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细说家庭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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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这样概括崔永元的形象:潜藏在冷峻外表下犀利的批判,时常有″不经意″而来的经典妙语,缜密的思维和不动声色的引导,从容自信潇洒的风度,这就是新一代TALKSHOW主持人最佳的诠释。除了这些,崔永元还有他另外珍贵的一面,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工作间里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真实和坦诚地做人,是崔永元一贯遵循的准则。
  
  为人子——父母的爱对人生影响最大
  
  记者: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崔永元:父母,更准确地说是父母的爱。父爱就像日照,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光,那样温柔无私,慈爱无边。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平时生活中你的父母是如何影响你的?
  崔永元:我们家庭环境很正规、很正统。父亲是部队军人,做政治工作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遇到挫折他们还鼓励我不要放弃,直到现在,父母依然这样鼓励我。
  记者:哦。
  崔永元:我是1963年在天津出生的,3岁时就跟随父亲所在的工程兵部队迁往北京良乡,小时候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就发生在那片乡村里。每次逢年过节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演出,节目丰富,独唱、合唱、表演、舞蹈一应俱全。记得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忽而是地道的墙壁,忽而是运动的民兵,通过手与胳膊的组合,还出现堡垒和洞口等等。由于表演难度过大,只好不断调换演员,最终我落选了。当时我很难过,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当父母知道情况后,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安慰我:小小挫折算什么呢?并鼓励我说今后有的是机会。最后经过努力,我还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扮演部队指导员。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就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最后还到我父亲所在的部队作了演出,记得那天演出结束时,我的父亲作为政委走上台逐一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我的手,那也是我们父子正式握手的惟一的一次。父亲握我的手,我依稀感觉到父亲的手好重也很暖和,并从他赞许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父爱,这爱是那样炽热,那样深沉……
  记者:母亲呢?
  崔永元:母亲更多的时候是用行动来影响我。记得我们家曾经养了一只大花猫,一天早上,我发现大花猫守着两条大黄花鱼自鸣得意。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顺着大花猫脚印查,最后知道黄花鱼是大花猫从屋后墙外的国营菜市场叼来的。当时母亲二话不说,就带着黄花鱼和我直奔菜市场,说明情况后,把黄花鱼的钱付给了营业员。
  我记得还有个邻居,脾气非常古怪。她今天和你很好,明天就可能骂你,骂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她儿子考试没考好而我考好了,也会令她不满,乱骂一通。为此,母亲常常唉声叹气,但从来不会去和她争辩一句。通常是过了两三天以后,那个阿姨又来找母亲聊天,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母亲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更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情。
  记者:你的父母经常看你主持的节目吗?他们如何评价?
  崔永元:应该说经常看吧。不仅是因为是他儿子主持的,喜欢看;也是为了经常给我提一提有关主持节目的意见。
  
