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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些年所做的有关生态批评的讲稿和文章，能够由张华博士翻译并结集出版，倍感荣幸和激动。张华博士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同事，我把他视作亲密的朋友。在这则序言中，我将向读者提供有关我本人的一些信息，我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结下的长久之缘，以及为什么我认为生态实践如此重要并成为当务之急。
我出生于1951年，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的动荡和不安定岁月。当年，为了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观念——特别表现为当时的越南战争——进行批判，我时常从中国所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寻找动力和灵感。尽管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从一个遥远的地球另一端来观察中国未免天真，但我始终相信我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21世纪，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已成为一位英文专业的教授，但我本科学习的是历史，主要是南亚史，我还选修了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课程。这促使我去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影响，而且给了我在中国文明史的语境中认识中国当代文化的机会。于是，我选修了系统之外的课程，在一门课程作业中撰写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的文章，将以土地为根本的“农村社会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的城市工业化区别开来；在另一门课程考试中，我撰文批评了我的政治科学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前途的书，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观点。
在随后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中，我的重心转移到对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的研究上。加里·斯奈德的诗歌受到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我需要了解这些，以便我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其诗作。斯奈德诗歌的风格和意蕴不仅受到李白、杜甫和寒山等中国古典诗人的影响，而且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派的影响，这些在其诗集《山河无尽》中都有着浓重的表现。
1990年，位于中国台北的辅仁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会上我受邀作了有关斯奈德研究的大会发言，题目是“‘处处现山’：加里·斯奈德诗文齐天”。这是我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次年，我开始指导我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写作博士论文，并成为另一位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评审委员。第一位学生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实际上比我年长。随后，我参编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幻小说集，另一本是中国流行文化散文手册。
身居美国的亚洲族裔人群对美国文学做出的贡献，需要被美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认识。在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之后，我研究了诸多作家以充实我的亚洲美国文学课。这些课程总是会涵盖华裔美国作家的小说和诗文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我们应该为研究生开设包括中国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课程。最近，我就为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当代小说翻译课程。
1990年我参加中国台湾的“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之后，有幸又受邀来中国的台北、上海、大连和金华等地参加了七次会议，并作生态主题的大会发言。除此之外，我还曾12次访问位于中国24个城市的36所大学并发表演讲，这些城市跨越北京和上海、台北和台南、大连和汕头、石家庄和曲阜、郑州和杭州、济南和金华。
这些中国听众是一个从本科生到权威学者的群体，我始终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和接纳。为了回报这样的热情，作为一位系主任，在我力所能及的权限内，我邀请过一批中国访问学者到我所在的中佛罗里达大学，指导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许多来访过的青年学者都在学术思想和科研水平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不仅体现在他们回国后的教学中，也体现在他们撰写的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中。与此同时，令我感到荣幸的还有，我的讲座以及与来访学者的交流，促成了这一文集的形成并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如今的中国，从政府最高领导层到城市和乡村的最基层单位，均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忽视生态环境而一味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严重影响民生。空气质量或许已经成为最为显性且最为经常谈及的一个话题，于是，政府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而采取大量提高空气质量的措施，比如用天然气以及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取代煤炭。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能源效能，也改善了技术结构和储能方式。
然而，从根本上说，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通过实用性和技术性的方式得以修复和改善的。人类社会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所谓优先权，重新思考自己最根本的价值，重新衡量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最基本信仰，衡量我们的消费模式，衡量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比例，衡量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和可持续经济活动之间的鸿沟，以及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对失衡。
