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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报道是党报的重要舆论手段,也是党报与其他报纸相比独具的优势。因此,典型报道历来为党报所看中。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典型报道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党报之中。然而,当前不少典型报道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写得不够灵活、不够实在,大而空,缺乏对受众的吸引力,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笔者认为,只有摒弃陈旧的观念,坚持新闻创新,坚持“三贴近”,坚持挖掘先进典型内在的新闻价值,才能把典型报道写活,典型报道才能有生命力。
深入考察典型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精心选择新闻事例,挖掘典型的内在新闻价值。典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树立供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典型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先进人物、单位或事件。典型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工作任务服务。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典型引路”成为目前最流行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和人们学习的榜样,典型必须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代性和先进性,对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焦裕禄、魏青刚、洪战辉都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先进典型,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对于当时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他们所在的时代需要发扬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报纸上宣传的典型总的特征为: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奋不顾身,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这两个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客观上需要有这种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了人民群众生活的主要内容,需要新的经济建设者和道德的楷模来引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于是涌现出来一系列新的典型。然而,典型的新闻价值都是通过新闻事例表现出来的,在典型报道中,新闻事例的选择相当重要,可以说关乎报道的成败。这些事例必须鲜活、有典型意义,并且能集中体现某一时代的先进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事例很多: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例集中体现了当时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焦裕禄不畏艰苦,带领兰考人民治理盐碱地的事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决心和勇气。为什么当时的报道者会采用这些事例呢?这些事例,都使得新闻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典型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更能反映时代精神。
新时期要搞好典型报道,其出路在于创新,因为创新是新闻报道改革的不竭动力。创新,就是要大胆摒弃、否定旧的新闻报道模式,勇于在内容、形式上出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闻的内容和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是创新的、变化的。著名新闻工作者艾丰说过,“新闻是变动的,新闻是流动的。”作为典型报道也不能一成不变。媒体宣传典型,是要吸引读者、引导舆论、教育群众的,但是有些典型报道动辄板起面孔说教,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或仅靠干涩乏味的数字来说明成绩,让人看了第一句就不想看第二句,可读性很低。
典型报道应写出“人情味”,以增强报道的“亲和力”。所谓“人情味”,是指事实中本来就具有的足以动人情感的那种因素。将情与景写实,情与理交融,以切实做到真实可信,亲切感人,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如声、如感其情。要在矛盾冲突中去再现与凸显典型形象,让典型在矛盾冲突中“站”起来,才能在纸上“立”起来,也才能在受众思想中“跃”起来。在典型写作上可以把缺点或不“光彩”的一面也用上,但谨防典型人物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只有充分揭示人物的个性,典型才能和一般相区别,而不致成为一个“一般化”的人。因此,个性刻画得越深刻,人物的典型性才能越鲜明突出。实践证明,反映典型人物的普通一面、平凡之处,甚至是缺憾之处,不仅不会损害典型人物的形象,反而更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更易被受众接受。
笔者认为,在典型报道中提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是提升典型人物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典型报道必须结合典型人物所在的时代,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虑,不能让典型孤立,不能让典型高高在上、曲高和寡。范敬宜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曾批评有关“铁法官”谭彦的报道不近人情,指出他的肺“烂得跟蜘蛛网一样”,却仍然坚持工作的描写有悖科学观。还有关于科学家袁隆平的报道,说他为了工作不顾个人身体,最后累倒在试验田里。袁隆平知道此事后给予了澄清,说自己并没有不顾身体而累倒在试验田里。这充分体现了老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记者仍未摆脱典型报道的固有思维模式。这样的报道连“典型”本人都不认可,又如何能够让受众相信呢?以往我们的典型报道在报道英雄人物时,都要强调人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利益,似乎英雄都是不近人情的。比如,写法官就一定要写他大义灭亲,写党员干部就一定要写他(她)为革命抛家弃子,写救人就一定要写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样的典型报道离实际生活太远。因此,新时期对典型报道提出了新要求。事实证明,贴近生活原型的“典型”更让人们尊敬。写好典型报道,必须写好“小人物”。1998年有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老阿妈和她的国旗》,记述20多年来,每逢节假日,一位藏族老阿妈就会在自家房顶上升上国旗,一件小事坚持了20多年,老阿妈用她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爱。这位老阿妈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我们甚至不会记住她的名字,但是她的行为却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上海青年报》曾以《徐虎的七情六欲》为标题,在写徐虎崇高的思想境界的同时,也写了徐虎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比如写他为妻子的生日去精品店买两件玉雕的小老虎和小兔子,写他面对提拔升迁、报酬奖金、家人抱怨等问题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常人可能有的想法,徐虎也曾有过。这样的人物既是“典型人物”,可以教育群众,又是真正的“小人物”,贴近了群众,也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典型人物的教育效果。
