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个人生命经验为主线，通过.在中国中部三个乡村的三重身份，将微观的三重视角与宏观的“城乡视角”进行融合，记录了穿梭在当代中国城乡间流动的情感地理。这部被赋予多元视角的非虚构作品，并与同时期美国作家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隔空呼应，在“多声部”的文本中，将不同个体的生命历程镶嵌在当下中国，乃至当下世界范围内城乡关系动态发展的历史版图中。
[关键词]情感地理;乡土叙事;城市化;大地上的亲人;乡下人的悲歌
[作者简介]樊星（1993-），女，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早在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就已从微信社交平台迅速成为引起全网热议的“爆款”文章。一年后，这篇文章成为《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后文用《大地上的亲人》指代）的第一部分。现代传媒手段的不断革新令非虚构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推出了“非虚构写作”栏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之为非虚构文学进一步拓展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重要事件。更不必说2015年白俄罗斯的非虚构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非虚构文学一时间成为世界文学的聚焦之处。究其根本在于非虚构文学与真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满足了读者了解纷纭复杂的现实人生的心理需求。近年来，非虚构创作如一股浪潮冲击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非虚构创作将目光投向底层、乡土、以及边缘化人群，具有代表性的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佳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冬牧场》等。
与现实几乎“无缝贴合”的非虚构作品通过不同视角对时代现状的书写令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所承载的个人体验，更能够凸显文学的“亲历感”。因此，无论是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网络传播学经典个案，亦或是更深层的史学价值来看，《大地上的亲人》都是一部在多元背景的读者群中难以忽视的作品。
在支撑起《大地上的亲人》这部作品重要地位的多种因素中，最核心的便是在作家近乎“零距离”的现实书写中，被呈现出的城市化、城乡关系、阶层固化、城乡人口流动等社会现实问题深深地触动了、甚至刺痛着不同人群的神经，进而令更多的目光投向与中国当代农村息息相关的“失语人群”。整部作品的主体部分由“嫁人凤三村”、“生在凤形村”和“长在隘口村”三部分构成，个人经验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中凸显出三种不同的身份，近而形成整部作品的三种主要视角。叙述的每一地理空间内部都包括了作者所熟识的农村外出者与城市关系的具体个案书写，因此在这一地理单元的内部，还存在不同人物在中国地图上的活动轨迹，这种地理空间的流动和人物活动轨迹的地图化建构起个人与他者、农村与城市、中国与世界的多层关系。
一、情感地理流动中“乡下人"的身份认同
对于《大地上的亲人》这样一部以地理空间流动为叙事骨架的作品来说，作者的“地方感”构成其本人与书中不同人物在活动轨迹中的生命体验与身份认同的前提。作为情感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英国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在其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将地方感界定为：“1.地方自身固有的特征。2.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地理空间的变化带来的不同地方感通过叙述者本人的多种身份形成整部作品中不同的笔触，在作品的《自序：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中，作者黄灯首先指明了这部作品中主要书写的三个村庄与她的生命联系：“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人的中原村庄”;“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隘口村，我外公外婆生活的村庄”。同时，在这篇自述中，她写明了自己对这三个村庄的不同情感态度：对婆家丰三村依然有太多的空白，出生地凤形村是其“人生的来路”，成长的隘口村“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在情感上深入骨髓。对中文专业学习背景、且已拥有博士学位，供职于高校的学者黄灯来说，她对这部作品有这样的自我评价：“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由此可见，作者的不同身份在文本内外都被赋予地理空间化的意义，而这部作品对作者而言，正是通过对这样的地理空间区划以及笔下不同景观中的人的书写而建构一种自身与他者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的他者是作者本人在各个地理空间的穿梭中因为身份的差异而产生各种联系的人，在《大地上的亲人》整部作品中，这些人以乡下人为主，除了个人生活经验与他们产生片段性的重合而產生共鸣之外，这种情感共同体最深层的基础来自血缘与婚姻，它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除了作者本人的活动轨迹具有跨越多地乡村，以及跨越城乡的多维度地理空间流动之外，其笔下的绝大多数人也如她一样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辗转，并在辗转中形成各自的身份认同方式，然而，每一条在不同地理空间切换的人物活动线索都围绕“乡下一城市”这样的轨迹。因此，作者对这三个村庄中的人们在进行叙述时，尽管每个乡村图景里包含了人物百像，但她笔下绝大多数在城乡间辗转的人，每一个都是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史中乡下人生存境遇的体现，而无数乡下人在城乡这两大地理空间中的身份转化，也展示了当代城乡关系的错综复杂。
