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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浩：对我们这一代内地80后来说，香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提供了太多太多的文化符号。我们这代人大多是看金庸武侠小说，听香港流行歌曲，看香港电影长大的。特别是广东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是直接感受到香港流行文化的巨流。
在一个80后的内地青年心中，香港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代表。
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明星在内地受到的追捧是空前的。香港明星到内地来都拥有不言而喻的由区域带来的心理优势。在我们中学时代，毛宁、杨钰莹等人作为内地娱乐工业推出的第一批明星也很受欢迎，可是如果一旦和“四大天王”这些香港明星同台，陡然就会觉得矮了一截。我相信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观感，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心理。
我相信，一代甚至几代内地青年的成长记忆中一定有着大量的香港文化符号。以前我以为香港流行文化主要是对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可是我们看贾樟柯的电影，充斥着的香港流行音乐符号，足见90年代香港大众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山西等内陆地区;而看电影《钢的琴》，则发现这种影响在大东北同样巨大。几年前一次活动，发现贵州《山花》杂志的郑瞳兄的粤语歌非常溜，足以印证香港流行音乐也曾深入他的生活。
王威廉：香港这座城市是很多代中国人内心中的一个情结，香港代表的是城市文明的高度繁华，是耀眼的“东方明珠”。
在我小的时候，即便置身在青藏高原的青海，也都是听粤语歌曲。无论是县城里的电影院，还是街角的录像厅，播放的基本上也都是香港电影。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这些明星是很多人的偶像。他们的照片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是普遍的校园景观。包括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恋爱模式，都与香港引导的这种大众文化不无关系。
从文学的角度审视香港，那么香港参与改变着中国人的许多生活方式。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当代文学与香港的关系也就是非常密切的。作家刘醒龙就写过一篇小说《我们香港见》，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这和《我们广州见》这样的标题带给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回到1980—2000年的时间语境中，我们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急需和渴念一种现代化的生活，而香港似乎提供了某种具体的想象载体。
陈培浩：事实上，理解香港有其自身的难度，在我看来，首先要理解好不同文学及影像作品所提供的香港形象的张力。
我们从TVB电视剧、古惑仔电影和王家卫电影中看到的是已经被审美制式化、风格化的香港。它通过大众媒介向内地、东南亚甚至亚洲输送一种特定的香港风情、香港想象。但这种作为审美制式的香港并非香港自身。我们在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和雾》中看到的则是一般审美制式之外更现实的香港，我们可以称为写实的香港;而在另一些作品的香港题材作品中，我们则看到一种通过不同代际个体去隐喻香港历史命运的可能，这是个人之香港与历史之香港的結合，是写实之香港与象征之香港的结合。
不能简单地将某部作品所呈现的香港形象作为香港本身，只有把这些不同的香港想象加以并置和对照，才可能沉淀和提炼出一个更丰富而内在的香港。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理解香港，我们也必须认识香港文化的多个层面。
九十年代内地文化界对香港有两种两极化的观点，其一是由于香港流行文化工业的优势而对其顶礼膜拜，大量内地青年对香港明星的崇拜与这种文化立场互为表里;另一则是对香港文化的嗤之以鼻，比如王朔曾评价王家卫说，有这个人在，我们还不能说香港是一片完全的文化沙漠。这个话在肯定了王家卫的同时，也否定了作为总体的香港文化。
事实上，将娱乐文化作为香港文化的全部是大缪不然的。香港文学也是多维度的，既有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大众接受度很高的通俗作家，也有纯文学作家刘以鬯、西西等。所以，既理解多维的香港想象，也理解多维的香港文化，才能理解香港内在的丰富性。
王威廉：当然，香港的文化是极为丰富的，特别类似考古学的地层学，被折叠了很多的文化元素进去。它的复杂的历史，有着来自时间的文化元素;他的作为港口的独特位置，又有着来自不同空间的文化元素。要把这些文化元素挖掘出来，并理解它们，需要一种强大的思想能力。站在今天，回望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们发现，金庸的“通俗文学”与如今流行的“网络文学”相比，已经具备了“纯文学”的特质，在很多读者那里，甚至进入了经典文学的序列。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能否从香港的文学当中，得到对今天的启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陈培浩：因为香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理解多维的香港并不容易。香港诗人也斯就感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也斯认为，香港的故事，讲来讲去，就会讲成上海的故事、伦敦的故事、布拉格的故事，总之是别人的故事，他者的故事。反过来，人们讲其它城市的故事，也会讲着讲着，讲成了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注定是属于近代的，因此香港不同于北京、西安;但香港也不同于同为近代城市的上海。香港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只有把握住了香港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才不会错过香港最内在的魅力。
在认识一个地区的文化过程中，常容易陷入一种景观化的思维。景观化思维的实质是抽空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将其制作为一种符合自身文化立场和认知习惯的景观，由此远方仅仅是一道风景，这道风景何以产生的时间连续性却不被关注。
与景观化思维相对立的是一种本体化思维，这种思维要求释放区域的特殊性。人类的认知惯性总是倾向将陌生的事物他者化的。以认识自文化的眼光去认识他文化，是认知成本最低的方式。
