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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吴海，是北京“桔子水晶酒店集团”的CEO吴海。2015年3月，他在网上发表写给李克强总理的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此事在5月中旬发酵，以他受邀进中南海与总理对话达到高峰，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媒体已有广泛报道。
我很崇敬吴海先生，但对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却实在忍不住，要写出来辨析一番。原话是这样的：“我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而且连续三届是优秀政协委员，我没有写过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没有求政协领导、区领导为我们企业办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我完全认同吴海先生是一位正直的人，如他所说，“前年凯雷（吴海所在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投资者，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到我们的境外公司，部分股东转让了股份，我们居然主动要求老老实实地交了上千万的所得税，据说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交这种税的企业，当时还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因为北京市不知道该怎么收”。
吴先生做经营这么多年，对“国情”比我等书生有更切身、更广泛的体验，十分明白若直言而开罪某些权力机关的后果。他在信中一再说：“企业不敢说的原因就是怕报复，在针对企业的管理法规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的情况下，举报了相关部门的一个人，剩下的人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整死你”，“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会同仇敌忾。公开信结尾，他不无隐忧地说：“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从个人利害角度讲，他想必知道10多年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陈述“三农”困境，虽轰动一时，却终于不得不辞职流浪，历经坎坷。
尽管如此，他仍然鼓起勇气，把自己办企业遭受的“憋屈”诉诸总理和公众。其表现的勇气以及正直品格，与那个信奉“武死战，文死谏”道德的清官海瑞，备棺上疏嘉靖皇帝可堪一比。
然而，他的前述引文，以否定句式的判断所彰显出的“正直”观，我一是不大认同，二是完全不认同。
“正直”与否属于道德判断，如果涉及公正，也可能属于法律问题。它与所有道德和法律价值观一样，都是随社会历史条件在变化，细论起来很复杂。同时代的人，观点也不一样，孔子就不赞成老子的“报怨以德”之说，他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大家知道，孔子不赞成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犯罪事实，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维护父慈子孝的人伦基础），直在其中矣。”
先说我对吴海先生“正直”观不大认同之处：“没有求政协领导、区领导为我们企业办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如果是求领导办徇私枉法的事，肯定是不正直；如果是用贿赂去“求”，那也肯定是不正直。如果是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求”领导，要他们出面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讲公道话，就谈不上“不正直”吧？
公开信说：“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过期了几天（辩解一下，我们都是快过期时拿出来同事们分着吃了，可能漏了一间房，我绝对认罚），结果被客人举报查了，最后一盒过期几天的薯片罚了我们三万，因为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为什么不能够清楚地说十倍、二十倍产品销售额的金额罚？如果我们认识人管用的话，我一定只会被罚两千。”——只罚三万，不还是找人说情了吗？如果找了区领导来说情，只罚两千，就“不正直”了？
其实，吴海先生非常清楚，在当下的治理环境中，不求人、不受憋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吴先生说，“十八大”前，每逢三节（端午、中秋和春节）有关政府管理人员公然要企业交“特种税”（索取贿赂），企业不敢说“不”。违心地遵行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潜规则”，这么多年，吴海先生就是这么憋屈过来了。
按照孔夫子的道德标准，“匿怨而友其人”，即心有不满或不屑，当面却说好听的话，陪笑脸，表示很恭敬（“巧言，令色，足恭”），以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是很不正直的，“左丘明耻之，（孔）丘（我）亦耻之”。然而，这么正直（包括直率），孔夫子自己其实也做不到。
