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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僧侣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日本的僧侣被认为是睿智、博学的象征。想象僧侣的生活，很多人会用清心、寡欲、平淡来形容。而日本僧侣的真实生活却和大家想象中相去甚远：有的和尚娶妻生子，有的尼姑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还有的做起了生意。看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日本僧侣的生活一点不为过。
在日本，和尚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
和尚结婚，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但日本人对此却安之若素，因为日本的佛教自成一家，与中土强调戒律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在日本，戒律森严的僧侣是少数，比如唐招提寺的和尚，继承了鉴真和尚律宗的根本，和中国的传统和尚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唐招提寺和临济宗主持一级的僧人外，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戒律不禁，也可以吃肉。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父亲就是和尚。日本和尚结婚后，通常会把家安在寺庙附近，这样“上班”就方便多了。
大多数日本和尚过的日子堪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两亩地”，指的是日本的和尚大多靠“地”吃饭。日本的庙宇多经营墓地。日本地价高昂，一块2～3平方米的墓地价格就在七位数，靠出售墓地和每年收取墓主的功德钱，就可以让大多数和尚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与此相关的费用还包括做法事，为死者获得佛教徒称号等。“一头牛”，就是指和尚们做法事的座驾了，城市里的和尚多有很好的汽车，而郊区乡下的和尚则偏爱小摩托。
当然，也有恪守佛门修行要求的，最典型的就是在日本各地随处可见的“托钵僧”。他们不到施主家门前去恳求布施，而是选择繁华的车站、广场等地，戴上斗笠穿上僧袍，端然一立，便不再作声。看到这样的僧人不时有人加以布施，而每得布施，托钵僧便报以法铃一声。这样的托钵僧人，也成了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
有些僧侣的生活更加接近尘世。比如，有些和尚或者尼姑会去电视台当主持人，开演讲会，办展览。当然内容还是与佛教有关，但形式上绝对没有死板的说教。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台寺的住持濑户内寂听大师，这位84岁的尼姑出家前有过复杂的感情经历，还写过情爱小说，1973年她削发为尼。她在日本国家NHK电视台担任主持人，主持人生和礼仪等脱口秀节目。1998年她还获得了NHK电视台放送奖。她的节目劝人向善，也解决具体问题，语言风趣，自成一格。寂听对自己出家前的风流事毫不在意，甚至在节目中讨论夫妻关系的问题时，还会幽自己一默“嗯，经验之谈哦”，令人莞尔。
类似寂听大师这样活跃在日本媒体和网络上的出家人不在少数，似乎也显示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接轨方式。
还有些僧侣是“脚踩两只船”。有的日本和尚，除了当寺院住持外，还是出色的工程师，拥有七八项专利，开着贸易公司，是精明的商人。有的日本和尚还有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电影导演。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兼职僧人”，理由很简单。日本的寺院多是世袭制，就是说住持圆寂（佛徒对死的说法）后，继承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前面说的那位工程师和尚，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工程师了，父亲死后，寺庙的住持之位自然传给他，他只好两边兼顾了。这种现象，日本社会也很认同。
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坚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年至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 虽然10世纪末的高僧源信（942年～1017年）极力向日本人宣扬无性欲要求的净土世界，讲了许多犯淫戒受处罚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并记录在他的《往生要集》中，本想借此规范越来越不守色戒、越来越堕落的日本僧人，结果又如何呢？那些被邀请到宫廷讲经的高僧或被请做贵族家里的护持僧们，总是爱利用一些讲经的机会向宫女或贵族女性调情。后来源空（1133年至1212年）等和尚虽然在源信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日本的净土宗，确立了新的戒条，可源空的弟子却仍有不少人犯淫戒，其中影响很大的是住莲、安乐两弟子和宫廷的宫女私通之事。
源空的主张不同于平安初期真言宗的教主空海、天台宗的教祖最澄，后两人都禁止女人进入他们所特别划定的界线之内，源空的净土教义不排斥女人，他与弟子在傳教中也积极吸收女子入伙，甚至鼓动一些宫女妃子跟他们出家入教。
12、13世纪的贵族女人是很容易被高僧引诱的，就是在11世纪时也是如此。像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清少纳言、紫式部那样的女人，一旦选进宫中就被剥夺了与其他男人相见的自由，她们经常能见到的只有被请进宫中诵经作法的僧人或下级的侍从。所以在她们的眼中，这些光头和尚都是高贵、优美、颇有风度的，她们的日记中有许多对高僧身姿的赞美。
平安后期以来，一些日本僧人蓄有妻室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1173～1262年）就蓄有妻室。亲鸾9岁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学达20年，思考如何达到解脱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终于下山找了一个女人做妻子，体验解脱之道。而亲鸾最出名的一个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后国豪族三善为教（属地方上的武士）之女，亲鸾流放到越后之后大概是借传教之名“走访”了她，于是正式结婚。亲鸾可能还不止有一个妻子，在日本佛学界至今还有二人说乃至三人说的争论。亲鸾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关东各地传教，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成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长老，其中最有名的数小女儿觉信尼。