叶维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也提出过“认知模子”的概念，他认为我们要警惕用所在文化的“认知模子”来简化其它文化。尊重他者作为他者的差异，这是一种方法论要求。近些年来，以XX为方法之所以会大受重视，比如以中国为方法，以西部为方法，以香港为方法，在实质上是要求以尊重差异的“本体化立场”来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景观化立场”。
王威廉：我来从一个侧面回应你说的这点。我2000年来到广东，那会外地人没有现在这么多，在很多场合必须说粤语。比如我工作后，领导、同事经常说：“你能不能学粤语啊，我们沟通的时候也好一点。”但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来广东的外地人更多了，本地人也会说普通话了。这其中也有香港的一部分原因。
中国这么多方言区，非常强势的语言实际上除了以北京话为底子的普通话作为国家话语之外，另外就是上海话。上海话也不像粤语那么强势，上海人也不会要求外地人一定说上海话，他说上海话是表现优越感。但粤语不是这样的，它有自身的文化逻辑。比如我们都会唱几首粤语歌，粤语歌用粤语唱的时候非常有味道，但是用普通话翻唱时，那种味道就不在了。这背后是为什么呢？根子还是在香港文化的原创方面做的非常好，尤其是在大众的通俗文化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的确确做到了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我希望香港能保持住这种原创力。一种文化是什么，自身的原创力是非常重要的。
陈培浩：在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的文化跟内地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上面说过，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风靡内地，香港作为一颗东方之珠点燃了无数内地青年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香港文化人金庸、倪匡、蔡澜、黄霑等在内地拥有极高人气。于是，香港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内地的文化人，曾经任职北京大学的黄子平教授，曾经任职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子东教授，九十年代由内地到香港，他们的思想和著述，也成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王威廉：不止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对内地产生影响的时间要早得多。秦牧是广东潮汕人，生于香港。陈残云生于广州，是新加坡归国华侨的后代，他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创作电影剧本。如果我们聚焦香港，我特别喜欢的香港作家西西，她是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起定居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同样带有这样复杂的地理特点。这几位作家复杂的创作背景，反映出了文化地理上的关联性与复杂性。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我们自己。所以，在东南沿海的文学写作是特别意味深长的，它不仅仅局限在地域性的层面，而是包含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一种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震荡，它的意义无比深远，这也是我置身其中深有感触的原因。
在一个80后的内地青年心中，香港就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代表。
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明星在内地受到的追捧是空前的。香港明星到内地来都拥有不言而喻的由区域带来的心理优势。在我们中学时代，毛宁、杨钰莹等人作为内地娱乐工业推出的第一批明星也很受欢迎，可是如果一旦和“四大天王”这些香港明星同台，陡然就会觉得矮了一截。我相信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观感，这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化心理。
我相信，一代甚至几代内地青年的成长记忆中一定有着大量的香港文化符号。以前我以为香港流行文化主要是对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影响比较大，可是我们看贾樟柯的电影，充斥着的香港流行音乐符号，足见90年代香港大众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山西等内陆地区;而看电影《钢的琴》，则发现这种影响在大东北同样巨大。几年前一次活动，发现贵州《山花》杂志的郑瞳兄的粤语歌非常溜，足以印证香港流行音乐也曾深入他的生活。
王威廉：香港这座城市是很多代中国人内心中的一个情结，香港代表的是城市文明的高度繁华，是耀眼的“东方明珠”。
在我小的时候，即便置身在青藏高原的青海，也都是听粤语歌曲。无论是县城里的电影院，还是街角的录像厅，播放的基本上也都是香港电影。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这些明星是很多人的偶像。他们的照片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是普遍的校园景观。包括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恋爱模式，都与香港引导的这种大众文化不无关系。
从文学的角度审视香港，那么香港参与改变着中国人的许多生活方式。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当代文学与香港的关系也就是非常密切的。作家刘醒龙就写过一篇小说《我们香港见》，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这和《我们广州见》这样的标题带给人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回到1980—2000年的时间语境中，我们就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急需和渴念一种现代化的生活，而香港似乎提供了某种具体的想象载体。
陈培浩：事实上，理解香港有其自身的难度，在我看来，首先要理解好不同文学及影像作品所提供的香港形象的张力。
我们从TVB电视剧、古惑仔电影和王家卫电影中看到的是已经被审美制式化、风格化的香港。它通过大众媒介向内地、东南亚甚至亚洲输送一种特定的香港风情、香港想象。但这种作为审美制式的香港并非香港自身。我们在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和雾》中看到的则是一般审美制式之外更现实的香港，我们可以称为写实的香港;而在另一些作品的香港题材作品中，我们则看到一种通过不同代际个体去隐喻香港历史命运的可能，这是个人之香港与历史之香港的結合，是写实之香港与象征之香港的结合。