当时，鲁国有个权势人物叫阳货（又叫阳虎），孔子视他为乱臣贼子，不想去见他。阳货给他家送礼物，孔子不仅没有拒收，还按照礼仪要求去登门拜谢；自作聪明地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却偏偏在路上遇到了阳货。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利害计较，跟人品正直与否没有太大关系；必须求人时还得忍辱负重求人，这个道理吴总其实比我懂。关键是要大家合力改变大环境，让正直者可以不做“不敢反抗的奴才”。吴海先生行使公民权利写公开信，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令人敬佩。
再说我对吴海先生的“正直”观完全不能认同的地方：“我没有写过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吴海先生作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CEO，办企业多年，国际国内视野应该比较开阔。他写“如何建立中国国家品牌”“如何促进文化繁荣”，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建言。不过，既然吴海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提案“涉及面都太大了”，为什么作为东城区政协委员，就不能“写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呢？如果写了，怎么“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了呢？众所周知，既是“政协提案”，是政治、政策和法律性的建言和对策，就算是为“自己企业说话”，也不可能是要什么具体的东西，而不过以亲身经历为例，以点带面地提建议罢了。这有何不可？
恰恰相反，人大的政治民主，政协的民主协商，之所以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委员名额分配要兼顾各地区和各个界别平衡，不就是要让大家都有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吗？否则，所谓参政议政，找些个超脱地域、行业等具体利益的专家学者岂不是更好？
其实，“民主”这东西的基础一点都不神圣，反而很世俗，就是人人都有表达合法利益诉求的机会，经过平等协商或经过公开辩论，达成共识，或按规则（通常是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形成决议。说到底，民主就是非暴力的利益博弈机制而已。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就是这层意思的集中体现；而越是到基层（社区、村镇和企业），表达利益诉求的提案和议题就应该越具体，可以细化到是否修一座桥补一段路，是否可以开一家酒店。
吴海先生作为区级政协的委员，他代表的界别应该是企业界，特别是外企或外企的中国员工。他基于自己办企业的甘苦，提出一些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既合乎情理，要求党政机关规范管理、改进服务，也必然带有共性和对其他企业的普惠性，功德无量，怎么就“不正直”了呢。
恕我冒昧，吴海先生对政治民主的本质和运作机制的认识还有些模糊，相应的“正直”观也出现了偏差。对此，我觉得有必要辨析一番，但这无损于我对吴先生的敬佩。
我很崇敬吴海先生，但对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却实在忍不住，要写出来辨析一番。原话是这样的：“我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而且连续三届是优秀政协委员，我没有写过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没有求政协领导、区领导为我们企业办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我完全认同吴海先生是一位正直的人，如他所说，“前年凯雷（吴海所在桔子水晶酒店集团在中国的投资者，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投资到我们的境外公司，部分股东转让了股份，我们居然主动要求老老实实地交了上千万的所得税，据说这是北京市第一个交这种税的企业，当时还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因为北京市不知道该怎么收”。
吴先生做经营这么多年，对“国情”比我等书生有更切身、更广泛的体验，十分明白若直言而开罪某些权力机关的后果。他在信中一再说：“企业不敢说的原因就是怕报复，在针对企业的管理法规不明确或者不合理的情况下，举报了相关部门的一个人，剩下的人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整死你”，“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会同仇敌忾。公开信结尾，他不无隐忧地说：“不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会不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从个人利害角度讲，他想必知道10多年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陈述“三农”困境，虽轰动一时，却终于不得不辞职流浪，历经坎坷。
尽管如此，他仍然鼓起勇气，把自己办企业遭受的“憋屈”诉诸总理和公众。其表现的勇气以及正直品格，与那个信奉“武死战，文死谏”道德的清官海瑞，备棺上疏嘉靖皇帝可堪一比。
然而，他的前述引文，以否定句式的判断所彰显出的“正直”观，我一是不大认同，二是完全不认同。
“正直”与否属于道德判断，如果涉及公正，也可能属于法律问题。它与所有道德和法律价值观一样，都是随社会历史条件在变化，细论起来很复杂。同时代的人，观点也不一样，孔子就不赞成老子的“报怨以德”之说，他认为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大家知道，孔子不赞成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犯罪事实，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维护父慈子孝的人伦基础），直在其中矣。”