(作者单位:周口日报社)
编校:郑艳
深入考察典型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精心选择新闻事例,挖掘典型的内在新闻价值。典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树立供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典型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先进人物、单位或事件。典型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工作任务服务。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典型引路”成为目前最流行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和人们学习的榜样,典型必须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代性和先进性,对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焦裕禄、魏青刚、洪战辉都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先进典型,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对于当时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他们所在的时代需要发扬的,其影响是深远的,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报纸上宣传的典型总的特征为: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奋不顾身,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这两个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客观上需要有这种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了人民群众生活的主要内容,需要新的经济建设者和道德的楷模来引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于是涌现出来一系列新的典型。然而,典型的新闻价值都是通过新闻事例表现出来的,在典型报道中,新闻事例的选择相当重要,可以说关乎报道的成败。这些事例必须鲜活、有典型意义,并且能集中体现某一时代的先进的价值观念。这样的事例很多: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例集中体现了当时革命军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焦裕禄不畏艰苦,带领兰考人民治理盐碱地的事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决心和勇气。为什么当时的报道者会采用这些事例呢?这些事例,都使得新闻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具有典型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更能反映时代精神。
新时期要搞好典型报道,其出路在于创新,因为创新是新闻报道改革的不竭动力。创新,就是要大胆摒弃、否定旧的新闻报道模式,勇于在内容、形式上出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闻的内容和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是创新的、变化的。著名新闻工作者艾丰说过,“新闻是变动的,新闻是流动的。”作为典型报道也不能一成不变。媒体宣传典型,是要吸引读者、引导舆论、教育群众的,但是有些典型报道动辄板起面孔说教,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或仅靠干涩乏味的数字来说明成绩,让人看了第一句就不想看第二句,可读性很低。
典型报道应写出“人情味”,以增强报道的“亲和力”。所谓“人情味”,是指事实中本来就具有的足以动人情感的那种因素。将情与景写实,情与理交融,以切实做到真实可信,亲切感人,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如声、如感其情。要在矛盾冲突中去再现与凸显典型形象,让典型在矛盾冲突中“站”起来,才能在纸上“立”起来,也才能在受众思想中“跃”起来。在典型写作上可以把缺点或不“光彩”的一面也用上,但谨防典型人物正面报道的负面效应。只有充分揭示人物的个性,典型才能和一般相区别,而不致成为一个“一般化”的人。因此,个性刻画得越深刻,人物的典型性才能越鲜明突出。实践证明,反映典型人物的普通一面、平凡之处,甚至是缺憾之处,不仅不会损害典型人物的形象,反而更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更易被受众接受。
笔者认为,在典型报道中提倡“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是提升典型人物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典型报道必须结合典型人物所在的时代,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虑,不能让典型孤立,不能让典型高高在上、曲高和寡。范敬宜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曾批评有关“铁法官”谭彦的报道不近人情,指出他的肺“烂得跟蜘蛛网一样”,却仍然坚持工作的描写有悖科学观。还有关于科学家袁隆平的报道,说他为了工作不顾个人身体,最后累倒在试验田里。袁隆平知道此事后给予了澄清,说自己并没有不顾身体而累倒在试验田里。这充分体现了老科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记者仍未摆脱典型报道的固有思维模式。这样的报道连“典型”本人都不认可,又如何能够让受众相信呢?以往我们的典型报道在报道英雄人物时,都要强调人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利益,似乎英雄都是不近人情的。比如,写法官就一定要写他大义灭亲,写党员干部就一定要写他(她)为革命抛家弃子,写救人就一定要写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样的典型报道离实际生活太远。因此,新时期对典型报道提出了新要求。事实证明,贴近生活原型的“典型”更让人们尊敬。写好典型报道,必须写好“小人物”。1998年有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老阿妈和她的国旗》,记述20多年来,每逢节假日,一位藏族老阿妈就会在自家房顶上升上国旗,一件小事坚持了20多年,老阿妈用她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爱。这位老阿妈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我们甚至不会记住她的名字,但是她的行为却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上海青年报》曾以《徐虎的七情六欲》为标题,在写徐虎崇高的思想境界的同时,也写了徐虎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比如写他为妻子的生日去精品店买两件玉雕的小老虎和小兔子,写他面对提拔升迁、报酬奖金、家人抱怨等问题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常人可能有的想法,徐虎也曾有过。这样的人物既是“典型人物”,可以教育群众,又是真正的“小人物”,贴近了群众,也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从而达到典型人物的教育效果。
(作者单位:周口日报社)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