不能简单地将某部作品所呈现的香港形象作为香港本身，只有把这些不同的香港想象加以并置和对照，才可能沉淀和提炼出一个更丰富而内在的香港。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理解香港，我们也必须认识香港文化的多个层面。
九十年代内地文化界对香港有两种两极化的观点，其一是由于香港流行文化工业的优势而对其顶礼膜拜，大量内地青年对香港明星的崇拜与这种文化立场互为表里;另一则是对香港文化的嗤之以鼻，比如王朔曾评价王家卫说，有这个人在，我们还不能说香港是一片完全的文化沙漠。这个话在肯定了王家卫的同时，也否定了作为总体的香港文化。
事实上，将娱乐文化作为香港文化的全部是大缪不然的。香港文学也是多维度的，既有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大众接受度很高的通俗作家，也有纯文学作家刘以鬯、西西等。所以，既理解多维的香港想象，也理解多维的香港文化，才能理解香港内在的丰富性。
王威廉：当然，香港的文化是极为丰富的，特别类似考古学的地层学，被折叠了很多的文化元素进去。它的复杂的历史，有着来自时间的文化元素;他的作为港口的独特位置，又有着来自不同空间的文化元素。要把这些文化元素挖掘出来，并理解它们，需要一种强大的思想能力。站在今天，回望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们发现，金庸的“通俗文学”与如今流行的“网络文学”相比，已经具备了“纯文学”的特质，在很多读者那里，甚至进入了经典文学的序列。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我们能否从香港的文学当中，得到对今天的启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陈培浩：因为香港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理解多维的香港并不容易。香港诗人也斯就感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也斯认为，香港的故事，讲来讲去，就会讲成上海的故事、伦敦的故事、布拉格的故事，总之是别人的故事，他者的故事。反过来，人们讲其它城市的故事，也会讲着讲着，讲成了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注定是属于近代的，因此香港不同于北京、西安;但香港也不同于同为近代城市的上海。香港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只有把握住了香港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才不会错过香港最内在的魅力。
在认识一个地区的文化过程中，常容易陷入一种景观化的思维。景观化思维的实质是抽空认识对象的特殊性，将其制作为一种符合自身文化立场和认知习惯的景观，由此远方仅仅是一道风景，这道风景何以产生的时间连续性却不被关注。
与景观化思维相对立的是一种本体化思维，这种思维要求释放区域的特殊性。人类的认知惯性总是倾向将陌生的事物他者化的。以认识自文化的眼光去认识他文化，是认知成本最低的方式。
叶维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也提出过“认知模子”的概念，他认为我们要警惕用所在文化的“认知模子”来简化其它文化。尊重他者作为他者的差异，这是一种方法论要求。近些年来，以XX为方法之所以会大受重视，比如以中国为方法，以西部为方法，以香港为方法，在实质上是要求以尊重差异的“本体化立场”来取代以自我为中心的“景观化立场”。
王威廉：我来从一个侧面回应你说的这点。我2000年来到广东，那会外地人没有现在这么多，在很多场合必须说粤语。比如我工作后，领导、同事经常说：“你能不能学粤语啊，我们沟通的时候也好一点。”但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来广东的外地人更多了，本地人也会说普通话了。这其中也有香港的一部分原因。
中国这么多方言区，非常强势的语言实际上除了以北京话为底子的普通话作为国家话语之外，另外就是上海话。上海话也不像粤语那么强势，上海人也不会要求外地人一定说上海话，他说上海话是表现优越感。但粤语不是这样的，它有自身的文化逻辑。比如我们都会唱几首粤语歌，粤语歌用粤语唱的时候非常有味道，但是用普通话翻唱时，那种味道就不在了。这背后是为什么呢？根子还是在香港文化的原创方面做的非常好，尤其是在大众的通俗文化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的确确做到了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我希望香港能保持住这种原创力。一种文化是什么，自身的原创力是非常重要的。
陈培浩：在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的文化跟内地一直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上面说过，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风靡内地，香港作为一颗东方之珠点燃了无数内地青年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香港文化人金庸、倪匡、蔡澜、黄霑等在内地拥有极高人气。于是，香港也吸引了很多来自内地的文化人，曾经任职北京大学的黄子平教授，曾经任职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子东教授，九十年代由内地到香港，他们的思想和著述，也成了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王威廉：不止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化对内地产生影响的时间要早得多。秦牧是广东潮汕人，生于香港。陈残云生于广州，是新加坡归国华侨的后代，他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香港创作电影剧本。如果我们聚焦香港，我特别喜欢的香港作家西西，她是广东中山人，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起定居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同样带有这样复杂的地理特点。这几位作家复杂的创作背景，反映出了文化地理上的关联性与复杂性。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我们自己。所以，在东南沿海的文学写作是特别意味深长的，它不仅仅局限在地域性的层面，而是包含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一种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震荡，它的意义无比深远，这也是我置身其中深有感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