我认为，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定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以及我所受的教育背景，作为一个文学学者、文化批评家和大学教师，我倾注毕生精力专注于促进和发展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我在大会上第一次宣读论文时还是一位研究生，论文主要集中在小说家特拉维的生态定位上，那时我称其为“无政府的尚古主义”。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是关于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的自然诗歌的研究。我的第一篇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于1988年发表在哲学杂志《环境伦理》上，论文通过三位美国自然诗人讨论了大地女神盖亚的象征问题。而且，从1992年到2013年间出版的我的所有著作都是有关生态批评的。由于我的生态批评兴趣相当广泛，涵盖了文学、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所以我的文章发表于各类期刊上，而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方面的期刊上。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所发表的“纯”文学批评的论文数量，已足以让我所在大学（先是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随后是中佛罗里达大学）的上级感到满意。
格里塔·加德曾在交谈中称我为一个“反叛者”，我本人倒也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所描述的是挑战既有教条和旧规的人，即不愿意因循守旧的人。诺尔曼·白求恩，一位服务于八路军的著名外科医生，曾经写道：“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职责是唤醒沉睡的人们，摇撼世界上那些安于现状的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今的现实，并指出其新生之路。”这些话语常常激励着我的学术批评和教学。当然，我不能宣称自己已经达到如此境界，但这些话语确实是我实现学术志向的指路明灯。 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为追求舒适和获取满足感，将与其他部分的相处关系变成了环境的破坏，变成了肆意的消费和挥霍浪费，气候变化将长期影响人类生存的地球。面对这些，很多人情愿保持一种“沉睡者”的状态，而不去思考问题的内在原因及自己日常行为对此造成的影响。当然，文学并非唤醒我们自己的唯一途径，文学批评也不是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唤起人们环境意识的方式，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途径和方式。
我始终相信，人们时常需要被各种方式所唤醒，因为人们并不了解所谓刺激元素、唤醒记忆、审美意象或效能可以在知觉中产生引爆点。很多人从不为科学研究所改变，甚至从不阅读充满数据、图形和图表的科学报告。然而，这些人很可能去读小说、去抄诗、去听歌或去看电影，这些活动能够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反响，可以在自己和共生的非人类物种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结，而这些非人类物种与我们共享同一个环境，并且同生共死。
我写下这些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章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和深化人们的认识，因为这些东西从我孩提时代刚刚懂得阅读时就最深刻地触动了我，直到今天。我的文章还指出，文化现象、认知和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使得社会、经济去适应一个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地默守陈规。当然，文化现象、认知和观念也可以阻止我们这样做。帮助还是阻止，需要人们作出选择。逐章阅读这部书，好像我的兴趣很凌乱，其实不然。这部书所呈现的多样性主题和例证，其实都与我的这种思考相关联，即：我真诚地相信个体和社会是可以作出明智的决定的，尽管我们常常是在走了曲折的弯路、犯了严重的错误之后才意识到，人类和人类的子孙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地生存，以便我们这个唯一的地球既能让我们的发展可持续，也能让整个的地球生物圈中无数的生物和存在可持续。
在讨论生态批评问题时，我的一些中国同事常常引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来说话。说实话，我认为经常用这个说法来掩盖大量的冲突、差异和人类的支配权是不恰当的。首先，这个说法把“人”从自然中抽离了出来，于是就弱化了我们是自然的存在、是进化的产物这样一个事实，同时忽视了特殊的环境和持续的文化实践本身就是我们与自然的其他方面互动和冲突的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其次，这种说法频繁地带给人们一种固化的认识，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衡可以让我们获得，因而我们可以维持一种不再发展的道路。
我更愿意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与整个自然其他方面的一种“动态均衡”，这是一种没有专属于人类特权条件的“动态均衡”，是由生物圈中每一个存在体参与和互动的“动态平衡”。我们一刻也未达到过那种我们需要然后只需维持就可以的所谓“和谐”，因为这种所谓“和谐”需要人与其他生物从“和谐”的那一刻起均保持住一种不变的“姿态”。事实上，我们是在不断地从一种不平衡状态走向另一个方向的不平衡。每一次变化、维持和复位都有难以预测的反响和结果，这些反响和结果都需要我们通过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改变来进行处理和矫正。作为进化的产物，我们并非一个终结的存在，不像一个完成的商品被放在货架之上等待售出、等待消费。我们应该把自己更多地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多元生物进程环链中的进程之一，而相对于更小的生物进程，我们又是其更大的多元生物进程环链。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同时，细菌、寄生虫和病毒生活在我们体内，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中。
如果我们把自己更好地理解为一个进程而非一个产品，那么我更愿意建议把文学和文化批评，也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也理解为一种进程。这一进程通过其生产和吸收不断地在展开、在演进、在变化，随后则通过这种吸收的结果而得以更大地发展。也就是说，读者对这部书所提出的观念和思考所进行的接受、理解和反映，也是其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翻译也是感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而这个世界也在不断地被诠释、被形塑，我们自身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同样从一个瞬间到另一瞬间，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地被诠释、被形塑。最后，我希望这部翻译工作量巨大的生态讲录集能够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和启迪，而且能够从才智和行动上更好地激励读者。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译者简介：张华，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
