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聂华苓第一次见到殷海光的时候,印象并不是很好,后来她在“追记”中这样描述:“乍见之下,最令人触目的是他那生硬的举止,头一硬,胸一挺,提脚就大踏阔步地走去;矮小的身躯,配着一个笔挺的希腊鼻;一双细小的眼睛镶在鼻的两旁闪烁,两道清光,从两个小黑洞射出,直射入人心底;一抹蓬乱的短发任性地搭在额前;坚定的唇边,有点儿讽刺——这一切使我不禁扯扯路的衣袖低声说:‘这样一个怪物!’”在平常人的眼中,殷海光的确刻板、孤僻、高傲,聂华苓以她的妙笔将自己对殷海光的初次印象写得分外传神。后来,聂华苓与殷海光有过一段比邻而居的时光,才逐渐了解这样一位表面怪异的学者,诸如她刚刚搬到殷海光居住的院子里,并没有受到这位邻居的欢迎,但第二天一早,聂华苓就收到了这位性格怪异的邻居送来的一大束花,那是她流落到台湾后第一次收到鲜花。殷海光的怪异,不仅仅是这些生活中的举止形象,在常人看来,他的思想也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他15岁时就凭借自学独立翻译了英文版的《逻辑基本》,受到了金岳霖先生的赏识,后来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跟随金先生求学,毕业后很快就成为《中央日报》的主笔,由此写出了大量的政论文字,曾受到蒋介石的接见。1949年逃亡到台湾的殷海光思想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极力支持拥护国民党的统治到大力批判独裁统治,特别是他在担任《自由中国》主笔期间,撰写了大量文笔犀利、寓意深刻的政论文字,不遗余力地揭露黑暗和抨击暴政。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如殷海光这样在举止和思想上让人感到怪异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我们如果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可了解到这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背后各有各的因缘。近来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对于这位思想者的理解就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殷海光与林毓生的通信持续长达12年之久,其开始于1957年。当时林毓生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而殷海光则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因为钦佩殷海光的学识,林毓生冒昧写出了第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这成为他们师生交往的开始。而关于殷海光与学生交往的趣闻倒是还有影响很大的一则:他初到台湾大学任教,对待学生十分严厉,考试结果竟有100多人不及格,很多学生非常关注分数,便到他家中打听,但均被拒之门外,由此被许多学生所厌恶,选修他课程的学生也减少了许多。而读了这册《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就不难发现殷海光与他的这位学生所谈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学问与思考的。由此可见,殷海光其实喜欢的是那些一心向学的学生,而对于那些只关注眼前成绩的学生则是十分厌烦的。
　　殷海光一生服膺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尽力按照这样的思想来实践自己的人生。在给林毓生的信中,他曾这样写自己的人生理念:“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把尊重‘群己权界’作为基本的原则。我同业师金岳霖先生相处七年,除了谈学问外,从来不谈私事。除非对方提到,彼此没有问过对方。”由此,也难怪在普通人的眼中,殷海光留下了不便接近和不通世故的印象。他对于在烦琐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极为厌恶,因此在他与聂华苓一家比邻而居时,就表现出简单甚至是古板的形象。聂华苓曾经回忆说,殷海光最喜欢的业余生活是喝咖啡、养花和买书,特别是对最后一项,他常常会倾其所有。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就有这样动人的感慨:“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正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在他与林毓生的书信录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求购和讨论书籍的记录,因为在他们通信不久,林毓生便留学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而这对于困居小岛上的殷海光来说,林毓生仿佛就是一个铁屋子里的小窗户,可以让他吸收到有限的自由新鲜空气。诸如1968年4月22日他给林毓生的回信中这样写道:“Montpelerin Society 的Popper,Hayek,Polanyi三位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像三颗星,临照在我头上。这三位先生才是人类自由的保卫者和指南针。所以,当我翻到David Grene书后面,发现Michael Polanyi先生尚有一书Science,Faith,and,Society(《科学、信仰和社会》)的时候,我几乎喜极而狂。这一股求知的冲动,无论怎样也难以平静下来,逼着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你尽早买此书一册赠我。”
　　1956年,《自由中国》因为编辑“祝寿专号”批判蒋介石独裁统治,最终导致杂志停刊,发行人雷震入狱。曾在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字的殷海光与另外三位同人此时站出来声明,愿意与雷震先生共同承担责任。而这一事件对于他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去了在《自由中国》的编辑职位和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职,经济来源几乎全部丧失。而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严密监视,所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也被无限期地拖延而不能出国。晚年的殷海光成为一个孤岛上的思想者,因此便可以理解为何他对于来自海外的思想是如此的欣喜若狂和迫不及待。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殷海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为了写他的研究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想方设法躲避警察的检查,来获取研究的资料。在这册书信录中,殷海光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于所处时代与环境的愤怒与无奈,诸如在1969年4月30日的一封回信中,他这样写道:“海耶克先生的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秩序原理》),及波柏尔先生的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都是我的案头书。我每一翻阅,即有身入宝山之感,际此乱世,真理在明灭之间,每读这类的伟著,辄兴悲怆中的希望。”
　　殷海光对于自由主义的追求,早期受到罗素的影响,导致他对“苏俄极权社会”的厌恶,到了台湾后他偶然读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论著,精神为之大振,成为他思想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变化。殷海光是台湾第一个翻译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并将其部分在《自由中国》月刊进行连载,由此也影响了台湾大学的学生林毓生。巧合的是,后来林毓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所师从的正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因此在这册书信录中,两人留下许多关于哈耶克与自由主义思想讨论的文字。可以说,殷海光引导了林毓生走近自由主义思想,而林毓生后来又帮助殷海光更加接近真实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不难看出他们亦师亦友、如切如磋的学术精神。殷海光晚年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在这册书信录中由此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思想行踪,无论是操办在《文星》杂志的哈耶克专号,还是与哈耶克在台湾的面见交流,以及想方设法购买哈耶克的著作,或者讨论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观点等,都可以看出晚年的殷海光在精神思想上极力摆脱这精神牢笼的渴望。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身患癌症去世,他与林毓生的通信也持续到这一年。其最后一封信是询问哈佛燕京学社停止对他的援助一事,其语气读来令人感伤。病魔的折磨、思想的压抑、经济的拮据,此时的殷海光处于人生的最低谷。然而,这一切来自外界的打击和折磨都没有改变他对自己追求理想的妥协和容忍,他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人生的终点。我在这册书信录中读到了一位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者在他人生晚年的心路历程,他所承受的人生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更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悲剧。在殷海光为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所作的序言中,他把人生比做一支点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燃的蜡烛:“现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细的蜡烛。这支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大地。”在逝世前的两天,他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海光文选自叙》,引用梁启超的《志未酬歌》结尾,那颗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的心,流淌出的热诚、清醒与高远,令每一个有心闻道的读书人热血沸腾。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殷海光 林毓生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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