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企业其实招不到人，而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很多连北京或广州都不愿去，只想在这里谋求发展。
　　
　　海瑞恩困局
　　
　　44岁的段建生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刚从报上读到消息，“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到610万，加上2007年～2008年约有250万人没找到工作，估计2009年的大学生就业人数为860万人”，但作为急需人才的海瑞恩精密技术公司总经理，他还是招不到合适的大学毕业生。
　　从2004年开始，他所在的德国海瑞恩公司就在中国招兵买马。那一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是239.1万，但公司只在上海和北京招了7名值得培养的大学生，还是海瑞恩创始人的儿子尤尔根·海瑞恩亲自面试的结果。公司把这7人送到公司总部——德国巴登符腾堡南部靠近瑞士的小镇Bubsheim进行第二轮面试，在2周时间内彼此了解，最后和6个人签约，如今坚持下来的只有3人。
　　这样的窘境海瑞恩每年都会遇到: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应届毕业生，另一方面却是找不到、留不住人才。“2006年我们招了2名清华学生，当他们得知将在太仓工作，就放弃了。”段建生无奈地向《新民周刊》表示，其实江苏太仓离上海只有几十公里，但许多毕业生只愿意在特大城市工作，哪怕中小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
　　海瑞恩的条件其实很诱人。这家专业生产汽车发动机精密配件的德国公司，经过40多年努力，已成为德国博世集团、宝马和奔驰汽车公司的供应商。2008年，拥有1400多名员工的海瑞恩创造了1.55亿欧元的产值。“说实话，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都无法马上胜任海瑞恩的工作，我们不得不自主培训，把他们送到德国总部培训几年。”段建生说，海瑞恩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名牌高校招收汽车、机械类相关的本科毕业生，但这些学生往往更喜欢去大城市的汽车公司，因此每年招人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招来的新员工在德国总部受训期间，海瑞恩包吃住，每月提供800欧元工资，除了德国法定假期外，每年还有10天带薪假期。公司还专门请德语老师为中国员工上课，工作环境使用的主要是英语和德语，公司还会组织员工去周边国家旅游，并帮助中国员工申办当地驾照，好让他们欧洲自驾游。一旦太仓分公司正式运营，回国工作的中国员工们的薪资待遇也相当具有竞争力，并且会有回德国总部接受再次培训的机会。
　　尽管如此，海瑞恩这几年的中国员工流失率高达1/3，究其原因还是不少中国学生急于求成，并不愿意在异国他乡培训三四年才真正上岗，而且学德语也会占用自己很多精力，他们并没有长期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工作的心理准备。
　　中德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个问题。“有位中国员工把工具放错了位置而受到德国同事批评，他觉得很不开心，因为那位批评他的德国人昨晚还和他一起喝酒。其实，德国人的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而中国人比较爱面子”，段建生说。
　　27岁的南通小伙叶森是海瑞恩培养的“得意门生”。他2004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进入一家研究所工作。“我只上了5天班就辞职了。”叶森告诉《新民周刊》，在他人生的最初5个工作日里，足足开了4天会，“我感觉那里是养老院，节奏太慢，我需要一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叶森选择了海瑞恩。
　　叶森并不觉得应届毕业生找工作很难，也许2004年就业形势还没那么困难，也许他是当年“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叶森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觉得海瑞恩这家德国家族企业的理念和文化让他产生了共鸣。
　　“德国人的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现在的房间也是整洁有序。我每天还会抽出一小时学德语。公司请的2位德国老师，一个给我上语法课，一个帮我纠正带有英语口音的德语口语。”叶森说，他在德国培训这4年来受益匪浅。今年5月，他将成为太仓分公司生产部的负责人，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出师”，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海瑞恩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人，还需要员工没有强烈的“地域择业观”。海瑞恩的几十名中国员工中，只有2个上海人，27岁的方超就是其中之一。他2004年从同济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后，和叶森一起到德国面试2周，然后就签约海瑞恩。“当时合同中提到了每月200欧元的保证金(如果违约就拿不到这笔钱，培训期间也无法动用)，以防我们半途而废。我当时觉得自己户口在上海，到太仓工作也没啥问题。”方超觉得这几年他在德国收获颇丰:学到了先进的紧密机械加工技术，可以和同事用德语流利交流，和一些同事利用德国法定假日去法国、瑞士和西班牙玩，公司还组织大家去过捷克和奥地利。他今年5月也要回太仓工作，当一个部门的生产经理。这位上海青年的事业高起点将在太仓开始，父母也为他感到自豪。方超没想到的是合同中提到的培训时间是2年(以上)，而他在德国一待就是4年。这也是一些人选择放弃的原因，有的小伙子连女朋友都吹了。德国的食物也让方超适应了很久，现在他比出国前重了5公斤。
　　
　　从毕业到就业
　　
　　4月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艺珂(Adecco)研究院主办的“从毕业到就业”学术研讨会上，海瑞恩的故事被当作经典案例，段建生再次表达了公司招不到合适员工的尴尬。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外服”)市场总监徐忠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不少企业其实招不到人，而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很多连北京或广州都不愿去，只想在这里谋求发展。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签约高峰期。但截至今年3月，外服的调查发现，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仅三成，七成因为对岗位、薪酬不满意而未签约，甚至还没有方向。
　　如果把大学生就业难的矛头指向扩招，未免有失公允。“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一个人才相对过剩现象，并非高级人才需求已饱和。”上海社科院院长王荣华表示，中国目前的大学生数目与美国相当，相对中国五倍于美国的人口基数，当前2700万的中国大学生数目并不算多。