在作者笔下的“乡下人百像图”中，除了地方感对个人身份认同在空间流动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家”这一概念的多尺度化与其边界的弹性化，同样成为读者进入文本，理解文中不同人物线索的关键点。在丰三村，婆婆生命最后的时光带给作者创作的原始冲动，直接促使她完成了2016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与丈夫的结合，家庭单元结构的变化使他进入丰三村的那个“家”，丈夫母亲的去世成为其写作动力，令她作为那个丰三村家庭的一员，直接获得一手资料得以对那个家庭展开描写。多尺度的家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单元，特别是宗法制家庭的观念以及其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直到今天都支撑着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模式的发展。 除了作者本人之外，小说中关于其他人物彼此间的关系也大多以这种中国特色的传统乡土家族模式作为纽带，代际的更迭中更是将结婚作为下一代乡下人的重要成长标志。从家族到家庭的演化模式，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成为不同叙述对象身份更新的传统诱因。除了代际之间，在丰三村的故事中，对“继父”的书写是较为特别的一条叙事线索，其中折射出农村社会中重组家庭的问题与矛盾，因遗传病早逝的父亲令尚在壮年的婆婆一人无力抚养六个孩子，与继父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来分担体力活。然而，暴躁的继父不仅难以给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反而与几个孩子常常发生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三姐在亲生父亲生前的房间里喝农药自杀。这件在婆婆去世后才被“我”知晓的家庭往事，成为所有家庭成员一生挥之不去的陰影。
如果说关于继父的书写能够成为农村重组家庭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促成了一桩婚姻的个案来分析的话，那么，在书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乡土婚姻的目的依旧停留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延续至今的“传宗接代”思想。在不同的娶妻与出嫁事件中，鲜有对爱情直观且细腻的描写，婚姻对作者所描写的乡下人而言无非是“优化”了一个家庭的生产劳动方式，繁衍了子嗣后代而已。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运动中，这种家庭生产劳动模式与子嗣后代的繁衍，特别是“重男轻女”思想同样被深刻地烙印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中。生育成为“我”夫家大姐嫁人后的噩梦，头胎男孩早夭后，只因丈夫三代单传，为了生下一个男孩，大姐一连生下5个女儿后终于在第6胎得偿所愿，生下儿子小招。这6个孩子无一例外地在成年后远走乡村来到不同的大城市，或打工，或读书。
同样的生育繁衍书写还串联着“我”对其他亲人的刻画，并成为两代人的血缘纽带，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因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形成一种张力。尽管在作品中的“我们”都来自乡村的同一个家族，但在进入城市后，却分别变成了大学老师、建筑工人、工地食堂的厨师、小包工头、导游……特别是对“我”下一代的亲人来说，在各大城市的辗转打工几乎成了乡村年轻人最普遍的选择。尽管作者在《结语：如何直面亲人》中提到丰三村和凤形村时指出：“两边的亲人，尽管因为水土和地缘关系，形成了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但这并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但由于“我”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身份差异，进而形成的不同叙述视角，赋予每个亲人作为不同单线故事的叙述节奏与笔触。因此，在书写不同个体对象时，才能在作者与被书写者各自经历了地理空间流动所形成的不同身份中，产生丰富的文学社会学意义。
二、情感地理的流动轨迹：个人境遇透视下城乡关系的动态演化
《大地上的亲人》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社会效应的原因还在于，作者笔下众多来自农村的不同人物形象常常涉及现实中引起大众热议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在乡下人穿梭于城乡之间时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的发生是具有地理空间性特征的，同时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背景也包含了每个人情感的多向流动。丰三村四姐和四姐夫从前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但在2008年因经济恶化，大量工程欠款无法收回。契约合同意识淡薄的他们，使讨薪这件事变得极其棘手，同时也面临着手下工人的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最终破产。这类事件在现实中屡屡发生，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研究者都针对该问题进行过详细研究，例如任树正、江立华的《建筑业包工头——农民工的关系形态和行动策略——基于某地铁建筑工地的调查》一文中，研究者将一个包工队内部成员的关系概括为：“要么是具有先赋的地缘因素，如老乡;要么具有先赋血缘因素，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之中。这是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劳动现场的主要方式，也是包工头劳动力召集的主要方式。”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四姐、四姐夫与大哥、大嫂家就是这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包工头制”雇佣关系，而这种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的劳动力关系淡化了雇佣经济的契约本质。跨越地理空间、出入城乡的活动伴随着的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四姐夫的破产直接导致了在大城市中与他同属经济共同体的大哥一家也陷入困境，并使兄妹关系出现严重隔阂。针对四姐一家的经济困境，作者曾建议他们走法律途径维权，却得到四姐的果断拒绝，“在熟人社会，走向法庭，就意味着撕破脸，撕破脸后，要追回账款的可能更小;再说，法律途径耗费精力也是一个无底洞，说不定还要付出金钱的代价”。同样，在四姐与大哥这层交织着经济利益的血缘情感关系中，尽管欠款原因使两个小家产生裂痕，但大哥也没有像其他逼债人一样对亲妹妹、妹夫步步紧追。这件事令“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农民面对困境和苦难时一种带有惯性色彩的选择，“也许，在他的经验世界中，隐忍是他本能的选择，生活任何额外的馈赠，对他而言都是奢望”。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对不同乡下人的人生际遇都展开了细致人微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每个事件都在发生的过程中于不同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联动效应，不断将读者引向问题的深处。越来越多的农村务工人员进人城市，与此同时增加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数量，“空心村”的形成与扩大加剧了乡村的凋敝。