觉信尼自关东回京都之后，曾侍奉当时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担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称），称“兵卫督局”，后来与亲鸾的从兄日野信纲之子日野广纲结婚，生下了光寿（出家后称觉惠）和女儿光玉。广纲死后她又嫁给了小野宫禅念，生了维善。亲鸾的子孙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结婚生子，成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觉信尼掌管的东山大谷亲鸾庙堂到觉惠的长子觉如手上改为本愿寺，此后又经过一代一代的血统相承，逐渐发展为日本真宗内势力最大的本愿寺教团。其实与亲鸾大约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宽、澄宪，真言宗的良快、法印，报恩寺的道琳，净土宗源空门下的圣觉、隆宽等名僧都有妻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在日本的一些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大学里一些学生家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一代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一代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事实上，就冲着富足的生活崇高的社会地位，一般和尚们也犯不着冒险涉足地下经济，但是，作为地下经济的“客户”，日本和尚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整个过程保护得更好，这倒是真的。
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当前一些在日本浸淫较长时间的海外黑势力团伙已经看中寺庙和僧侣身份的特殊性，试图渗透进去后披上合法的外衣。笔者需要提醒善良的游人，尤其是女士，当你步入日本肃静而优雅的寺庙，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许愿时，对那些陌生者亲切的关怀和嘘寒问暖，请千万不要过分热情地回应，不少日本的邪教团体专门在寺庙等场所寻找虔诚的年轻女性，一旦被诱惑加入这些组织，那么，很大可能就将沦为教主们发泄淫威甚至赚取暴利的工具。
摘自新世纪出版社《日本地下经济》
责任编辑：曹景峰
在日本，和尚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
和尚结婚，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但日本人对此却安之若素，因为日本的佛教自成一家，与中土强调戒律的“大乘”佛教有所不同。在日本，戒律森严的僧侣是少数，比如唐招提寺的和尚，继承了鉴真和尚律宗的根本，和中国的传统和尚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唐招提寺和临济宗主持一级的僧人外，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戒律不禁，也可以吃肉。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父亲就是和尚。日本和尚结婚后，通常会把家安在寺庙附近，这样“上班”就方便多了。
大多数日本和尚过的日子堪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两亩地”，指的是日本的和尚大多靠“地”吃饭。日本的庙宇多经营墓地。日本地价高昂，一块2～3平方米的墓地价格就在七位数，靠出售墓地和每年收取墓主的功德钱，就可以让大多数和尚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与此相关的费用还包括做法事，为死者获得佛教徒称号等。“一头牛”，就是指和尚们做法事的座驾了，城市里的和尚多有很好的汽车，而郊区乡下的和尚则偏爱小摩托。
当然，也有恪守佛门修行要求的，最典型的就是在日本各地随处可见的“托钵僧”。他们不到施主家门前去恳求布施，而是选择繁华的车站、广场等地，戴上斗笠穿上僧袍，端然一立，便不再作声。看到这样的僧人不时有人加以布施，而每得布施，托钵僧便报以法铃一声。这样的托钵僧人，也成了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
有些僧侣的生活更加接近尘世。比如，有些和尚或者尼姑会去电视台当主持人，开演讲会，办展览。当然内容还是与佛教有关，但形式上绝对没有死板的说教。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台寺的住持濑户内寂听大师，这位84岁的尼姑出家前有过复杂的感情经历，还写过情爱小说，1973年她削发为尼。她在日本国家NHK电视台担任主持人，主持人生和礼仪等脱口秀节目。1998年她还获得了NHK电视台放送奖。她的节目劝人向善，也解决具体问题，语言风趣，自成一格。寂听对自己出家前的风流事毫不在意，甚至在节目中讨论夫妻关系的问题时，还会幽自己一默“嗯，经验之谈哦”，令人莞尔。
类似寂听大师这样活跃在日本媒体和网络上的出家人不在少数，似乎也显示了佛教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接轨方式。
还有些僧侣是“脚踩两只船”。有的日本和尚，除了当寺院住持外，还是出色的工程师，拥有七八项专利，开着贸易公司，是精明的商人。有的日本和尚还有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电影导演。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兼职僧人”，理由很简单。日本的寺院多是世袭制，就是说住持圆寂（佛徒对死的说法）后，继承他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前面说的那位工程师和尚，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是工程师了，父亲死后，寺庙的住持之位自然传给他，他只好两边兼顾了。这种现象，日本社会也很认同。
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坚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自圣德太子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年至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不用说，埋头家务治家有方的女子，实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爱孩子，令人厌烦。男人死后，女的入庵为尼老气横秋的样子，即使是男人死后也令人扫兴。不管是怎样的女子，朝夕相处相见，就没了吸引力，也就厌烦起来。作为女的来说，被丈夫讨厌，又不能离去，会处于悬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时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经年累月依然是断不了的情侣吧。男人突然来访宿夜什么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鲜吧。”
吉田兼好是一个天生的和尚，据说他8岁的时候就曾向父亲请教“佛为何物”。虽然他有如此早的觉悟，却在31岁的时候才出家，大概是在体验了婚姻生活之后才这样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欢思考那样的问题。 虽然10世纪末的高僧源信（942年～1017年）极力向日本人宣扬无性欲要求的净土世界，讲了许多犯淫戒受处罚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并记录在他的《往生要集》中，本想借此规范越来越不守色戒、越来越堕落的日本僧人，结果又如何呢？那些被邀请到宫廷讲经的高僧或被请做贵族家里的护持僧们，总是爱利用一些讲经的机会向宫女或贵族女性调情。后来源空（1133年至1212年）等和尚虽然在源信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日本的净土宗，确立了新的戒条，可源空的弟子却仍有不少人犯淫戒，其中影响很大的是住莲、安乐两弟子和宫廷的宫女私通之事。
