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小说，大约是在七八年前，于《南方周末》看到一则几百字的家庭遭际，当时便情动于衷，我没有抄录，而是将这则非虚构的故事记在了脑子里。与其说是那个动乱时代的一位普通青年的不幸际遇打动了我，不如说是事过境迁之后，他那位一心一意要做很多石膏像的父亲打动了我。除了精神错乱与天性横逆者，天下的父亲没有不为自己儿女之不幸伤怀的，况且，又不幸得那么没有道理！
　　写此小说的时候，想起了我英年早逝的哥哥，他是老三届，初中毕业之时，填了七个中专与技校，就因兄弟姐妹太多，父母不堪重负，希望他早点出来工作。未料第八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填了高中，恰就被高中录取了，因为学习成绩好的人就顺理成章给出了上高中然后读大学的路径。之后是不止一代人遭遇了“文革”，十年之中，哥哥高中未毕业便下放、结婚、生子、招工……20世纪80年代初，死于沉重生活压力下的病痛。
　　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辍学了，全民精神亢奋的年代，听兄长们冷静地私谈国是，虽是只言片语，也于封闭、沉寂与肃杀的原野上，感受到一线理性阳光的投射；那对我们，就是可怕的贫瘠大脑之中，汨汨流进了甘泉一般的滋养。如今几十年一晃而过，不该忘却的斑斑记忆，却有意无意为不少人置诸脑后，后人更是知之甚少。当全民都进入到物质生活的追高狂热之中，一个民族最可贵的品质：探索、质疑、反思与独立思考便杳然不存了。有微友读了《远去的寄生》之后写了如下文字：“新时期以来有出息的小说，还是批判一路，要么反乌托邦，要么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前者容易导致忽略现实的峻刻，后者容易导致对乌托邦的怀想——如某些底层文学。最难得的是两者兼具，既看到历史上粉红乌托邦的灾难，又看到现实物质消费潮流的腐蚀与裹挟。《远去的寄生》非常难得的是找到了一个双重批判的契合点，展现得既宏阔又细腻，既尖利又温婉，既拙重又峭拔，既思想又审美。说一句并非过誉的话，堪称近年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
　　“重要收获”不敢当，剔发与诘问，尤其是不愿遗忘，则是我写作一系列同类题材的初衷。谨以此小说，献给我哥哥以及那一茬有热血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青年”。唐人有句：“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