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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阿富汗社会里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斯拉夫面孔见证了他们的阿富汗母亲与苏联军官父亲过眼云烟般的爱情。他们只有几百人，但关于他们的话题如今仍是一个禁忌。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的10年间，有不少阿富汗妇女与苏联军官相爱生子。但是多年来这段历史却很少被人提及。近日，俄罗斯记者走进阿富汗，为人们讲述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爱情和那些“俄罗斯孩子”的故事。
阿富汗女儿，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另一段历史见证
“我们的身上刻着看不见的印记，无法洗掉，这是我们的母亲与‘异教徒’爱情的鲜活证明”。扎米丽说道。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最近一年在喀布尔电台工作。虽然住处与单位只隔了一条街，但在上班的路上，扎米丽总是不停地回头张望。“我知道，没人跟踪我，但我无法摆脱恐惧的感觉”。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扎米丽在电台的女友们纷纷穿起了时髦的牛仔裤，但扎米丽依然每天裹着件天蓝色的长衫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关上办公室的门，她迅速换上一身西式职业装。扎米丽穿长衫已有10年，她说，只有穿着它，在喀布尔窄小的街道间穿行才会感到安全。“只有真主知道，我家在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扎米丽有些哽咽，“最好可以不再回忆，长衫已成了我的第二层皮肤。”
扎米丽有着欧亚混血儿的一切特质：浅白色的脸庞，浓密的睫毛，亚麻色的头发，土豆鼻，微肿的嘴唇，还有一双充满警觉的淡绿色眼睛。母亲说她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一位英俊的苏联军官，名叫萨沙。20年前萨沙从温暖的苏联南方地区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贫穷的阿富汗执行“国际主义任务”。
“即使是非常坦诚开放的媒体，也从未讨论过我们的士兵、军官与阿富汗女人有过爱情关系”，一位曾在阿富汗服役过的俄罗斯政治家说道，“很显然，扎米丽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孩子，我想，他们大概有几百个。也许你会说，这不可能。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与‘异教徒’生孩子对当地妇女而言无异于自杀，即使是那些想迎娶阿富汗女人的外国人，也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未婚生子更是《古兰经》所严厉禁止的。你说的都对，但有一点——在这个国家里，10年时间里一共来了100万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他们渴望女人的爱抚。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虽然时至今日，无论在俄罗斯还是阿富汗，谁都不承认这个事实。”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历时近1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驻阿苏军司令格罗莫夫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只说了两句话：“我是最后一名撤出阿富汗国土的苏军人员。在我的身后，再也找不到一名苏联士兵了。”
苏联人走了。留给阿富汗人民的，是一个永远的伤口。
扎米丽对“萨沙爸爸”的记忆很模糊，只是一个个片断：他会到家里来看她，但不是很经常，基本上都在晚上。扎米丽说，她还记得爸爸把她抱到怀里，然后高高地扔起，再用大手把她接住。“他总用俄语开玩笑逗我，那时我5岁，会用俄语喊‘爸爸’‘妈妈’”，扎米丽说道。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叫她莲卡，但在父亲消失后，她不得不习惯现在的阿富汗名字“扎米丽”。“很长时间，妈妈一句话都不说，不告诉我，爸爸到哪儿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军队撤离前3个月，他受伤了，被送到了塔什干做手术。父亲答应回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苏联，在那里和妈妈结婚。但他没有回来。妈妈都要疯了，她简直都要把苏军喀布尔司令部的门槛踏破了，她拿着父亲的照片，哀求那里的人帮她找到他，但毫无音信。后来，连央求的人也没有了——苏联人离开了阿富汗。妈妈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受伤牺牲了还是抛弃了我们。一开始，妈妈还保存着他的照片，但后来被迫烧掉了。”