  当家长——和孩子是朋友关系
  
  记者:听朋友说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说说好吗﹖
  崔永元:对,我女儿很乖很懂事,一点也不吵,从来不无理取闹。我在电视台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只有到了家里才感轻松一点。和女儿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只是这个愿望常常无法实现。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几乎每天都要很晚才回家,通常女儿都已睡了。早上我离家上班的时候,女儿还在梦乡中。但是孩子是需要父母花时间多陪陪多交流的呀为了能和女儿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沟通,我规定自己每逢双休日一定要腾出一天的时间陪女儿,带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情,我尽量满足她,让她开心。
  记者:你工作很忙,一定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挤进来,作为父亲,你对女儿的承诺是否会因此而无法兑现?如果失约,如何跟女儿解释﹖
  崔永元: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轻易承诺,而一旦做出承诺就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信誉问题,对女儿我同样如此。如果我答应星期六陪她出去玩,我一定努力做到。哪怕有朋友从很远的南方赶来看我,我也会向她说明:对不起,今天我要陪女儿去公园划船,咱们明天再碰头。当然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台里有紧急的播录工作需要赶着完成,我不得不毁约。但是我会对女儿说明情况,请求她原谅,期望下次能加倍地补偿她。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相互体谅最重要。家长需要孩子体谅自己的身不由己,同样也应该体谅孩子内心的许多苦恼和不满。
  记者:女儿和小时候的你相比,谁更聪明﹖
  崔永元:当然女儿比我聪明。她喜欢画画,比我画得好,画得有思想。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总是临摹画册上的图画。女儿画画从来不看画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常常画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我尊重女儿的意愿,也从来不去干涉她,或对她的画画技巧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
  记者:即使她画得不对,你也从来不批评你的女儿吗?
  崔永元:不瞒你说,我对女儿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很少发表批评性质的评价。在女儿眼里,什么″长脑袋的桌子″、″四条胳膊的人″,只要她能解释,能自圆其说,我都认可。现在孩子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我也尽自己所能为她创造条件。她特别喜欢绿色,我就给她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绿颜色的画笔,让她大胆、尽情地去画、去创作。我想要让孩子学好一种本领,首先得孩子有兴趣,能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这是最重要的。愁眉苦脸、束手束脚怎么能学好呢﹖
  记者: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爱人发生过矛盾?如果有,是如何解决的﹖
  崔永元: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我和爱人的意见和做法是一致的,基本上没发生什么矛盾,因为我们俩受的教育差不多,从事的工作差不多,在教育女儿方面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我觉得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有时候,女儿画画,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报纸,家里很安静、很温馨。女儿画完画,画笔、画纸扔了一地,又去拿其他的玩具出来玩,我不对她大喊大叫,只是用眼睛朝她望,当然不是严厉的眼神,是示意的眼神。一般情况下,女儿都能领会我的意思,乖乖地去收拾自己的画具。有时候也会因为贪玩,磨磨蹭蹭地不想收拾,我就索性帮她收拾,并要求她和我一起收拾。久而久之,女儿就养成了物归原处、自己整理的习惯。
  记者:你和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事业发展得都挺不错,有没有想过将来让女儿也从事同样的工作﹖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有父母的支持,相信女儿的路会走得更顺利。
  崔永元:不,我不会刻意为女儿安排什么,凡事都是有因才有果,而这个″因″是应该从自身出发的。不错,我和我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这对女儿来说是一个″因″,但这个″因″不是从她自身出发的,所以不一定会结出相应的″果″。我期望她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将来固然重要,但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快乐更重要,对女儿我永远只有最低要求,那就是健康、快乐和平安。
  
  做主持——平民的心态最重要
  
  记者:自从你主持的《实话实说》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各地方台也都在上谈话类的节目,但主持的都有点夹生,或者说不自然,你觉得做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崔永元:平民的心态最重要。谈话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平常人,不是因为你学问有多高、长得多好看、地位有多高、家里有多少积蓄,你就能主持得好;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平民,有和观众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儿。我们的现场绝不排练,包括开场白都是即兴的。
  记者:节目红了之后,你也就成了名人,生活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谣传有人要送你房子?
  崔永元: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名人,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夏天我照样穿着大裤衩子抱着我闺女在长安街上走,一切都那么舒服,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约束。至于谣传有人要送我房子,我也听说了,但送房子的人至今没和我联系上。
  记者:你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明星地位而更认同自己的新闻工作人员地位?
  崔永元:这很简单,我的专业职称是主任编辑而不是国家三级演员。
  记者:有一个现象,许多受欢迎的主持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做主持人的,比如你、王小丫、刘仪伟、张越、张斌等等,都经历了许多别的职业生涯。你是不是认为主持人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会比较好一点?
  崔永元:除了初恋,干任何事情都是生活阅历越丰富越好。
  记者:如今,电视主持人新人辈出,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崔永元:新人的压力更大,他们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记者:假设有一天你不能做主持人了,你会去干什么?
  崔永元:做记者,我做记者挺棒的,要是今天我在这做记者,就轮不上你们提问了。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的主持人,你平常对着装在意吗?
  崔永元:不在意。我现在穿的衣服,有时候他们说搭配得还挺好的,全是我爱人给我弄的,她弄什么我穿什么,我说该换衣服了,她头天晚上就把换洗衣服给我放到床边。有时候她出差不在,我自己搭配,她回来就说:″哎哟,真差!这个怎么能和这个穿在一起呢?″这些事儿,我好像不过脑子似的,不爱想。当然,在接触观众时,着装就成了公众人物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我自己的事了,都是由服装师给准备的。我们有一个服装师,衣服她都搭配好,去了就穿。别人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其实我看哪个都合适,我一概没感觉。平时和在节目中,都没感觉。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观众碰到我,说:″你就穿这个?″我说那还穿什么呀﹖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多难受呀,我从来不打领带。
  记者:你的《不过如此》出版之后,光盗版的就有上百万册,你怎样看待中国的盗版?
  崔永元:现在我根本不理睬这件事情,随便吧。昨天我还跟我的同事商量,现在很多读者寄书来,让我给签完字再寄回去。基本上都是盗版。你说我们把书都扣下不还给人家?这得把我们名声都给败坏了。后来同事说:″这样,我们尽可能做得完美吧。凡是偏远地区的,我们寄一本书给他回去。大城市的就扣下了,大城市都有正版,你为什么买盗版的?″昨天我把新疆克拉玛依的读者寄来要求签名的书都拿来,盗版留下,寄上一本签上名的正版。
  盗版这个事儿我觉得跟消费者没关系。跟买书的人没关系,一定程度上跟卖书的人都没有关系,那么大的利益摆在他面前,你怎么说服他不让他卖呢?这是国家的事儿。
  记者:听人说你老说自己丑?是不是不自信的表现?
  崔永元:是很多人逼着我说丑,因为他们说我又会主持,又会写作,又会策划,身上的优点太多了,逼着我要丢掉一样,就像去年高考作文题一样,我总不能把诚信、智慧丢掉吧,只好丢掉″美貌″。
  记者:《不过如此》已售出100多万册,它让你一下子变得很有钱,能谈谈有钱的感受吗?
  崔永元:我以前钱就不少,在钱这方面,很早我就满足了,我做记者时挣的钱足够养家糊口,甚至还有富余的钱带女儿出去旅游呢。
  
