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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400000）
明代手工业的繁荣，滋养了大批文人对于生活器具的追求，在对各类器物精研的基础上，编纂写成了大量的花鸟、虫鱼、园林、山石、家具等各类专门的研究性记述。如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藥馀事》、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田艺衡的《煮泉小品》、黄龙德的《茶说》等。明代苏州的刻书业盛极一时，藏书风气也随之浓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又说：“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同样，苏州藏书家也极多，清人孙从添《藏书纪要》载明代藏书家47人，其中苏州府籍的就达36人。文人在大量书籍及家养中的沁润中，形成了独特的士气及风雅，文征明就是其中的领袖人物。文征明绘画中的
明中叶的吴中文人，他们兴趣广泛、爱好驳杂，对经史子集百家之说、琴棋书画六艺之技等各种学问往往兼收并蓄，广泛涉猎。因此，在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文人皓首穷经地钻研经籍的时候，吴中文人表现出涉猎广泛的特征，并以学问驳杂而著称：如沈周，“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盆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华，发为诗，雄深辨博、开阖变化，神怪叠出。”
在文征明的绘画中，山居、游憩、品茗总是在细笔的浅淡山水中，流露出一种儒雅的士人情怀，这种情怀不同于宋时山水的严谨尖峤，亦不同于元时山水的疏朗无涯。文氏的山水在细笔拘谨的描绘中，也有元代山水的墨色淋漓，富于变化的笔墨中蕴含的是一种对于生活本身的素养和追求。
文震亨作为文征明的后代，其所撰写的《长物志》为笔记体著作，全书共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若》等十二卷，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赏、游等各个方面，从各个方面来阐述文人对于生活细节中的一种体验和审美的倾向，一种精致优雅、蕴藏审美潜质的闲隐生活。
隐逸思想在中国的来源相当早，白居易在《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面对明代社会及城市的繁荣，士人去寻求一种隐逸的生活，逃离尘世的诸多藩篱，让身心能够进入自然的沁润之中，于是山居、园林就成为了文人生活中一种颇为重要的向往。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居的形式就有系统的论述，谢灵运的《山居赋》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其中谢灵运讲到山居的用意时说：“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承闲。愧班生之夙悟，渐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
文人脱离官场也使他们得以赋闲在家，拥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兴造园林、鉴藏器玩、游山玩水、修心养生、饮酒品若、抚琴对弈、清谈雅集、蓄养声伎等等都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形成了燕闲清赏式的生活方式，建构起了个性化的生活美学。正如清人伍绍棠所说，当时“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谕若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站”，如陈继儒说：“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
明代文人生活的書写多为山水游记、园林记、杂记等，寓个人精微细腻的情感体验于写景、状物和记事之中。如王世贞的《倉山园记》，陶望龄的《游洞庭山记》，袁宏道的《虎丘》、《西湖》、《游记》、《游盘山记》，钟惺的《五看雪诗引》，李流芳的《践盆兰卷》，高濂的《苏堤看桃花》、《六和塔夜玩风潮》，张倍的《湖心亭看雪》等等。这些单篇短文洋溢着温暖而温馨的生活气息，行写着文人真切的生活感受，无论是轻松愉快，还是略带孤寂冷落，都媽妮道來，亲切感人。
在文征明的绘画中同时会呈现出兰石、友聚、园林等各种场景。如《惠山茶会图》从蔡羽撰序记可知，在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九日，文征明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銀及汤子朋共七人赴无锡的惠山举行茶会。他们游走于山中，品茗吟唱，蔡羽这样记述他们的茶会：“日午，造泉所。乃举王氏鼎，立二泉亭下，七人者，环亭坐，注泉于鼎，三沸而三嚷之。识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
《惠山茶会图》构图采用截取式，在高大茂密的松树林中坐有一亭子，二人盘坐在亭下，一人静坐观水，一人在展卷阅读。在茅草亭下是被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泉水清醇，极其适宜烹茶，千百年来受到了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亭外红色的桌子已经备好，摆放着各种所需的茶器，案旁用于烹茶的炉灶己架好，一人正忙于添柴烧火。高镰曾在杂著《遵生八婆》中所罗列的16件茶具和7件茶器具大多数在画中都可以找出：如用于煎茶烧水的古石鼎，注春（即瓦壶），用于注茶汤，还有用竹编的方箱和收放茶具等器具。在画右方的山径上，两位好友正在攀谈，一人正顿足，回头观望二人谈话。画面疏密安排合适，人物事件表达明了，真实描绘了一场茶会的举办。