特别是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很难拥有像绝大多数都市孩子们一样与父母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这无疑令这些乡下孩子再一次输在起跑线上。正如丰三村的大嫂叹息：“钱没赚到，伢儿们也丢了。”而作者与丈夫的经历相比书中描写的绝大多数同乡同辈人来说，则要幸运得多。考上大学这件事成为知识直接改变二人生命轨迹的重大事件，作者在文中谈到1990年代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时，这样写道：“不要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大专，都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意味着世代为农局面的终结，意味着进人体制、获得和农民截然不同的干部身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从天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能够让农村孩子于一夜之间成为“天之骄子”。那么，在当下，大学的扩招、大学生求职的艰难已经使得大学生们失去了曾经的优越感。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不平衡状态显得更加突出。流动在城乡之间谋生的务工人员，在教养后代方面，无论是将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还是将他们留在农村，“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都因其跨越地理空间的不同身份以及各自对不同空间的反应，而成为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关注研究的重点人群。如靳小怡和刘宏升的《农民工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特征和关系》一文就通过城乡流动和学校性质的角度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总体水平不高，各维度发展水平不一，并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关爱关怀和鼓励自主较少，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较多。”同时，那些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缺乏双亲的教养与陪伴，加之无法享受到丰富的教育资源，时至今日，现实中能够像作品中的“我”与丈夫那样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改变命运，甚至能够跨越阶层的农村人越来越少。 作为他者进入城市的两代人也在不同城市中有着不同的际遇，作者的丈夫杨胜刚先生在《大地上的亲人》的《后记：回望我家三代农民》中将兄长称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将自己外出谋生的侄子、侄女看作是“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在作品中《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之一》一节就将丰三村的第三代人离开乡村、奔赴城市务工的现状铺陈开来，特别是其中增加了对第三代农民的访谈，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群体直观地呈现在读者视野中：“他们长到十几岁，就离开村庄或家里，到东莞、深圳、广州、中山、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打工，女孩子几乎都有过进厂的经历，在流水线上干活，有时也辗转到餐馆、超市、美容院等服务场所。”这代人明显承担着比父辈更大的压力，他们经历着在大城市不穩定的生存状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毕业后还是要面临着“另一种打工”。与此同时，这代人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干农活的技能，即使乡村还是很可能成为其最终归宿，但逐渐消逝的传统乡村劳作模式却成为第三代农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生活挑战。
三、《大地上的亲人》与《乡下人的悲歌》：世界范围内的当下乡土焦虑
无独有偶，与《大地上的亲人》相似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还出现在同时期的世界文学潮流中，2017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与《大地上的亲人》有很强的可对照性。《乡下人的悲歌》由美国作家J.D.万斯（J.D.Vance）于2016年出版，这部以作者本人成长经历为书写线索的回忆录展现了同时期美国底层白人的生存焦虑，以及实现了向上层阶级流动后，美国的“寒门精英”对乡土的回望与思考。
从地理空间的流动与阶层身份的转换方式来看，J.D.万斯与黄灯都属于来自乡村家庭，通过对知识的追求而改变命运的人，万斯成长于“铁锈地带”（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在穷困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但在第一章中，他便将“我的住址”和“我的家”分得很清：“我的家一直没变：肯塔基州杰克逊的一处小山坳，那里有我外曾祖母家的房子。”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迁居到俄亥俄州，自小双亲情感破裂，家庭问题更是繁杂，而他家乡的小镇里每年都有人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高中时的万斯也差点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辍学，高中毕业后的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之后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目前在硅谷的一家投资公司任管理职务。当今天的万斯在接受过来自世界一流学府的教育后，拥有一份足以令他跨越原本阶层的体面工作时，再回望曾经贫困的童年，有很多与黄灯、杨胜刚在《大地上的亲人》中相似的笔触。