  谈做人——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
  
  记者:″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期是谈教育问题的,这使你了解和剖析教育问题的心思花得比别人多一些,请说说这带给你哪些思考。
  崔永元: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这都是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常带女儿去溜冰场,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时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中学的孩子也特别复杂,早恋已司空见惯,老师说,不好管,″因为现在的孩子不像你们那时候了″。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看世界杯什么的,我感到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开始我见了韩国的孩子也不适应,他们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打扮的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那些孩子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的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13岁时,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13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请进节目里来。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20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我们节目组每周都去一个中学打一次篮球,和孩子们有些接触。对现在的孩子我总乐观不起来,感到他们不够积极,包括他们写的东西。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消极的东西可能多一些,能否也给教育的问题开开药方?
  崔永元:教育我是外行,一些想法也只能从媒介说起。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报纸、广播、电视。最近我在研究国外的″电影电视检验条例″,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影视的分级检验制度,英国和美国还有《低俗行为法案》。但我们没有分级条例,影视节目中有伤风化的行为不避讳孩子。在公开的影视节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镜头,我就没法和女儿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媒体工作者大多数都有孩子,你对别人的孩子负责,就相当于对你自己的孩子负责。我们的节目至少应讲究一点,有点主流意识,尤其是娱乐节目,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现在有的孩子甚至觉得连歌星撞车都是美的,因为他们的豪华车好,怎么出车祸都死不了。有的节目以浮华为美,一个歌星唱四首歌恨不得换八身衣服,浮华得超出社会的发展指数,让所有孩子都觉得自己寒酸,但这感觉成为不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记者:你认为可成为社会教育主流的东西有哪些?
  崔永元:我们小时候,有雷锋、王杰、时传祥、张秉贵这些榜样,维持社会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很需要这样的人。但现在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个着急。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主流宣传,再滥的电影都讲弘扬民族精神,只不过主旋律宣传被精良的制作掩盖了。
  记者:现在孩子还缺乏得体地与人交往的常识和幽默感。在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
  崔永元:这首先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宽容,个性高于一切,不宽容就会患得患失地交往,总用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对方,考虑划算不划算,两件事是连一起的。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要让别人高兴,而不是自己高兴就行。还有,幽默感首先要能够自嘲,没有宽容哪儿来的自嘲。
  崔永元简介:1963年生于天津,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农村小学,至今记忆深刻,后以北京重点中学12中最低分数线考入该校。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随后就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5年底开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服务,1996年3月起主持该部《实话实说》节目,1998年6月,调入中央电视台至今,2001年著有《不过如此》一书,发行逾百万册。
  (责编关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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