先说我对吴海先生“正直”观不大认同之处：“没有求政协领导、区领导为我们企业办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如果是求领导办徇私枉法的事，肯定是不正直；如果是用贿赂去“求”，那也肯定是不正直。如果是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求”领导，要他们出面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讲公道话，就谈不上“不正直”吧？
公开信说：“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过期了几天（辩解一下，我们都是快过期时拿出来同事们分着吃了，可能漏了一间房，我绝对认罚），结果被客人举报查了，最后一盒过期几天的薯片罚了我们三万，因为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为什么不能够清楚地说十倍、二十倍产品销售额的金额罚？如果我们认识人管用的话，我一定只会被罚两千。”——只罚三万，不还是找人说情了吗？如果找了区领导来说情，只罚两千，就“不正直”了？
其实，吴海先生非常清楚，在当下的治理环境中，不求人、不受憋屈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企业是个不敢反抗的奴才，公仆是爷不是仆。如果按地位排的话，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而私营企业则是婊子生的……”吴先生说，“十八大”前，每逢三节（端午、中秋和春节）有关政府管理人员公然要企业交“特种税”（索取贿赂），企业不敢说“不”。违心地遵行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潜规则”，这么多年，吴海先生就是这么憋屈过来了。
按照孔夫子的道德标准，“匿怨而友其人”，即心有不满或不屑，当面却说好听的话，陪笑脸，表示很恭敬（“巧言，令色，足恭”），以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是很不正直的，“左丘明耻之，（孔）丘（我）亦耻之”。然而，这么正直（包括直率），孔夫子自己其实也做不到。
当时，鲁国有个权势人物叫阳货（又叫阳虎），孔子视他为乱臣贼子，不想去见他。阳货给他家送礼物，孔子不仅没有拒收，还按照礼仪要求去登门拜谢；自作聪明地挑了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却偏偏在路上遇到了阳货。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利害计较，跟人品正直与否没有太大关系；必须求人时还得忍辱负重求人，这个道理吴总其实比我懂。关键是要大家合力改变大环境，让正直者可以不做“不敢反抗的奴才”。吴海先生行使公民权利写公开信，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令人敬佩。
再说我对吴海先生的“正直”观完全不能认同的地方：“我没有写过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这么干了，我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
吴海先生作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CEO，办企业多年，国际国内视野应该比较开阔。他写“如何建立中国国家品牌”“如何促进文化繁荣”，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建言。不过，既然吴海先生也意识到这样的提案“涉及面都太大了”，为什么作为东城区政协委员，就不能“写一篇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呢？如果写了，怎么“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了呢？众所周知，既是“政协提案”，是政治、政策和法律性的建言和对策，就算是为“自己企业说话”，也不可能是要什么具体的东西，而不过以亲身经历为例，以点带面地提建议罢了。这有何不可？
恰恰相反，人大的政治民主，政协的民主协商，之所以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委员名额分配要兼顾各地区和各个界别平衡，不就是要让大家都有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吗？否则，所谓参政议政，找些个超脱地域、行业等具体利益的专家学者岂不是更好？
其实，“民主”这东西的基础一点都不神圣，反而很世俗，就是人人都有表达合法利益诉求的机会，经过平等协商或经过公开辩论，达成共识，或按规则（通常是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形成决议。说到底，民主就是非暴力的利益博弈机制而已。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就是这层意思的集中体现；而越是到基层（社区、村镇和企业），表达利益诉求的提案和议题就应该越具体，可以细化到是否修一座桥补一段路，是否可以开一家酒店。
吴海先生作为区级政协的委员，他代表的界别应该是企业界，特别是外企或外企的中国员工。他基于自己办企业的甘苦，提出一些为“自己企业说话的政协提案”，既合乎情理，要求党政机关规范管理、改进服务，也必然带有共性和对其他企业的普惠性，功德无量，怎么就“不正直”了呢。
恕我冒昧，吴海先生对政治民主的本质和运作机制的认识还有些模糊，相应的“正直”观也出现了偏差。对此，我觉得有必要辨析一番，但这无损于我对吴先生的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