在情感方面，两部作品对乡下人都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这些乡下人于万斯或黄灯而言，都是他们个人生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特别是与这些乡下人共同生活的过往让他们能够更全面地审视那些乡村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那些精英视角下乡村问题研究中或可能出现的傲慢与偏见。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的引言中就列出了这些人中有人杀过人或杀人未遂，有人虐待自己的孩子，有人滥用药物，但在他看来，“这本书中本没有什么恶人，有的只是一群寒门乌合之众，他们一直在挣扎着前行——感谢上帝，他们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还为了我”。在《大地上的亲人》开头的《自序：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一文中，作者表达了类似的自我身份与书写对象之关系，“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生存选择背后的动因”。在作品内容方面，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被折射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其中的地理空间流动更是重中之重，二人都擅长以细致人微的笔触来呈现中美两国宏观的城市化运动。万斯在写到那条“乡巴佬公路”时，这样风趣地描写道：“如果读者想要更多的证据，就请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后一天到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任何一个北向的公路上看一看，基本上每辆车的车牌都是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密歇根州。这些车都装满了回乡过节的乡下人。”而在《大地上的亲人中》，作者的“返乡见闻”大多数时候都与中国传统节日有关，除了涉及到“春运”之外，在这部作品中有多张全家福照片，也基本拍摄于春节期间。因此，通过对读与比较，能够清晰看到的是，无论在当代中国还是美国，即便是经过高等教育后在大城市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寒门子弟，他们对待曾经生活过的贫困乡村仍有无法割舍的“恋地情结”，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很难片面地用学院教育中不同学科客观而严密的理论知识体系进行介人，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长在隘口村》这部分写道：“知识分子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却有着介入的隔膜。”她同时坦言：“关于这个村庄，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这样的情感同样体现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从美国乡村寒门成长起来的万斯对贫穷的底层人有着来自内在生命的认同，因此他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答案。”
在书写方式上，《大地上的亲人》和《乡下人的悲歌》两部作品的作者都展现了阶层流动与地理空间流动的密切关系，从底层农民到城市中产阶级，这其中的每一个发展环节都在不同空间中完成。可以说，两位作者的成长历程与身份变化也能够被看作是两幅人物行为轨迹地图。而这样的两幅地图正是中美“乡村一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尽管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在字里行间表示他们笔下的文字并非来自学院派的传统研究成果，而是一种直观的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陈述，但作为在高等学府中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万斯和黄灯都在文中将不同学科的相关概念作为思考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的参考依据。例如：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写到美国“锈带城市”中昔日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已然凋敝时，他总结了美国当今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现状，“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除了引用相关数据之外，还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作以辅助解释，并通过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与乔治·w.布什的“所有权社会”来分析该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讨论方式在本书中还有很多。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在写到当下农村养老问题面临巨大挑战时，对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分别引用了贺雪峰、郭俊霞的《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和陈柏峰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两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察。 除此之外，从创作主体来看，这两部题材相近的非虚构作品背后所展现来自作者本人的文化情感认同也是深入了解中美城市与乡村问题的关键。首先，两位走出乡下、扎根都市的作者即使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了生存处境，但从书中来看，底层出身的他们处在都市中产階级、甚至“知识精英阶层”时仍旧会透露出若有似无的不自信感。这种不自信感在《大地上的亲人》开篇的《自序》中，体现在作者对从前态度的自我反思上：“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情感，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同样农村寒门出身的黄灯的丈夫，杨胜刚先生在《后记》中也写到：“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在《乡下人的悲歌》里，万斯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自己的求学生活，特别是他初到耶鲁大学求学时，作为底层乡村出身的“精英”与其他“精英”相处时，体验“上流生活”时那种格格不入感更加展现了这种心理。他承认这种不安，但却对这种童年时期就梦寐以求的生活“无从抱怨”。
其次，这两部作品尽管从选材、视角、写作手法以及作者本人的切身经历来看，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这种现代化浪潮中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艰难的阶层流动现状与底层人的焦虑。但事实上，《乡下人的悲歌》与《大地上的亲人》还有很多差异性，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万斯笔下的贫富差异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他在引言中就特意说明了这一点，而他描写的对象也基本上是发生在美国白人种族内部的事件，在万斯看来，美国白人种族内部的差异也与地理空间紧密相关，“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在文中，他直言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
