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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国民党桂系当局坚持两面政策，一方面实行联合中共中央共同促蒋抗日的民族革命立场；另一方面又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断残酷地镇压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抗日活动。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高举团结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桂系集团共赴国难并坚持抗日到底，领导八桂各族人民争取广西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立广西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坚持联桂抗日的正确方针，为争取新桂系集团共赴国难做了许多统战工作。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党员杨德华到桂林，向新桂系当局说明中共中央将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全权代表到广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新桂系当局对此很重视，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王公度等军政首脑和高级幕僚商讨决策。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兼代理司令员张云逸及秘书李实（罗理实）到桂林。12日，张云逸与李、白及桂系军政要员正式会谈，分析了全国民族危机局势，阐明中共西安事变以来积极联合各党各派力量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李、白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联共拥蒋抗日，共赴国难。在桂期间，张云逸还与桂系要员及四川刘湘代表张斯可多次就三方联合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进行洽谈。
6月下旬，三方达成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
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
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
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
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
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
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6月26日，张云逸电报中共中央，请示批准。次日，毛泽东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向李、白转达毛泽东的复电，坚定了桂系联共拥蒋抗日的立场。张云逸与桂系、川系签订抗日协定，创建广西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推动广西和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促使桂系与蒋介石摒弃前嫌，迅速出兵参加淞沪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桂系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广西的抗日救亡斗争局面极端复杂。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桂系集团的正确策略，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下旬，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在与白崇禧撤离武汉南下途中，精辟地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白坚持抗战，争取当民族英雄，我党坚决支持广西抗日。为适应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白崇禧同意我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1月上中旬，吴奚如、李克农、夏之栩等从武汉撤退到桂林，正式筹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初时称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吴奚如、李克农先后任处长。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以后，周恩来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示工作，并亲自出席各种集会，发表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活动，号召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桂林的活动对与桂系搞好统战关系，推动团结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多次应邀作公开演讲，科学分析全国抗战形势和任务，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经验，阐述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呼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号召广大青年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广西的落实。桂林的重要报刊评说叶剑英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博古、叶挺、徐特立、袁国平以及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等都到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同时又担负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的领导责任。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广西省工委和联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湘、黔、赣、闽、粤、港澳及南洋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新四军平江、韶关、上饶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贵阳八办等建立交通关系。桂林八办为运筹南方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广泛团结了新桂系的上层人物、国民党民主派和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接济来桂的著名抗日文化人士，掀起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联络、掩护了华南各地的党组织；筹运了大批军用物资，输送了大批过往人员，为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八办在1月20日被迫撤销。为了继续坚持在桂林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界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于6月底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到桂林，组成以李亚群为书记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界、教育界的党组织，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继续发展，重点是加强与李济深、李任仁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因为李济深是国民党抗日民主派的著名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的扶持者，与黄旭初有师生关系，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1940年10月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李任仁当时是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曾是白崇禧的老师。
李济深、李任仁虽无军政实权，但在桂系中影响较大，他们愿意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必要时通过各种关系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坚持和巩固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亲自向李亚群布置任务：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广西地下党不发生横向关系，主要通过单线关系领导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搞好与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通过他们做桂系统战工作；在柳州与第四战区的张发奎搞好统战关系；组织领导理论、文化、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工作。
李亚群到桂林后，按照南方局的部署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按党员的社会职业、社会关系、工作关系，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教育界的党组织。不久，南方局又派了张友渔、陈翰笙、狄超白等党员到桂林，由李亚群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配合李亚群工作。统战工作委员会不与广西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及时通过李济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以及救国会成员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他联系、影响两广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与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李济深多方面协助下，对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救济安置进步文化人士、支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柳州，李亚群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的中共特支领导人左洪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将该司令长官部所属的抗敌演剧第四、五、六、七、九队和桂林新中国剧社中的中共组织交由左洪涛领导。左洪涛利用自己是张发奎的秘书科长的特殊身份，加强对第四战区司令部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左洪涛领导中共特支一方面做一些中下级军官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站到进步方面来；另一方面利用合法地位，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指导几个抗敌演剧队在柳州、南宁等地区活动达4年之久，影响广泛。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为接济从香港脱险返回桂林的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在桂林建立了秘密接待站，多方设法筹集生活经费，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随后，通过统战途径陆续为他们安排工作。在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桂林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戏剧艺术各团体的党员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相互呼应，克服困难，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1944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李亚群等撤回重庆，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同年9月，日军入侵广西，桂林疏散。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赶赴桂林，帮助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疏散转移。在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协助下，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熊佛西等人撤往贵阳、重庆；司马文森、张琛等人转移到柳北，与当地的党组织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铁生、张锡昌等人转移到桂东贺县、昭平。