“阿富汗妇女与苏联军人发生关系那时并不十分普遍，但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感到惊讶”，阿富汗信息与文化部的官员拉菲乌拉·拉菲说道，“在农村，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在像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却有可能。当时，这是现代性的标志——和苏联人谈恋爱，这意味着摆脱了中世纪的规矩。如果看看那时候的电影，你就会发现喀布尔街头的妇女穿着很大胆，即使今天也难以想象。那些罗曼史所诞生的孩子，通常被登记为阿富汗人。现在苏联军官留在阿富汗的后代已经很少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上世纪90年代就离开了。”
我早晚要离开阿富汗的
扎米丽和她的母亲无处可去。她们留在了阿富汗并经历了这个国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变迁——武装分子的夜间枪战，塔利班分子在街头处决叛教者。她的母亲曾是大学里的俄语教师，但新上台的塔利班政府禁止妇女上班，母女二人只能靠在菜园里种菜谋生。那时，即使穿着长衫、带着面纱，走在街上，扎米丽仍会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她担心有人向政府告密，说她是“异教徒”的女儿。想起邻居的遭遇，扎米丽至今仍不寒而栗。那是一位到苏联留学的阿富汗男子，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相恋结婚，但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离婚后，邻居回到了阿富汗，没想到在自己的祖国被塔利班分子以“背叛了伊斯兰信仰”为由被砍去了双手，剜掉了双眼。
扎米丽说她那时常做噩梦，梦见愤怒得像猛兽一样的人们朝她扔石头。“有一次，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富汗人’，我吓坏了，不过还好，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住在巴达赫尚省的阿富汗人中，就有浅色头发和白皮肤的。我就说，我的父亲是那里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阿富汗不多。以前，喀布尔还有一些‘俄罗斯’孩子，但他们都走了——有的去俄罗斯，有的到了德国。现在，塔利班不在了……可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回来。我早晚要离开这里的。”
“阿富汗男人与苏联女人结婚的事情很多”，上世纪80年代曾在喀布尔户口登记处工作的鲁特夫乌拉·哈里德说道，“在苏联学习的阿富汗专家从那里把妻子领回家，但在苏军撤退后他们又回到了苏联。现在只有一个俄罗斯女人住在喀布尔。而那些和苏联军官生了孩子的阿富汗姑娘，通常都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很多人在国外受过教育，会说俄语。”
到下班时间了。扎米丽又重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10分钟后，她又换上了那袭带面纱的天蓝色长衫。记者问她：“扎米丽，如果你的父亲还活着，他看到了我们的报道？你不想和他说些什么吗？”扎米丽掀起面纱，咬着嘴唇，想了半天，最后说道：“说什么好呢，如果他死了，那我们会在天堂相会。如果，他还活着……我想，我不需要‘萨沙爸爸’”，说完，扎米丽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开了，远处是那件渐渐模糊的天蓝色长衫。
（责编：古越）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的10年间，有不少阿富汗妇女与苏联军官相爱生子。但是多年来这段历史却很少被人提及。近日，俄罗斯记者走进阿富汗，为人们讲述了那段几乎被遗忘的爱情和那些“俄罗斯孩子”的故事。
阿富汗女儿，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另一段历史见证
“我们的身上刻着看不见的印记，无法洗掉，这是我们的母亲与‘异教徒’爱情的鲜活证明”。扎米丽说道。这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最近一年在喀布尔电台工作。虽然住处与单位只隔了一条街，但在上班的路上，扎米丽总是不停地回头张望。“我知道，没人跟踪我，但我无法摆脱恐惧的感觉”。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扎米丽在电台的女友们纷纷穿起了时髦的牛仔裤，但扎米丽依然每天裹着件天蓝色的长衫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关上办公室的门，她迅速换上一身西式职业装。扎米丽穿长衫已有10年，她说，只有穿着它，在喀布尔窄小的街道间穿行才会感到安全。“只有真主知道，我家在这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扎米丽有些哽咽，“最好可以不再回忆，长衫已成了我的第二层皮肤。”
扎米丽有着欧亚混血儿的一切特质：浅白色的脸庞，浓密的睫毛，亚麻色的头发，土豆鼻，微肿的嘴唇，还有一双充满警觉的淡绿色眼睛。母亲说她长得和父亲一模一样——一位英俊的苏联军官，名叫萨沙。20年前萨沙从温暖的苏联南方地区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贫穷的阿富汗执行“国际主义任务”。
