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标准来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诟病诺奖者的主要手段，有人要说莫言太软弱，有人又说索尔仁尼琴以政治换取文学的筹码，事实是这样的吗？
　　诺贝尔文学奖在冷战时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指责，不可否认，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其中，托尔斯泰、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缺席总是一件让文学爱好者觉得非常遗憾的事，但是只要我们梳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履历，就会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全然“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的文学奖项。
　　1921年，为了“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其特点是高贵的风格、深厚的人类同情、优雅和真正高卢人的气质”，阿纳托尔·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就在这一年，法朗士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19年，在寒冷的北欧国家芬兰，31岁的青年作家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帕发表了长篇小说《赤贫》。从这个题目您大概就能猜个大概，西兰帕所同情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大众。这部小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背景展开的悲剧小说。贫农本杰明在贫困中撒手人寰，他的妻子女仆玛嘉和儿子尤哈生活无着食不果腹，乃投奔舅舅凯莱，不料舅舅翻脸不认人。在绝望中，母亲死去，之后儿子的生活常常无米为炊，生活在贫困线上，直到他参加了芬兰红色政权的革命斗争，才找到人生的希望。可惜好景不长，红军与白军的对垒以红军惨败而告终，在白军的大屠杀中，尤哈难逃被杀害的结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你怎么看都是苦大仇深阶级斗争的最佳样板。但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以及同样描写物质贫困的小说《少女西利娅》（又译《红颜薄命》），为西兰帕赢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曾经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他有个座右铭说他要“创作富有战斗性的戏剧”、“真正的人民戏剧”。因为这个敏感口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剧团被当局指称为从事“赤色鼓动”的“共产党剧团”，每次演出，为了防止意外，警方都派专人在场，检查演出中有没有宣扬赤化的台词。虽然1968年，达里奥·福在热那亚青年剧场演出了布莱希特式的训诫剧《工人认字三百，老板认字一千；所以他是老板》和《把我绑起来，否则我就把什么都砸了》两剧时因为批评意大利共产党而与党组织产生矛盾并进而退党，但是在政治上，他一直是左派，也一直支持重建意大利共产党。
　　另几位诺奖大佬同样有左翼情结，萨拉马戈是葡萄牙共产党党员，聂鲁达是智利共产党员。萨特虽然于1956年脱离了法共，但和达里奥·福一样，一直是著名的左派作家，1959年，他访问中国，在《人民日报》发表赞扬中国的文章。1968年法国学生发生“五月风暴”时，他坚定地站在造反学生一边，他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当然需要反思，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有一颗红色革命的心！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长期担任南斯拉夫文学家联合会主席职务，在中国，就相当于作家协会主席的地位。更著名的体制内作家是肖洛霍夫，这位前苏联共产党党员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帕斯捷尔纳克得奖7年后获颁诺奖桂冠。虽然他早年遭受过人民内务委员会的迫害，但是并不妨碍他的才华得到斯大林的认可。他两次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1939年获得列宁勋章，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0年获列宁文学奖金，他为战后文学史上日丹诺夫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在国外发表作品的苏联作家进行攻击，可以说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可就是他，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因为政治立场而弃之门外，同样在颁奖词中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描写顿河的史诗般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左翼作家并未缺席，对穷苦大众和左翼运动怀有同情心的诺奖作家可不止这区区几位。花力气盘点这些往事，只是想说明，简单地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异议作家的专利，显然有失偏颇，也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