1944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从桂林返回苍梧家乡，组织开展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斗争。同年冬，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派李嘉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代表的身份，到广西昭平向魏南金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在桂东粤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李济深发展游击队和开展抗日作战。尔后，李嘉人前往苍梧向李济深呈交周恩来的信函和转达中共方面的计划。在昭平的中共广东北江副特派员魏南金加紧调整干部，积极推进桂东的抗日统战工作。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地下党员狄超白奉命回广西协助李济深工作，并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是年底，狄超白到昭平县黄姚镇向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莫乃群等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了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欧阳予倩等人入盟，随即到贺县八步向民主政团同盟秘书处梁漱溟传达民盟中央的决定。
1945年春，在狄超白的参与指导下，梁漱溟、张锡昌等在八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梁漱溟、陈此生、张锡昌、欧阳予倩、千家驹、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等为委员，梁漱溟为总负责人。东南总支部管辖粤、桂、湘、鄂、云、贵、闽及海外等省区的民盟组织，实行“工作公开，组织秘密”的原则，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工作方针，开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之后，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昭平黄姚中学、《广西日报》（昭平版）、贺县八步、临江中学为阵地，通过办好《广西日报》，印发《民主宪政》杂志，举办抗日救亡演讲，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主张，推动桂东民众抗日救亡斗争高潮。
领导发动桂林抗日救亡
文化运动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桂林八办积极推动下，一个气势磅礴、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兴起。1938年冬至1944年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推动下，进步文化人士掀起了盛极一时、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和大西南的一个抗日文化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从事文化科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其中，著名的作家、记者、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有郭沫若、茅盾、田汉、欧阳予倩、千家驹、范长江等200多人，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盛极一时。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在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系统建立了党组织，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据统计，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只有《广西日报》，后来有《救亡日报》等13家报社，另有新闻机构10多个。先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200多家，出版的杂志有近200种、各类图书1000多种，畅销内地、港澳以及南洋。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贯彻总会提出的“文化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社会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问题，坚持了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正确方向。
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有40多个，他们在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著名戏剧家的运筹下，在桂林形成了群众性抗战戏剧的高潮。不少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群众性的音乐运动也开展得十分火热，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都组织了歌咏队、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歌咏比赛，普及街头歌咏宣传，音乐工作者深入到市民和难民中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带动了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发展。桂林“万人大合唱”，抗日救亡气势宏伟。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彩调演出风行桂林。有的歌舞剧在桂林演出轰动全城，还到广西各县和广东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还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漫画与木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等一批著名画家、木刻家先后汇集桂林。他们团结桂林的美术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举办了艺术师资训练班、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等多种形式的美术培训班，创办了多种美术刊物，徐悲鸿、关山月等名画家都曾在桂林办过画展。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1日，周恩来电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紧急部署撤退工作，妥善安排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迅速疏散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一方面采取正确应变措施，有计划地将在桂的外来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等地。
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后，一批进步报刊、书店、出版社也被迫关闭和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抗战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经南方局和粤港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梁漱溟、杨东莼等著名民主文化人士又分批云集桂林。在南方局的周密部署和李济深的倾力支持下，我党领导和推动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重新发展起来。1942年新开办了20多家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新创办了20多种进步刊物。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文学刊物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大都集中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主题。中共直接领导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在桂林上演了大批抗战剧目，还出发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影响。桂林音乐界频频举行各种抗日音乐会，在市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歌咏会上，万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中华全国美术联合会桂林分会成立，多次举办画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孔。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人士所掌握，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方向。
1944年，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再次出现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是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这次剧展，由黄旭初任大会会长，西南各省主席和各战区司令长官任名誉会长。但是他们都是挂名的，在其中担任各部门实际领导工作，以及主导整个大会活动的，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在剧展的整个过程中，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使剧展成为“挂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的重大抗日文化运动。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共895人参加演出展览，大会工作人员近1000人。演出话剧、平剧、桂剧、歌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和群众合唱等，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运动路线”、“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剧”等问题的专题座谈。剧展大会的全过程洋溢着朝气蓬勃，互相观摩，共同探索，团结战斗的气氛。美术、舞蹈、科技、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空前活跃。由于日军从湖南南侵，桂林危急，广西当局于1944年5月下旬下疏散令。