“即使是非常坦诚开放的媒体，也从未讨论过我们的士兵、军官与阿富汗女人有过爱情关系”，一位曾在阿富汗服役过的俄罗斯政治家说道，“很显然，扎米丽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孩子，我想，他们大概有几百个。也许你会说，这不可能。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与‘异教徒’生孩子对当地妇女而言无异于自杀，即使是那些想迎娶阿富汗女人的外国人，也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未婚生子更是《古兰经》所严厉禁止的。你说的都对，但有一点——在这个国家里，10年时间里一共来了100万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他们渴望女人的爱抚。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虽然时至今日，无论在俄罗斯还是阿富汗，谁都不承认这个事实。”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历时近10年的战争终于结束。驻阿苏军司令格罗莫夫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只说了两句话：“我是最后一名撤出阿富汗国土的苏军人员。在我的身后，再也找不到一名苏联士兵了。”
苏联人走了。留给阿富汗人民的，是一个永远的伤口。
扎米丽对“萨沙爸爸”的记忆很模糊，只是一个个片断：他会到家里来看她，但不是很经常，基本上都在晚上。扎米丽说，她还记得爸爸把她抱到怀里，然后高高地扔起，再用大手把她接住。“他总用俄语开玩笑逗我，那时我5岁，会用俄语喊‘爸爸’‘妈妈’”，扎米丽说道。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叫她莲卡，但在父亲消失后，她不得不习惯现在的阿富汗名字“扎米丽”。“很长时间，妈妈一句话都不说，不告诉我，爸爸到哪儿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在军队撤离前3个月，他受伤了，被送到了塔什干做手术。父亲答应回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苏联，在那里和妈妈结婚。但他没有回来。妈妈都要疯了，她简直都要把苏军喀布尔司令部的门槛踏破了，她拿着父亲的照片，哀求那里的人帮她找到他，但毫无音信。后来，连央求的人也没有了——苏联人离开了阿富汗。妈妈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受伤牺牲了还是抛弃了我们。一开始，妈妈还保存着他的照片，但后来被迫烧掉了。”
“阿富汗妇女与苏联军人发生关系那时并不十分普遍，但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人会感到惊讶”，阿富汗信息与文化部的官员拉菲乌拉·拉菲说道，“在农村，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在像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却有可能。当时，这是现代性的标志——和苏联人谈恋爱，这意味着摆脱了中世纪的规矩。如果看看那时候的电影，你就会发现喀布尔街头的妇女穿着很大胆，即使今天也难以想象。那些罗曼史所诞生的孩子，通常被登记为阿富汗人。现在苏联军官留在阿富汗的后代已经很少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上世纪90年代就离开了。”
我早晚要离开阿富汗的
扎米丽和她的母亲无处可去。她们留在了阿富汗并经历了这个国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变迁——武装分子的夜间枪战，塔利班分子在街头处决叛教者。她的母亲曾是大学里的俄语教师，但新上台的塔利班政府禁止妇女上班，母女二人只能靠在菜园里种菜谋生。那时，即使穿着长衫、带着面纱，走在街上，扎米丽仍会不由自主地全身发抖。她担心有人向政府告密，说她是“异教徒”的女儿。想起邻居的遭遇，扎米丽至今仍不寒而栗。那是一位到苏联留学的阿富汗男子，和当地的一个姑娘相恋结婚，但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5年。离婚后，邻居回到了阿富汗，没想到在自己的祖国被塔利班分子以“背叛了伊斯兰信仰”为由被砍去了双手，剜掉了双眼。
扎米丽说她那时常做噩梦，梦见愤怒得像猛兽一样的人们朝她扔石头。“有一次，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你长得一点儿也不像阿富汗人’，我吓坏了，不过还好，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住在巴达赫尚省的阿富汗人中，就有浅色头发和白皮肤的。我就说，我的父亲是那里人。像我这样的人在阿富汗不多。以前，喀布尔还有一些‘俄罗斯’孩子，但他们都走了——有的去俄罗斯，有的到了德国。现在，塔利班不在了……可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回来。我早晚要离开这里的。”
“阿富汗男人与苏联女人结婚的事情很多”，上世纪80年代曾在喀布尔户口登记处工作的鲁特夫乌拉·哈里德说道，“在苏联学习的阿富汗专家从那里把妻子领回家，但在苏军撤退后他们又回到了苏联。现在只有一个俄罗斯女人住在喀布尔。而那些和苏联军官生了孩子的阿富汗姑娘，通常都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很多人在国外受过教育，会说俄语。”
到下班时间了。扎米丽又重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10分钟后，她又换上了那袭带面纱的天蓝色长衫。记者问她：“扎米丽，如果你的父亲还活着，他看到了我们的报道？你不想和他说些什么吗？”扎米丽掀起面纱，咬着嘴唇，想了半天，最后说道：“说什么好呢，如果他死了，那我们会在天堂相会。如果，他还活着……我想，我不需要‘萨沙爸爸’”，说完，扎米丽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开了，远处是那件渐渐模糊的天蓝色长衫。
（责编：古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