我出生于1951年，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美国的动荡和不安定岁月。当年，为了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观念——特别表现为当时的越南战争——进行批判，我时常从中国所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寻找动力和灵感。尽管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从一个遥远的地球另一端来观察中国未免天真，但我始终相信我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21世纪，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已成为一位英文专业的教授，但我本科学习的是历史，主要是南亚史，我还选修了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课程。这促使我去了解历史悠久的中国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影响，而且给了我在中国文明史的语境中认识中国当代文化的机会。于是，我选修了系统之外的课程，在一门课程作业中撰写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的文章，将以土地为根本的“农村社会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的城市工业化区别开来；在另一门课程考试中，我撰文批评了我的政治科学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前途的书，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观点。
在随后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中，我的重心转移到对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加里·斯奈德的研究上。加里·斯奈德的诗歌受到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而我需要了解这些，以便我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其诗作。斯奈德诗歌的风格和意蕴不仅受到李白、杜甫和寒山等中国古典诗人的影响，而且受到中国传统山水画派的影响，这些在其诗集《山河无尽》中都有着浓重的表现。
1990年，位于中国台北的辅仁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会上我受邀作了有关斯奈德研究的大会发言，题目是“‘处处现山’：加里·斯奈德诗文齐天”。这是我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次年，我开始指导我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写作博士论文，并成为另一位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评审委员。第一位学生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实际上比我年长。随后，我参编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幻小说集，另一本是中国流行文化散文手册。
身居美国的亚洲族裔人群对美国文学做出的贡献，需要被美国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认识。在意识到这一重要性之后，我研究了诸多作家以充实我的亚洲美国文学课。这些课程总是会涵盖华裔美国作家的小说和诗文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我们应该为研究生开设包括中国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在内的比较文学课程。最近，我就为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当代小说翻译课程。
1990年我参加中国台湾的“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之后，有幸又受邀来中国的台北、上海、大连和金华等地参加了七次会议，并作生态主题的大会发言。除此之外，我还曾12次访问位于中国24个城市的36所大学并发表演讲，这些城市跨越北京和上海、台北和台南、大连和汕头、石家庄和曲阜、郑州和杭州、济南和金华。
这些中国听众是一个从本科生到权威学者的群体，我始终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和接纳。为了回报这样的热情，作为一位系主任，在我力所能及的权限内，我邀请过一批中国访问学者到我所在的中佛罗里达大学，指导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许多来访过的青年学者都在学术思想和科研水平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不仅体现在他们回国后的教学中，也体现在他们撰写的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中。与此同时，令我感到荣幸的还有，我的讲座以及与来访学者的交流，促成了这一文集的形成并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如今的中国，从政府最高领导层到城市和乡村的最基层单位，均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忽视生态环境而一味追求高速度经济增长，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严重影响民生。空气质量或许已经成为最为显性且最为经常谈及的一个话题，于是，政府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而采取大量提高空气质量的措施，比如用天然气以及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取代煤炭。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能源效能，也改善了技术结构和储能方式。
然而，从根本上说，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通过实用性和技术性的方式得以修复和改善的。人类社会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所谓优先权，重新思考自己最根本的价值，重新衡量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最基本信仰，衡量我们的消费模式，衡量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比例，衡量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和可持续经济活动之间的鸿沟，以及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对失衡。