源空的主张不同于平安初期真言宗的教主空海、天台宗的教祖最澄，后两人都禁止女人进入他们所特别划定的界线之内，源空的净土教义不排斥女人，他与弟子在傳教中也积极吸收女子入伙，甚至鼓动一些宫女妃子跟他们出家入教。
12、13世纪的贵族女人是很容易被高僧引诱的，就是在11世纪时也是如此。像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才女清少纳言、紫式部那样的女人，一旦选进宫中就被剥夺了与其他男人相见的自由，她们经常能见到的只有被请进宫中诵经作法的僧人或下级的侍从。所以在她们的眼中，这些光头和尚都是高贵、优美、颇有风度的，她们的日记中有许多对高僧身姿的赞美。
平安后期以来，一些日本僧人蓄有妻室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1173～1262年）就蓄有妻室。亲鸾9岁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学达20年，思考如何达到解脱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终于下山找了一个女人做妻子，体验解脱之道。而亲鸾最出名的一个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后国豪族三善为教（属地方上的武士）之女，亲鸾流放到越后之后大概是借传教之名“走访”了她，于是正式结婚。亲鸾可能还不止有一个妻子，在日本佛学界至今还有二人说乃至三人说的争论。亲鸾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关东各地传教，他们的子女后来大多成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长老，其中最有名的数小女儿觉信尼。
觉信尼自关东回京都之后，曾侍奉当时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担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称），称“兵卫督局”，后来与亲鸾的从兄日野信纲之子日野广纲结婚，生下了光寿（出家后称觉惠）和女儿光玉。广纲死后她又嫁给了小野宫禅念，生了维善。亲鸾的子孙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结婚生子，成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觉信尼掌管的东山大谷亲鸾庙堂到觉惠的长子觉如手上改为本愿寺，此后又经过一代一代的血统相承，逐渐发展为日本真宗内势力最大的本愿寺教团。其实与亲鸾大约同时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宽、澄宪，真言宗的良快、法印，报恩寺的道琳，净土宗源空门下的圣觉、隆宽等名僧都有妻子，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时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没有不娶妻生子的了，在日本的一些佛教大学，许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儿养女，他们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经营小寺院。大学里一些学生家经营一个寺院，毕业就回去继承家业，当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时代的和尚们还经常包养情妇。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一书中就说，江户时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却藏污纳垢，养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装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该书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装成一个流浪武士通过一个帮闲的介绍拜访一个寺院的住持，认识之后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时“从厨房里飘来的荤腥味一直不断”。饭后，好色女与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贴，“每一晚上的过夜钱是两步金子”（步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好色一代女按照这个价码，转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庙宇，最后发现，“没有一处寺院不归于女色之道这一宗一派，没有哪个寺院的和尚没有破色戒”。虽然井原西鹤的记录未免夸张，却也说明了一些事实，因为该书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后来，一个寺院的住持对好色一代女特别痴心，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烦，于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内给三贯银子”，好色一代女就这样成了这个寺院住持的姘头。好色一代女还发现，寺院的香火越盛，进的钱越多，和尚们的行为就越放纵。当时的和尚们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经，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换上短外衣，打扮成医生模样去逛妓院。有的虽未去逛妓院，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寺院里修造了藏纳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寝室一角挖一个深洞，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细长窗户以便透光，顶板上培土伪装，墙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说话的声音。女人白天就被关在这里面，晚上才到和尚的寝室里去。事实上，就冲着富足的生活崇高的社会地位，一般和尚们也犯不着冒险涉足地下经济，但是，作为地下经济的“客户”，日本和尚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整个过程保护得更好，这倒是真的。
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当前一些在日本浸淫较长时间的海外黑势力团伙已经看中寺庙和僧侣身份的特殊性，试图渗透进去后披上合法的外衣。笔者需要提醒善良的游人，尤其是女士，当你步入日本肃静而优雅的寺庙，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许愿时，对那些陌生者亲切的关怀和嘘寒问暖，请千万不要过分热情地回应，不少日本的邪教团体专门在寺庙等场所寻找虔诚的年轻女性，一旦被诱惑加入这些组织，那么，很大可能就将沦为教主们发泄淫威甚至赚取暴利的工具。
摘自新世纪出版社《日本地下经济》
责任编辑：曹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