在这样一幅画作前，我们体会到了山林之中人物的闲畅，当结合了明代文人的山游之风，以及士人携游，山水相发的人文蕴藉，方能体会笔墨之外文人的另一种精神美学的追求。
《拙政园图三十一景》册是文征明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为拙政园主王献臣所作，分别为：若墅堂、梦隐楼、繁香坞、倚玉轩、小飞虹、芙蓉限、小沧浪亭、志清处、柳噢、意远台、钓、水花池、净深、待霜、听松风处等。下面列举几幅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通过其上的题记来阐发一种画面之外的情感。
《若墅堂》是册页的第一帧，据文征明在画面的对页上题记及诗曰：“若墅堂在拙政园中，园为唐陆鲁望故宅，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昔皮袭美尝称：鲁望所居，不出郭郭，旷若郊墅。故名。”《若墅堂图》作屋宇数楹，在四周植以松、桂等树，庭院之前环之以模篱，之后有墙相隔，远望可见城墙隐现，表明是在城市之内。在城市山林中，一文士伫立庭院之中，身后随一童子，仿佛时间是静止的。
《繁香坞》为第三帧，在若墅堂之前，杂植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雅诸花，文征明为之题诗云：“杂植名花傍草堂，紫羹丹艳漫成行。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熏蒸百和香。自爱芳菲满怀袖，不教风露湿衣裳。高情已在繁华处，静看游蜂上下狂。”这是一幅比较典型的园林绘画，主体是一幢被桂树所虚掩的草堂，堂内仅有一对鼓凳，近处一童子端茶而来，繁华绕虚楹，主客大概已赏花闲谈去了，留下满堂的花香。
文征明的作品中，园林和山水画都是为了缩“万里于咫尺之中”，而在园林的构筑中，希望能在园林中体现“刹宇隐环窗，岩峦堆劈石。”文征明的绘画作品溯源宋元，其善用小青绿体现古意，运用宋元人的树石画法和园林中的多种建筑物来丰富画面。运用园林景物进行构图用墙、篱、桥、植物、山石等具有园林特色的景物来组成和分割画面空间，但园林画中的山石画法往往是比较纯粹的山水画画法，很大程度上园林题材绘画在技法上严重依赖山水画的不独立性也体现在这些方面。而通过园林中的建筑、植物、山石等去提示和强调园林的特征在文征明的园林画中被广泛运用。
在文征明的园林画中具有清丽疏朗的美学特征，建筑物和假山比较少，总的说来人工的加工的成分比较少，而且尚且有的人工痕迹也融合在自然的环境中。在画面中往往有扩大的水面或是空旷的田园，有苑囿的遗风，疏朗的特征十分明显。而文震亨的《长物志》更是在文人生活的基础上细致体验的生活美学，一舒朗一细密，有传承也有情境的改变。
明代手工业的繁荣，滋养了大批文人对于生活器具的追求，在对各类器物精研的基础上，编纂写成了大量的花鸟、虫鱼、园林、山石、家具等各类专门的研究性记述。如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藥馀事》、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田艺衡的《煮泉小品》、黄龙德的《茶说》等。明代苏州的刻书业盛极一时，藏书风气也随之浓厚。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又说：“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同样，苏州藏书家也极多，清人孙从添《藏书纪要》载明代藏书家47人，其中苏州府籍的就达36人。文人在大量书籍及家养中的沁润中，形成了独特的士气及风雅，文征明就是其中的领袖人物。文征明绘画中的
明中叶的吴中文人，他们兴趣广泛、爱好驳杂，对经史子集百家之说、琴棋书画六艺之技等各种学问往往兼收并蓄，广泛涉猎。因此，在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文人皓首穷经地钻研经籍的时候，吴中文人表现出涉猎广泛的特征，并以学问驳杂而著称：如沈周，“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盆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华，发为诗，雄深辨博、开阖变化，神怪叠出。”
在文征明的绘画中，山居、游憩、品茗总是在细笔的浅淡山水中，流露出一种儒雅的士人情怀，这种情怀不同于宋时山水的严谨尖峤，亦不同于元时山水的疏朗无涯。文氏的山水在细笔拘谨的描绘中，也有元代山水的墨色淋漓，富于变化的笔墨中蕴含的是一种对于生活本身的素养和追求。
文震亨作为文征明的后代，其所撰写的《长物志》为笔记体著作，全书共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若》等十二卷，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赏、游等各个方面，从各个方面来阐述文人对于生活细节中的一种体验和审美的倾向，一种精致优雅、蕴藏审美潜质的闲隐生活。
隐逸思想在中国的来源相当早，白居易在《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面对明代社会及城市的繁荣，士人去寻求一种隐逸的生活，逃离尘世的诸多藩篱，让身心能够进入自然的沁润之中，于是山居、园林就成为了文人生活中一种颇为重要的向往。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居的形式就有系统的论述，谢灵运的《山居赋》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其中谢灵运讲到山居的用意时说：“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承闲。愧班生之夙悟，渐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