最后，回望乡土是一种深厚的文学传统，“回望”意味着视角与记忆的叠加，而乡土本身，则不仅是叙述对象，更是地理空间的流动，“乡土”这一概念是因为叙述主体的离去而产生的，叙述主体所身处的不同的新的地理空间注定会深刻地影响着他（她）回望乡土的方式与情感。当回望乡土与非虚构文学结合后，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其在现实中涉及的不同人群势必会逐渐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异、阶层问题、城市化、环境与产业发展等众多社会问题的新的参照途径。
[关键词]情感地理;乡土叙事;城市化;大地上的亲人;乡下人的悲歌
[作者简介]樊星（1993-），女，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早在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就已从微信社交平台迅速成为引起全网热议的“爆款”文章。一年后，这篇文章成为《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后文用《大地上的亲人》指代）的第一部分。现代传媒手段的不断革新令非虚构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推出了“非虚构写作”栏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之为非虚构文学进一步拓展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重要事件。更不必说2015年白俄罗斯的非虚构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非虚构文学一时间成为世界文学的聚焦之处。究其根本在于非虚构文学与真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满足了读者了解纷纭复杂的现实人生的心理需求。近年来，非虚构创作如一股浪潮冲击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非虚构创作将目光投向底层、乡土、以及边缘化人群，具有代表性的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佳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冬牧场》等。
与现实几乎“无缝贴合”的非虚构作品通过不同视角对时代现状的书写令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第一人称叙事所承载的个人体验，更能够凸显文学的“亲历感”。因此，无论是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网络传播学经典个案，亦或是更深层的史学价值来看，《大地上的亲人》都是一部在多元背景的读者群中难以忽视的作品。
在支撑起《大地上的亲人》这部作品重要地位的多种因素中，最核心的便是在作家近乎“零距离”的现实书写中，被呈现出的城市化、城乡关系、阶层固化、城乡人口流动等社会现实问题深深地触动了、甚至刺痛着不同人群的神经，进而令更多的目光投向与中国当代农村息息相关的“失语人群”。整部作品的主体部分由“嫁人凤三村”、“生在凤形村”和“长在隘口村”三部分构成，个人经验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中凸显出三种不同的身份，近而形成整部作品的三种主要视角。叙述的每一地理空间内部都包括了作者所熟识的农村外出者与城市关系的具体个案书写，因此在这一地理单元的内部，还存在不同人物在中国地图上的活动轨迹，这种地理空间的流动和人物活动轨迹的地图化建构起个人与他者、农村与城市、中国与世界的多层关系。
一、情感地理流动中“乡下人"的身份认同
对于《大地上的亲人》这样一部以地理空间流动为叙事骨架的作品来说，作者的“地方感”构成其本人与书中不同人物在活动轨迹中的生命体验与身份认同的前提。作为情感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英国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在其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将地方感界定为：“1.地方自身固有的特征。2.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地理空间的变化带来的不同地方感通过叙述者本人的多种身份形成整部作品中不同的笔触，在作品的《自序：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中，作者黄灯首先指明了这部作品中主要书写的三个村庄与她的生命联系：“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人的中原村庄”;“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隘口村，我外公外婆生活的村庄”。同时，在这篇自述中，她写明了自己对这三个村庄的不同情感态度：对婆家丰三村依然有太多的空白，出生地凤形村是其“人生的来路”，成长的隘口村“弥散了我所有心灵、文化认同”，在情感上深入骨髓。对中文专业学习背景、且已拥有博士学位，供职于高校的学者黄灯来说，她对这部作品有这样的自我评价：“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门的学术著作。同时，我的专业背景与我以及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都使我对情感的过滤难以做到彻底”。由此可见，作者的不同身份在文本内外都被赋予地理空间化的意义，而这部作品对作者而言，正是通过对这样的地理空间区划以及笔下不同景观中的人的书写而建构一种自身与他者的情感共同体。这种情感共同体的他者是作者本人在各个地理空间的穿梭中因为身份的差异而产生各种联系的人，在《大地上的亲人》整部作品中，这些人以乡下人为主，除了个人生活经验与他们产生片段性的重合而產生共鸣之外，这种情感共同体最深层的基础来自血缘与婚姻，它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除了作者本人的活动轨迹具有跨越多地乡村，以及跨越城乡的多维度地理空间流动之外，其笔下的绝大多数人也如她一样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辗转，并在辗转中形成各自的身份认同方式，然而，每一条在不同地理空间切换的人物活动线索都围绕“乡下一城市”这样的轨迹。因此，作者对这三个村庄中的人们在进行叙述时，尽管每个乡村图景里包含了人物百像，但她笔下绝大多数在城乡间辗转的人，每一个都是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史中乡下人生存境遇的体现，而无数乡下人在城乡这两大地理空间中的身份转化，也展示了当代城乡关系的错综复杂。