我认为，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定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以及我所受的教育背景，作为一个文学学者、文化批评家和大学教师，我倾注毕生精力专注于促进和发展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我在大会上第一次宣读论文时还是一位研究生，论文主要集中在小说家特拉维的生态定位上，那时我称其为“无政府的尚古主义”。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84年，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是关于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的自然诗歌的研究。我的第一篇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论文于1988年发表在哲学杂志《环境伦理》上，论文通过三位美国自然诗人讨论了大地女神盖亚的象征问题。而且，从1992年到2013年间出版的我的所有著作都是有关生态批评的。由于我的生态批评兴趣相当广泛，涵盖了文学、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所以我的文章发表于各类期刊上，而不仅仅是文学批评方面的期刊上。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所发表的“纯”文学批评的论文数量，已足以让我所在大学（先是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随后是中佛罗里达大学）的上级感到满意。
格里塔·加德曾在交谈中称我为一个“反叛者”，我本人倒也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所描述的是挑战既有教条和旧规的人，即不愿意因循守旧的人。诺尔曼·白求恩，一位服务于八路军的著名外科医生，曾经写道：“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职责是唤醒沉睡的人们，摇撼世界上那些安于现状的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今的现实，并指出其新生之路。”这些话语常常激励着我的学术批评和教学。当然，我不能宣称自己已经达到如此境界，但这些话语确实是我实现学术志向的指路明灯。 人类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为追求舒适和获取满足感，将与其他部分的相处关系变成了环境的破坏，变成了肆意的消费和挥霍浪费，气候变化将长期影响人类生存的地球。面对这些，很多人情愿保持一种“沉睡者”的状态，而不去思考问题的内在原因及自己日常行为对此造成的影响。当然，文学并非唤醒我们自己的唯一途径，文学批评也不是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唤起人们环境意识的方式，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途径和方式。
我始终相信，人们时常需要被各种方式所唤醒，因为人们并不了解所谓刺激元素、唤醒记忆、审美意象或效能可以在知觉中产生引爆点。很多人从不为科学研究所改变，甚至从不阅读充满数据、图形和图表的科学报告。然而，这些人很可能去读小说、去抄诗、去听歌或去看电影，这些活动能够激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反响，可以在自己和共生的非人类物种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结，而这些非人类物种与我们共享同一个环境，并且同生共死。
我写下这些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章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和深化人们的认识，因为这些东西从我孩提时代刚刚懂得阅读时就最深刻地触动了我，直到今天。我的文章还指出，文化现象、认知和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使得社会、经济去适应一个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不是一味地默守陈规。当然，文化现象、认知和观念也可以阻止我们这样做。帮助还是阻止，需要人们作出选择。逐章阅读这部书，好像我的兴趣很凌乱，其实不然。这部书所呈现的多样性主题和例证，其实都与我的这种思考相关联，即：我真诚地相信个体和社会是可以作出明智的决定的，尽管我们常常是在走了曲折的弯路、犯了严重的错误之后才意识到，人类和人类的子孙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地生存，以便我们这个唯一的地球既能让我们的发展可持续，也能让整个的地球生物圈中无数的生物和存在可持续。
在讨论生态批评问题时，我的一些中国同事常常引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来说话。说实话，我认为经常用这个说法来掩盖大量的冲突、差异和人类的支配权是不恰当的。首先，这个说法把“人”从自然中抽离了出来，于是就弱化了我们是自然的存在、是进化的产物这样一个事实，同时忽视了特殊的环境和持续的文化实践本身就是我们与自然的其他方面互动和冲突的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其次，这种说法频繁地带给人们一种固化的认识，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衡可以让我们获得，因而我们可以维持一种不再发展的道路。
我更愿意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与整个自然其他方面的一种“动态均衡”，这是一种没有专属于人类特权条件的“动态均衡”，是由生物圈中每一个存在体参与和互动的“动态平衡”。我们一刻也未达到过那种我们需要然后只需维持就可以的所谓“和谐”，因为这种所谓“和谐”需要人与其他生物从“和谐”的那一刻起均保持住一种不变的“姿态”。事实上，我们是在不断地从一种不平衡状态走向另一个方向的不平衡。每一次变化、维持和复位都有难以预测的反响和结果，这些反响和结果都需要我们通过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改变来进行处理和矫正。作为进化的产物，我们并非一个终结的存在，不像一个完成的商品被放在货架之上等待售出、等待消费。我们应该把自己更多地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多元生物进程环链中的进程之一，而相对于更小的生物进程，我们又是其更大的多元生物进程环链。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同时，细菌、寄生虫和病毒生活在我们体内，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中。
如果我们把自己更好地理解为一个进程而非一个产品，那么我更愿意建议把文学和文化批评，也就是这本书的内容，也理解为一种进程。这一进程通过其生产和吸收不断地在展开、在演进、在变化，随后则通过这种吸收的结果而得以更大地发展。也就是说，读者对这部书所提出的观念和思考所进行的接受、理解和反映，也是其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翻译也是感知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而这个世界也在不断地被诠释、被形塑，我们自身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同样从一个瞬间到另一瞬间，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地被诠释、被形塑。最后，我希望这部翻译工作量巨大的生态讲录集能够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和启迪，而且能够从才智和行动上更好地激励读者。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译者简介：张华，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