　　但是，如今应届大学生的低就业率是不争的事实，校内就业指导不当也许是一个原因。上海市教委学生处处长汪歙萍表示，虽然98％的上海高校配备职业指导，88％的学校从大一就开始给学生们提供相关咨询，但师资力量是一大问题，有过企业工作经历的老师少得可怜，很多老师一毕业就留校了，而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往往很少回到高校任教。
　　在欧盟国家，政府也十分重视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根据艺珂研究院的相关研究，发现欧盟平均值相对的GDP变化对青年就业率的影响是整体就业率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整体失业率增长1％，那么像法德这样的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将增长2％。“目前经济增速减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对年轻人而言，空缺的职位有限甚至下降了”，艺珂研究院院长、德国前劳工部部长沃尔夫冈·克莱门特表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开始之初就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全部压力，政府必须为这批人创造平等的机会。
　　
　　七策七问
　　
　　王荣华说:“若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工作不能解决，则这个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学术界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提出了7条对策:
　　第一条是“新知青政策”:让10％的毕业生到西部工作，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的上山下乡政策。但那时的政策具有强制性，而如今则完全是鼓励有志青年到祖国的偏远地区施展抱负。政府也在多渠道地拓宽大学生就业的途径，比如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大力开发基层管理和服务岗位，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工作的毕业生，给予薪酬或生活补贴，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鼓励大学生担任村官。
　　在北京，大学生村官是一份待遇还不错的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政府代缴社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三年任期，这批人同样面临再次就业的问题，是考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他们将重新做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第二条是“新顶替法”:父母退休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顶替空出来的名额，但不一定要继续做父母原来的工作。这种方式既可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又可解决单位的缺员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上山下乡制度废除，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待业青年，为了解决子女就业，接班之风愈演愈烈。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到了80年代末期，接班制度逐步取消。
　　如今有学者再次要求恢复这一制度，似乎也是一种解决部分大学生就业的方法。问题是，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一个企业因为不公开的招聘人才而缺乏竞争力，而且可能会滋养一些垄断性企业的“世袭罔替”。前两年曝光的郑州铁路局“子承父业”时必须出具亲子鉴定的消息，就是对这种顶替制度的一种讽刺。
　　第三种方案是“学士后”: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杨雄提出本科延长一年毕业，让大学生在“大五”时在校参加政府组织的职业培训。问题是，这一年的学费怎么算，一年的培训具体如何进行？中国大学生及其家庭在教育过程中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念“大五”似乎只是延长一年时间再就业罢了，似乎治标不治本。
　　第四招是动员大学毕业生到中小企业或NGO(非政府组织)就业。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就业吸纳能力有所降低。即使是仍在正常经营的中小企业，也由于预期不好，缩减了招聘新人的计划。
　　再花1－3年给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是缓解矛盾的第五条对策。这似乎是让他们重新去念高等职业学校，1－3年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不用说了，他们何必当初不直接去念高职，而是先到大学念4年本科呢？不妨让学生到具体的企业内去培训，而不是在学校受训，这一点可以借鉴德国经验。在德国，企业内培训可分为工业教学车间的系统培训、生产现场的非系统培训。
　　中小企业受到场地、资源的限制，不设专门的教学车间，多在生产现场培训工人。如上文提到的海瑞恩公司，设置专业的培训中心，教学车间配备了生产级设备。在严格的课表和计划指导下，除每天的德语课在教室完成外，技术培训主要在实训车间，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指导进行。特殊技术常常是一对一方式，达到一定的技术要求再完成类似毕业设计的答辩后，就要在生产线上作业。
　　第六条是鼓励创业。但杨雄认为如今的应届毕业生创业门槛高，缺乏社会和心理资本。很多大学生是无法就业才创业，而创业的要求往往比普通就业要高得多。外服的调查发现，虽然外企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大，但毕业生仍然最希望到外资或合资企业工作(46.4％)，之后是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26.8％)和国有大中型企业(25.1％)，只有极个别的学生愿意到民营企业(0.6％)或自己创业(1.2％)。这意味着有着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只是极少数，而最后实践的则更少，能够创业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
　　最后一条是非正式就业，也就是所谓的“灵活性就业”。对于那些在今年6月仍然没有签约的应届毕业生，汪歙萍表示政府会考虑安排他们去社区服务或参加各种培训，反正不能窝在家里。这其实不算“就业”，因为根本没有收入，只不过让这批人继续接触社会，为真正的就业做好准备。
　　学术界的这七条建议都有不足之处。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建议中国的高校学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因为那里的校长关注产业发展，这几年新开了飞行员、导航员和轨道交通等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是上海高校中最高的。由此可见，大学生就业的确很难，但并不是个无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