在作者笔下的“乡下人百像图”中，除了地方感对个人身份认同在空间流动中产生重要作用之外，“家”这一概念的多尺度化与其边界的弹性化，同样成为读者进入文本，理解文中不同人物线索的关键点。在丰三村，婆婆生命最后的时光带给作者创作的原始冲动，直接促使她完成了2016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那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与丈夫的结合，家庭单元结构的变化使他进入丰三村的那个“家”，丈夫母亲的去世成为其写作动力，令她作为那个丰三村家庭的一员，直接获得一手资料得以对那个家庭展开描写。多尺度的家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单元，特别是宗法制家庭的观念以及其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直到今天都支撑着中国广大农村社会模式的发展。 除了作者本人之外，小说中关于其他人物彼此间的关系也大多以这种中国特色的传统乡土家族模式作为纽带，代际的更迭中更是将结婚作为下一代乡下人的重要成长标志。从家族到家庭的演化模式，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成为不同叙述对象身份更新的传统诱因。除了代际之间，在丰三村的故事中，对“继父”的书写是较为特别的一条叙事线索，其中折射出农村社会中重组家庭的问题与矛盾，因遗传病早逝的父亲令尚在壮年的婆婆一人无力抚养六个孩子，与继父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来分担体力活。然而，暴躁的继父不仅难以给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情感上的慰藉，反而与几个孩子常常发生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三姐在亲生父亲生前的房间里喝农药自杀。这件在婆婆去世后才被“我”知晓的家庭往事，成为所有家庭成员一生挥之不去的陰影。
如果说关于继父的书写能够成为农村重组家庭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促成了一桩婚姻的个案来分析的话，那么，在书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乡土婚姻的目的依旧停留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延续至今的“传宗接代”思想。在不同的娶妻与出嫁事件中，鲜有对爱情直观且细腻的描写，婚姻对作者所描写的乡下人而言无非是“优化”了一个家庭的生产劳动方式，繁衍了子嗣后代而已。在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运动中，这种家庭生产劳动模式与子嗣后代的繁衍，特别是“重男轻女”思想同样被深刻地烙印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中。生育成为“我”夫家大姐嫁人后的噩梦，头胎男孩早夭后，只因丈夫三代单传，为了生下一个男孩，大姐一连生下5个女儿后终于在第6胎得偿所愿，生下儿子小招。这6个孩子无一例外地在成年后远走乡村来到不同的大城市，或打工，或读书。
同样的生育繁衍书写还串联着“我”对其他亲人的刻画，并成为两代人的血缘纽带，在不同地理空间中因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形成一种张力。尽管在作品中的“我们”都来自乡村的同一个家族，但在进入城市后，却分别变成了大学老师、建筑工人、工地食堂的厨师、小包工头、导游……特别是对“我”下一代的亲人来说，在各大城市的辗转打工几乎成了乡村年轻人最普遍的选择。尽管作者在《结语：如何直面亲人》中提到丰三村和凤形村时指出：“两边的亲人，尽管因为水土和地缘关系，形成了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但这并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但由于“我”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身份差异，进而形成的不同叙述视角，赋予每个亲人作为不同单线故事的叙述节奏与笔触。因此，在书写不同个体对象时，才能在作者与被书写者各自经历了地理空间流动所形成的不同身份中，产生丰富的文学社会学意义。
二、情感地理的流动轨迹：个人境遇透视下城乡关系的动态演化
《大地上的亲人》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社会效应的原因还在于，作者笔下众多来自农村的不同人物形象常常涉及现实中引起大众热议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在乡下人穿梭于城乡之间时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的发生是具有地理空间性特征的，同时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背景也包含了每个人情感的多向流动。丰三村四姐和四姐夫从前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包工头”，但在2008年因经济恶化，大量工程欠款无法收回。契约合同意识淡薄的他们，使讨薪这件事变得极其棘手，同时也面临着手下工人的工资无法正常发放的情况，最终破产。这类事件在现实中屡屡发生，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领域研究者都针对该问题进行过详细研究，例如任树正、江立华的《建筑业包工头——农民工的关系形态和行动策略——基于某地铁建筑工地的调查》一文中，研究者将一个包工队内部成员的关系概括为：“要么是具有先赋的地缘因素，如老乡;要么具有先赋血缘因素，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之中。这是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劳动现场的主要方式，也是包工头劳动力召集的主要方式。”在《大地上的亲人》中，四姐、四姐夫与大哥、大嫂家就是这种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包工头制”雇佣关系，而这种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的劳动力关系淡化了雇佣经济的契约本质。跨越地理空间、出入城乡的活动伴随着的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四姐夫的破产直接导致了在大城市中与他同属经济共同体的大哥一家也陷入困境，并使兄妹关系出现严重隔阂。针对四姐一家的经济困境，作者曾建议他们走法律途径维权，却得到四姐的果断拒绝，“在熟人社会，走向法庭，就意味着撕破脸，撕破脸后，要追回账款的可能更小;再说，法律途径耗费精力也是一个无底洞，说不定还要付出金钱的代价”。同样，在四姐与大哥这层交织着经济利益的血缘情感关系中，尽管欠款原因使两个小家产生裂痕，但大哥也没有像其他逼债人一样对亲妹妹、妹夫步步紧追。这件事令“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农民面对困境和苦难时一种带有惯性色彩的选择，“也许，在他的经验世界中，隐忍是他本能的选择，生活任何额外的馈赠，对他而言都是奢望”。