文人脱离官场也使他们得以赋闲在家，拥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兴造园林、鉴藏器玩、游山玩水、修心养生、饮酒品若、抚琴对弈、清谈雅集、蓄养声伎等等都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形成了燕闲清赏式的生活方式，建构起了个性化的生活美学。正如清人伍绍棠所说，当时“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谕若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站”，如陈继儒说：“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三乐”。
明代文人生活的書写多为山水游记、园林记、杂记等，寓个人精微细腻的情感体验于写景、状物和记事之中。如王世贞的《倉山园记》，陶望龄的《游洞庭山记》，袁宏道的《虎丘》、《西湖》、《游记》、《游盘山记》，钟惺的《五看雪诗引》，李流芳的《践盆兰卷》，高濂的《苏堤看桃花》、《六和塔夜玩风潮》，张倍的《湖心亭看雪》等等。这些单篇短文洋溢着温暖而温馨的生活气息，行写着文人真切的生活感受，无论是轻松愉快，还是略带孤寂冷落，都媽妮道來，亲切感人。
在文征明的绘画中同时会呈现出兰石、友聚、园林等各种场景。如《惠山茶会图》从蔡羽撰序记可知，在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九日，文征明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銀及汤子朋共七人赴无锡的惠山举行茶会。他们游走于山中，品茗吟唱，蔡羽这样记述他们的茶会：“日午，造泉所。乃举王氏鼎，立二泉亭下，七人者，环亭坐，注泉于鼎，三沸而三嚷之。识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
《惠山茶会图》构图采用截取式，在高大茂密的松树林中坐有一亭子，二人盘坐在亭下，一人静坐观水，一人在展卷阅读。在茅草亭下是被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泉水清醇，极其适宜烹茶，千百年来受到了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的喜爱。亭外红色的桌子已经备好，摆放着各种所需的茶器，案旁用于烹茶的炉灶己架好，一人正忙于添柴烧火。高镰曾在杂著《遵生八婆》中所罗列的16件茶具和7件茶器具大多数在画中都可以找出：如用于煎茶烧水的古石鼎，注春（即瓦壶），用于注茶汤，还有用竹编的方箱和收放茶具等器具。在画右方的山径上，两位好友正在攀谈，一人正顿足，回头观望二人谈话。画面疏密安排合适，人物事件表达明了，真实描绘了一场茶会的举办。
在这样一幅画作前，我们体会到了山林之中人物的闲畅，当结合了明代文人的山游之风，以及士人携游，山水相发的人文蕴藉，方能体会笔墨之外文人的另一种精神美学的追求。
《拙政园图三十一景》册是文征明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为拙政园主王献臣所作，分别为：若墅堂、梦隐楼、繁香坞、倚玉轩、小飞虹、芙蓉限、小沧浪亭、志清处、柳噢、意远台、钓、水花池、净深、待霜、听松风处等。下面列举几幅有代表性的作品并通过其上的题记来阐发一种画面之外的情感。
《若墅堂》是册页的第一帧，据文征明在画面的对页上题记及诗曰：“若墅堂在拙政园中，园为唐陆鲁望故宅，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昔皮袭美尝称：鲁望所居，不出郭郭，旷若郊墅。故名。”《若墅堂图》作屋宇数楹，在四周植以松、桂等树，庭院之前环之以模篱，之后有墙相隔，远望可见城墙隐现，表明是在城市之内。在城市山林中，一文士伫立庭院之中，身后随一童子，仿佛时间是静止的。
《繁香坞》为第三帧，在若墅堂之前，杂植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雅诸花，文征明为之题诗云：“杂植名花傍草堂，紫羹丹艳漫成行。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熏蒸百和香。自爱芳菲满怀袖，不教风露湿衣裳。高情已在繁华处，静看游蜂上下狂。”这是一幅比较典型的园林绘画，主体是一幢被桂树所虚掩的草堂，堂内仅有一对鼓凳，近处一童子端茶而来，繁华绕虚楹，主客大概已赏花闲谈去了，留下满堂的花香。
文征明的作品中，园林和山水画都是为了缩“万里于咫尺之中”，而在园林的构筑中，希望能在园林中体现“刹宇隐环窗，岩峦堆劈石。”文征明的绘画作品溯源宋元，其善用小青绿体现古意，运用宋元人的树石画法和园林中的多种建筑物来丰富画面。运用园林景物进行构图用墙、篱、桥、植物、山石等具有园林特色的景物来组成和分割画面空间，但园林画中的山石画法往往是比较纯粹的山水画画法，很大程度上园林题材绘画在技法上严重依赖山水画的不独立性也体现在这些方面。而通过园林中的建筑、植物、山石等去提示和强调园林的特征在文征明的园林画中被广泛运用。
在文征明的园林画中具有清丽疏朗的美学特征，建筑物和假山比较少，总的说来人工的加工的成分比较少，而且尚且有的人工痕迹也融合在自然的环境中。在画面中往往有扩大的水面或是空旷的田园，有苑囿的遗风，疏朗的特征十分明显。而文震亨的《长物志》更是在文人生活的基础上细致体验的生活美学，一舒朗一细密，有传承也有情境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