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各类报刊中的频繁使用。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笼罩在中国思想界的那股激荡、热烈而又厚重的气息。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欲以“民权”来建构新的政治、社会秩序；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则用“民族主义”来向人们传达当时中国思想界所遭受到的外来压迫。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本位主义。鸦战之后，尤其是中日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口号迫使先进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梁启超沿此思路，1902年发表系列长文《新民说》，明确主张：“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二十世纪初十年“民族主义”之观念流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政治抉择的紧要关头，作为先导的文化变革已提前出现。其间各派观点纷呈，维新派与革命派论争尤为激烈。“满汉一家”、“用夏变夷”，维新派从保留满清君主和皇室的角度出发，以文化意义上的“用夏变夷”与革命派相抗衡，力图证明以清代明并非亡国，而依据的是传统文化夷夏观：“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仪则中国之”。他们认为，清人入关以来采取与汉同化之策，满汉已成一家，同为中国人，无需也不应将其中之一排除在外。满人既不当排，满人君主亦应随之保留。同时，维新派又竭力将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认为“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光复旧物”、“民族复仇”作为革命派中较为偏执的一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主张极端大汉族主义，按他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吴樾等人，虽号召推翻清王朝，可是其出发点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他们虽然也随波逐流谈论民主共和，却认为“共和政体”未必就比“专制政体”更好。他们坚信推翻清王朝是革命的唯一目的。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1905年，上海出现了宣传国粹主义的《国粹学报》；同年，章太炎出狱后到日本编《民报》，国粹主义始大行其道。国粹派当时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来反对清王朝。
　　民族复仇主义的狭隘性，必然会给民主革命事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1903年，邹容发表了震撼时界的《革命军》，亦大大发挥了这一论调。他指斥满洲人人关定鼎中原之日就是“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同年，孙中山在《江苏》第六期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也认为“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这种“亡国论”为一代先进人士所接受，如鲁迅直到二十年代仍坚持中国“亡过两次”的看法。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905年，孙中山主持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所订纲领中，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置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前，充分显示出革命派对民族革命的重视。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排满革命口号，无论充满怎样的种族主义气息，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把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引申至驱逐异族、恢复中华这一民族主义主题上，当年确实起到发动民众革命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确是当时革命志士仁人的共识。它是当时影响面最广、作用最大的一股时代思潮，为革命的发动做了最有效、最重要的舆论准备。
　　另外一些革命者更进一步，出现了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人说：“汉族……不可以与满洲人长此侪处，无论以立宪饵之也，即有共和极制，非与满洲为群无从得之者，亦有舍置之而已”。有的人说：“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
　　
　　民族主义观念之合流
　　
　　二十世纪初十年是大论战的年代，激进与保守并重、感性与理智同行。
　　我们前述维新派与革命派民族观，都有其合理成分和消极成分，绝不能用谁进步、谁落后这一简单的判断形式加以定论。且随着中华民族存亡问题日益加剧，两派民族观差异日渐缩小，逐步合流为主张消弥满汉矛盾，在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民族主义观点成为共识。
　　在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方面，两派观点一致。维新派的民族观是以满汉合一，满汉平等为特征的，即是一种“满汉一体”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提倡“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去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民族主义”而革命派则是以排满反帝为特征的民族观。孙中山曾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其用意显然是为形成民族国家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服务的。
　　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是把民族主义作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工具来加以使用的，尽管他们政见不同，实践方式有异，但其在救亡图存的宏观意义上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