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对不同乡下人的人生际遇都展开了细致人微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每个事件都在发生的过程中于不同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联动效应，不断将读者引向问题的深处。越来越多的农村务工人员进人城市，与此同时增加了“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的数量，“空心村”的形成与扩大加剧了乡村的凋敝。特别是缺乏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很难拥有像绝大多数都市孩子们一样与父母朝夕相处的童年生活，与此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这无疑令这些乡下孩子再一次输在起跑线上。正如丰三村的大嫂叹息：“钱没赚到，伢儿们也丢了。”而作者与丈夫的经历相比书中描写的绝大多数同乡同辈人来说，则要幸运得多。考上大学这件事成为知识直接改变二人生命轨迹的重大事件，作者在文中谈到1990年代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时，这样写道：“不要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大专，都意味着身份的彻底转变，意味着世代为农局面的终结，意味着进人体制、获得和农民截然不同的干部身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从天平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如果说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能够让农村孩子于一夜之间成为“天之骄子”。那么，在当下，大学的扩招、大学生求职的艰难已经使得大学生们失去了曾经的优越感。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不平衡状态显得更加突出。流动在城乡之间谋生的务工人员，在教养后代方面，无论是将孩子带到城市接受教育，还是将他们留在农村，“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儿童”都因其跨越地理空间的不同身份以及各自对不同空间的反应，而成为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关注研究的重点人群。如靳小怡和刘宏升的《农民工教养方式与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特征和关系》一文就通过城乡流动和学校性质的角度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总体水平不高，各维度发展水平不一，并显著低于城市儿童;关爱关怀和鼓励自主较少，过度保护和冷漠拒绝较多。”同时，那些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缺乏双亲的教养与陪伴，加之无法享受到丰富的教育资源，时至今日，现实中能够像作品中的“我”与丈夫那样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改变命运，甚至能够跨越阶层的农村人越来越少。 作为他者进入城市的两代人也在不同城市中有着不同的际遇，作者的丈夫杨胜刚先生在《大地上的亲人》的《后记：回望我家三代农民》中将兄长称为“第二代农民和第一代农民工”，将自己外出谋生的侄子、侄女看作是“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在作品中《第三代的出路：打工记之一》一节就将丰三村的第三代人离开乡村、奔赴城市务工的现状铺陈开来，特别是其中增加了对第三代农民的访谈，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群体直观地呈现在读者视野中：“他们长到十几岁，就离开村庄或家里，到东莞、深圳、广州、中山、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打工，女孩子几乎都有过进厂的经历，在流水线上干活，有时也辗转到餐馆、超市、美容院等服务场所。”这代人明显承担着比父辈更大的压力，他们经历着在大城市不穩定的生存状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毕业后还是要面临着“另一种打工”。与此同时，这代人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干农活的技能，即使乡村还是很可能成为其最终归宿，但逐渐消逝的传统乡村劳作模式却成为第三代农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生活挑战。
三、《大地上的亲人》与《乡下人的悲歌》：世界范围内的当下乡土焦虑
无独有偶，与《大地上的亲人》相似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还出现在同时期的世界文学潮流中，2017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与《大地上的亲人》有很强的可对照性。《乡下人的悲歌》由美国作家J.D.万斯（J.D.Vance）于2016年出版，这部以作者本人成长经历为书写线索的回忆录展现了同时期美国底层白人的生存焦虑，以及实现了向上层阶级流动后，美国的“寒门精英”对乡土的回望与思考。
从地理空间的流动与阶层身份的转换方式来看，J.D.万斯与黄灯都属于来自乡村家庭，通过对知识的追求而改变命运的人，万斯成长于“铁锈地带”（Rust 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在穷困中度过自己的童年，但在第一章中，他便将“我的住址”和“我的家”分得很清：“我的家一直没变：肯塔基州杰克逊的一处小山坳，那里有我外曾祖母家的房子。”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迁居到俄亥俄州，自小双亲情感破裂，家庭问题更是繁杂，而他家乡的小镇里每年都有人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高中时的万斯也差点因为学习成绩太差而辍学，高中毕业后的他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并在伊拉克服役，之后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目前在硅谷的一家投资公司任管理职务。当今天的万斯在接受过来自世界一流学府的教育后，拥有一份足以令他跨越原本阶层的体面工作时，再回望曾经贫困的童年，有很多与黄灯、杨胜刚在《大地上的亲人》中相似的笔触。
在情感方面，两部作品对乡下人都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这些乡下人于万斯或黄灯而言，都是他们个人生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特别是与这些乡下人共同生活的过往让他们能够更全面地审视那些乡村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那些精英视角下乡村问题研究中或可能出现的傲慢与偏见。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的引言中就列出了这些人中有人杀过人或杀人未遂，有人虐待自己的孩子，有人滥用药物，但在他看来，“这本书中本没有什么恶人，有的只是一群寒门乌合之众，他们一直在挣扎着前行——感谢上帝，他们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还为了我”。在《大地上的亲人》开头的《自序：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一文中，作者表达了类似的自我身份与书写对象之关系，“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亲人命运的变迁，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理解他们生存选择背后的动因”。在作品内容方面，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被折射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其中的地理空间流动更是重中之重，二人都擅长以细致人微的笔触来呈现中美两国宏观的城市化运动。