受到一种震撼。这么一位文弱的女医生，不顾一切地挑战医院的潜规划，为此她两度“下岗”，可是，她对恶势力毫不妥协，坚持举报医疗欺诈，先后40余次自费到北京国家药监局等单位反映情况，屡屡跟腐败分子、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攸萸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等人过招，在她的不懈努力下，为病人减少损失达几十亿元。
采访完陈晓兰后，我觉得五六千字的特稿已经远远不足表现陈晓兰这一人物，于是又拣起多年不写的报告文学，没想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之后，我一直关注她的作战，一次接一次地采访她，我成为“战地记者”，记录下这位为千千万万病人冲锋陷阵的白衣天使的愤懑与畅快，欢愉与悲歌，尴尬与无奈，孤独与苍凉。
记者：采访和写作该书的背后，有过哪些故事？
朱晓军：2006年下半年，我开始写作该书，年底完成初稿，然后经过数次修改和补充采访，才完成这部33万字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我采访陈晓兰无数次，多次住在她家里，白天采访一天，晚上接着采访。我每写完一稿都发给她看，请她在事实方面把关。陈晓兰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医生，她不仅自己认真审读稿件，而且还把稿件转给其他当事人，请他们一起帮忙把关。书稿完成后，陈晓兰又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我们又一起仔细推敲，再次修改。
最后，在付印前，责编脚印又把清样分别寄给我和陈晓兰，我们和《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新华社记者刘丹、中共老地下党员王林等人又修改一次。所以说，《一个医生的救赎》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是我和陈晓兰等人共同创作的作品。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书名中的“救赎”二字？
朱晓军：关于“救赎”一词有多种解释，《辞海》的解释是：救赎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之一。该教称人类因始祖亚当犯罪而具有“原罪”，无法自救，上帝差其子耶稣降世成人，钉死于十字架上作为替罪的“赎价”，借以拯救信者的灵魂。
陈晓兰不信仰基督教，这里所说的“救赎”是指陈晓兰医生为改变医疗腐败现象和医德沦落的现象，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两度“下岗”失业，被迫脱去历经十几年艰苦奋斗才穿上的白大衣，至今还在与医疗诈骗进行着不屈不饶的斗争。
陈晓兰不仅是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的代表，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代表。她代表着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向，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她受到群众的敬佩、拥护和支持。目前，危机四伏，信仰危机、金融危机、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安全危机……这些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陈晓兰这样的英雄。
记者：选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出版此书，想让它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朱晓军：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它不仅记载了以陈晓兰医生为代表的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与医疗欺诈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记录了中国医改20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记叙了作为弱者——病人在医疗腐败下的痛苦挣扎、凄怆的泪水和悲愤的呐喊，同时也记述了中国医疗腐败轨迹——在医疗制度板块的松动和移动后，不良院长、专家、医生、官人和贪婪商人找到了可乘之机，法制不健全、部分主管与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使腐败在医疗这一不设防的领域迅速扩散，愈来愈猖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需要认真回顾一下过去医改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弄清有过哪些漏洞，出现过哪些潜规则。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并非所有“吃一堑”者都能“长一智”，只有不忘历史教训者方能“长一智”。在医改方面，我们交了一笔巨大的学费，这学费不能白交。
我希望在讨论新医改时，能从《一个医生的救赎》发现过去的漏洞，希望我们国家能健全医疗的相关法律，希望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希望不仅“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且进医院不再提心吊胆，不会上当受骗……
记者：你如何看待医疗行业的潜规则？此次直接针砭医疗黑幕，有没有什么顾忌？
朱晓军：我们谈医疗腐败，自然会谈到医德的堕落，严格地说哪个行业不存在腐败，哪种职业没有职业道德堕落？学术有没有腐败？知识和文化的精英、专家的职业道德有没有堕落？在现实中，有多少专家把他在学术的地位变成了个人的权利，将他的话语权兑换成金钱！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划，这些潜规划都是腐败的一种表现。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业内是猎手，离开业内就是猎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
腐败已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都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不该再漠视它，必须从自己所有行业，从自身开始，这样阳光才能照到所有角落，使潜规则再也“规则”不下去。
记者： 《当代》等杂志曾在该书出版前刊发过其中的一些片段，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评论称其为“近年来最有力度的纪实作品”。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报告文学？