万斯在写到那条“乡巴佬公路”时，这样风趣地描写道：“如果读者想要更多的证据，就请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后一天到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任何一个北向的公路上看一看，基本上每辆车的车牌都是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密歇根州。这些车都装满了回乡过节的乡下人。”而在《大地上的亲人中》，作者的“返乡见闻”大多数时候都与中国传统节日有关，除了涉及到“春运”之外，在这部作品中有多张全家福照片，也基本拍摄于春节期间。因此，通过对读与比较，能够清晰看到的是，无论在当代中国还是美国，即便是经过高等教育后在大城市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寒门子弟，他们对待曾经生活过的贫困乡村仍有无法割舍的“恋地情结”，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很难片面地用学院教育中不同学科客观而严密的理论知识体系进行介人，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长在隘口村》这部分写道：“知识分子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却有着介入的隔膜。”她同时坦言：“关于这个村庄，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这样的情感同样体现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从美国乡村寒门成长起来的万斯对贫穷的底层人有着来自内在生命的认同，因此他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些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答案。”
在书写方式上，《大地上的亲人》和《乡下人的悲歌》两部作品的作者都展现了阶层流动与地理空间流动的密切关系，从底层农民到城市中产阶级，这其中的每一个发展环节都在不同空间中完成。可以说，两位作者的成长历程与身份变化也能够被看作是两幅人物行为轨迹地图。而这样的两幅地图正是中美“乡村一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尽管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在字里行间表示他们笔下的文字并非来自学院派的传统研究成果，而是一种直观的源于个人生命体验的陈述，但作为在高等学府中受过学术训练的人，万斯和黄灯都在文中将不同学科的相关概念作为思考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事件的参考依据。例如：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写到美国“锈带城市”中昔日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已然凋敝时，他总结了美国当今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现状，“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除了引用相关数据之外，还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作以辅助解释，并通过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与乔治·w.布什的“所有权社会”来分析该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讨论方式在本书中还有很多。在《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在写到当下农村养老问题面临巨大挑战时，对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分别引用了贺雪峰、郭俊霞的《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与逻辑》和陈柏峰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两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观察。 除此之外，从创作主体来看，这两部题材相近的非虚构作品背后所展现来自作者本人的文化情感认同也是深入了解中美城市与乡村问题的关键。首先，两位走出乡下、扎根都市的作者即使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了生存处境，但从书中来看，底层出身的他们处在都市中产階级、甚至“知识精英阶层”时仍旧会透露出若有似无的不自信感。这种不自信感在《大地上的亲人》开篇的《自序》中，体现在作者对从前态度的自我反思上：“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情感，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同样农村寒门出身的黄灯的丈夫，杨胜刚先生在《后记》中也写到：“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在《乡下人的悲歌》里，万斯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自己的求学生活，特别是他初到耶鲁大学求学时，作为底层乡村出身的“精英”与其他“精英”相处时，体验“上流生活”时那种格格不入感更加展现了这种心理。他承认这种不安，但却对这种童年时期就梦寐以求的生活“无从抱怨”。
其次，这两部作品尽管从选材、视角、写作手法以及作者本人的切身经历来看，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能够让读者感受到这种现代化浪潮中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艰难的阶层流动现状与底层人的焦虑。但事实上，《乡下人的悲歌》与《大地上的亲人》还有很多差异性，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万斯笔下的贫富差异是建立在种族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他在引言中就特意说明了这一点，而他描写的对象也基本上是发生在美国白人种族内部的事件，在万斯看来，美国白人种族内部的差异也与地理空间紧密相关，“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在文中，他直言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
最后，回望乡土是一种深厚的文学传统，“回望”意味着视角与记忆的叠加，而乡土本身，则不仅是叙述对象，更是地理空间的流动，“乡土”这一概念是因为叙述主体的离去而产生的，叙述主体所身处的不同的新的地理空间注定会深刻地影响着他（她）回望乡土的方式与情感。当回望乡土与非虚构文学结合后，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其在现实中涉及的不同人群势必会逐渐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异、阶层问题、城市化、环境与产业发展等众多社会问题的新的参照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