朱晓军：假如报告文学写作者只想获得最大利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那么报告文学也就失去了战斗力。我认为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要求写作者自觉地以社会良知为己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力求为理解社会困境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不是读者拒绝这种文体，而是写作者的自我流放。读者对报告文学的不满意，也就是对写作者的报告不满意。我认为，读者不想读的新闻不是真正的新闻，读者不想知道的报告是没有意义的报告。当报告文学的报告游离于读者关注点，那么自然就边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数写作者是知道读者想读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可是他们不想再像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和写作了，不再忧国忧民了，不情愿再冒风险了，不愿意再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了。他们不再“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了，他们开始关心自己了，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写作和文字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将手里的枪（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拿过枪）变成喇叭和锣鼓，待价而吹，趋利和媚俗就不可避免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让人不屑和厌恶的广告文学、马屁文学和谎言文学。
记者：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题材？
朱晓军： 2008年，我写了一篇6万字的报告文学《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第11期，《北京青年报》、《深圳晚报》等十几家媒体连载，反响很好。我想把它写成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已用十多年的时间采访过近百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高尚。我觉得对返城知青来说，知青只是一段经历，对留下来这部分人来说，他们仍然是知青，而且是永远的知青。他们为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留守知青中，有一部分人的子女没有返城），他们把自己融入了那片黑土地，将自己融入了北大荒精神。
新医改方案现已出台，出台之前记录女医生陈晓兰抗争医疗腐败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抢先出版。11年来，凭借白衣天使的责任和良心，陈晓兰打掉了9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使一家行骗的医院吊销了执照，为病人减少损失几十亿元。她也因此荣获2006年央视“3·15质量先锋奖”，当选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2007年法制新闻人物……
该书作者朱晓军现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2007年，他以真实展现陈晓兰长期与医疗腐败作斗争过程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获得鲁迅文学奖。《一个医生的救赎》是在《天使在作战》的基础上，以更触目惊心的笔墨、更详尽的资料讲述了“一个医生的良心战争”。
记者：你的报告文学作品，从《天使在作战》到《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再到新作《一个医生的救赎》都是在记录陈晓兰医生，为什么对她如此关注？在采访过程中，受到过什么触动？
朱晓军：2006年寒假，《家庭》下半月编辑部主任杨立平打电话约稿，我跟她讲了在网上读过的有关陈晓兰医生的报道。她听后激奋地说：“你就写这个！”于是，我去上海采访了陈医生。
在采访时，我感受到一种震撼。这么一位文弱的女医生，不顾一切地挑战医院的潜规划，为此她两度“下岗”，可是，她对恶势力毫不妥协，坚持举报医疗欺诈，先后40余次自费到北京国家药监局等单位反映情况，屡屡跟腐败分子、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攸萸和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等人过招，在她的不懈努力下，为病人减少损失达几十亿元。
采访完陈晓兰后，我觉得五六千字的特稿已经远远不足表现陈晓兰这一人物，于是又拣起多年不写的报告文学，没想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之后，我一直关注她的作战，一次接一次地采访她，我成为“战地记者”，记录下这位为千千万万病人冲锋陷阵的白衣天使的愤懑与畅快，欢愉与悲歌，尴尬与无奈，孤独与苍凉。
记者：采访和写作该书的背后，有过哪些故事？
朱晓军：2006年下半年，我开始写作该书，年底完成初稿，然后经过数次修改和补充采访，才完成这部33万字的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我采访陈晓兰无数次，多次住在她家里，白天采访一天，晚上接着采访。我每写完一稿都发给她看，请她在事实方面把关。陈晓兰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医生，她不仅自己认真审读稿件，而且还把稿件转给其他当事人，请他们一起帮忙把关。书稿完成后，陈晓兰又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我们又一起仔细推敲，再次修改。
最后，在付印前，责编脚印又把清样分别寄给我和陈晓兰，我们和《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新华社记者刘丹、中共老地下党员王林等人又修改一次。所以说，《一个医生的救赎》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是我和陈晓兰等人共同创作的作品。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书名中的“救赎”二字？
朱晓军：关于“救赎”一词有多种解释，《辞海》的解释是：救赎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之一。该教称人类因始祖亚当犯罪而具有“原罪”，无法自救，上帝差其子耶稣降世成人，钉死于十字架上作为替罪的“赎价”，借以拯救信者的灵魂。
陈晓兰不信仰基督教，这里所说的“救赎”是指陈晓兰医生为改变医疗腐败现象和医德沦落的现象，勇于牺牲自己的一切，两度“下岗”失业，被迫脱去历经十几年艰苦奋斗才穿上的白大衣，至今还在与医疗诈骗进行着不屈不饶的斗争。
陈晓兰不仅是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的代表，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代表。她代表着社会核心价值的方向，代表着正义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她受到群众的敬佩、拥护和支持。目前，危机四伏，信仰危机、金融危机、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安全危机……这些危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陈晓兰这样的英雄。
记者：选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出版此书，想让它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朱晓军：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它不仅记载了以陈晓兰医生为代表的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与医疗欺诈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记录了中国医改20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记叙了作为弱者——病人在医疗腐败下的痛苦挣扎、凄怆的泪水和悲愤的呐喊，同时也记述了中国医疗腐败轨迹——在医疗制度板块的松动和移动后，不良院长、专家、医生、官人和贪婪商人找到了可乘之机，法制不健全、部分主管与监管部门的不作为，使腐败在医疗这一不设防的领域迅速扩散，愈来愈猖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需要认真回顾一下过去医改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弄清有过哪些漏洞，出现过哪些潜规则。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并非所有“吃一堑”者都能“长一智”，只有不忘历史教训者方能“长一智”。在医改方面，我们交了一笔巨大的学费，这学费不能白交。
我希望在讨论新医改时，能从《一个医生的救赎》发现过去的漏洞，希望我们国家能健全医疗的相关法律，希望医生能够把病人当亲人，希望不仅“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且进医院不再提心吊胆，不会上当受骗……
记者：你如何看待医疗行业的潜规则？此次直接针砭医疗黑幕，有没有什么顾忌？
朱晓军：我们谈医疗腐败，自然会谈到医德的堕落，严格地说哪个行业不存在腐败，哪种职业没有职业道德堕落？学术有没有腐败？知识和文化的精英、专家的职业道德有没有堕落？在现实中，有多少专家把他在学术的地位变成了个人的权利，将他的话语权兑换成金钱！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划，这些潜规划都是腐败的一种表现。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业内是猎手，离开业内就是猎物，那将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
腐败已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都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跟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不该再漠视它，必须从自己所有行业，从自身开始，这样阳光才能照到所有角落，使潜规则再也“规则”不下去。
记者： 《当代》等杂志曾在该书出版前刊发过其中的一些片段，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评论称其为“近年来最有力度的纪实作品”。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报告文学？
朱晓军：假如报告文学写作者只想获得最大利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那么报告文学也就失去了战斗力。我认为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报告。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要求写作者自觉地以社会良知为己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力求为理解社会困境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报告文学的边缘化，不是读者拒绝这种文体，而是写作者的自我流放。读者对报告文学的不满意，也就是对写作者的报告不满意。我认为，读者不想读的新闻不是真正的新闻，读者不想知道的报告是没有意义的报告。当报告文学的报告游离于读者关注点，那么自然就边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数写作者是知道读者想读的是什么样的报告，可是他们不想再像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和写作了，不再忧国忧民了，不情愿再冒风险了，不愿意再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了。他们不再“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的命运”了，他们开始关心自己了，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写作和文字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他们将手里的枪（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拿过枪）变成喇叭和锣鼓，待价而吹，趋利和媚俗就不可避免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让人不屑和厌恶的广告文学、马屁文学和谎言文学。
记者：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题材？
朱晓军： 2008年，我写了一篇6万字的报告文学《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发表在《北京文学》的第11期，《北京青年报》、《深圳晚报》等十几家媒体连载，反响很好。我想把它写成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已用十多年的时间采访过近百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高尚。我觉得对返城知青来说，知青只是一段经历，对留下来这部分人来说，他们仍然是知青，而且是永远的知青。他们为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留守知青中，有一部分人的子女没有返城），他们把自己融入了那片黑土地，将自己融入了北大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