在这个危急关头，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了起来。由一批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策划，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西南剧展规模巨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过之外，还是仅见。”西南剧展标志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达到高潮。
坚持广西抗日救亡
团体的阵地
中共广西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领导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首先是推动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了三届学生军。1936年6月1日，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六一运动”（又称两广事变），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通电全国，逼蒋抗日。为增强抗日力量，组织学生参与抗日救国宣传，广西师专学生经请示广西当局批准成立抗日救国学生军。消息传出，全省各县、市中学生纷纷要求参加。
6月27日，在南宁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西学生成立大会暨誓师典礼，2万多学生参加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广西学生军大队300多人（史称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奔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军的带动下，全省有40多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实行“焦土抗战”，调遣主力军团参加淞沪抗战。10月，广西当局决定组建第二届学生军，以便随作战部队做政治工作。广西学生军大队录取了280多人集中在桂林市南郊李家村受训。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派了30多名党员参加学生军，组成了党支部。12月12日，广西政府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欢送学生军北上大会。
1938年1月，学生军到达武汉后，党支部立即找到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到学生军大队演讲。2月底，学生军到达鄂豫皖抗日前线，党支部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战地宣传，影响广泛。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险。广西当局决定组建广西第三届学生军，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共广西省工委为推动桂系坚决抗战和秘密掌握学生军这支队伍，指示各地大中学校的中共党员带动积极分子和爱国青年参加学生军。前去报名者达19000多名，广西当局从中录取了4200人，编为3个团，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司令官。各地党组织派到学生军的党员有99人，分布在27个男生中队和3个女生中队，初时在各团建立了总支或支部。12月，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在桂林月牙山一团驻地，向部分党员骨干布置了工作。
1939年初，根据桂林八办的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了学生军中的支部，党员改为单线联系。分布在各团的党员大部分担任了班、中队、大队和团领导职务，实际掌握了基层领导权。
1939年2月中旬，学生军3个团分别开赴平乐、桂平、宾阳继续集中训练。其间，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团结抗日的宣传。4月，学生军分别开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地方反动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1月，桂南形势紧张，学生军被缩编为两个团，调到桂南战事前沿地带和桂东南一带进行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桂南会战爆发后。学生军在中共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杀奸肃敌，打击日军，成绩显著，被称为“兵王”。日军对学生军又恨又怕，悬赏缉杀学生军队员。
1940年5月，夏威将学生军集中到隆安下颜进行整编，从中抽调800人到第十六集团军干训班受训，准备在结业后分配到桂军连队任军官；余下1200人组成一个学生军团。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编为3个大队，分赴桂南、桂西、桂中等地，进行战地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加强军民合作，配合部队坚守防线，组织游击队袭击骚扰日军，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惩治汉奸，打击日伪政权。学生军中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经中共南宁特支请示桂林八办同意，于7月成立了中共党总支委员会，由杨烈任总支书记，建立了12个支部，由南宁特支直接领导。党总支领导开展了反国民党专制的斗争，他们还在各地举办各种学习班，训练、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逆转，桂系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1941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学生军。至此，这支被誉为“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广西第三届学生军的使命宣告结束，党员分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坚持斗争。党在这支学生军中的活动，对后来广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是领导推动各地组建抗日战工团。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广西危在旦夕。1939年春，广西省政府为了借助民众的力量保卫广西，决定在梧州、玉林、浔州、南宁等地区成立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11月，日军从钦州湾登陆，钦廉四属和桂南十九县相继沦陷。在此民族存亡之际，中共广西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通令，领导和推动陆川、博白、北流、玉林、兴业、平南、贵县、容县等县城的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玉林区还在其所属的5个县的战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参加进去，掌握实际领导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省工委的指示，派遣一批党员打进了战工团，并且基本上掌握了各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各地战工团的团长和多数副团长都是兼职、挂名的，各项工作都由各部门的共产党员负责人具体操体，因此，党在战工团中掌握了实际领导权。
在省工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当地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信任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城乡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同时推动各个城镇、村寨、学校，普遍成立歌咏队、话剧队、演讲队、壁报组等宣传组织，兴办政治、文化夜校，宣传抗战。抗战的歌声响彻大地，抗战的戏剧遍及城乡，抗战的墙报、漫画、标语、军事知识和救护知识，成了抗战的宣传阵地。还组织了“晨呼队”、“夜呼队”。陆川战工队出版《动员日报》，北流战工团出版《建设日报》，博白战工团出版《博白日报》，宣传抗战形势，团结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对动员全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陆川县委在成立陆川县战工团之后，又派人组建了县抗日救亡战时教育工作团。这也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主导的统战组织，团部的干部多是共产党员。陆川战教团先后共培训了300多人。博白县战工团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培训了150多人。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举办了抗日妇女游击训练班，继而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也训练了骨干100多人。各县的战工团培养了这些大批的人才，充实了战工团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也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南宁区战工团在邕宁、上思、宁明、明江、思乐、绥渌、扶南、同正、隆安等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积极备战，支援前线，同时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抗日救亡的锻炼和考验，发展了一批党员。日军占领邕龙线（南宁—龙州）后，这支战工团队伍长期坚持敌后斗争。
各地发动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玉林五属的几个县的战工团，都组建了抗日自卫游击队伍。陆川县成立有县抗日自卫大队和49个乡游击中队，辖有队员4000多人。各乡游击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掌握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博白县战工团在向县政府取得武器装备后，选择地处十万大山西南面偏僻山区的官洞、历山一带作为据点，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入侵日军。南宁区战工团在上思等地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准备。与此同时，陆川、北流等县还组建了妇女游击队。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妇女》等报道她们是“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南国的巾帼英雄”。
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入侵广西，玉林地区各地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带动其它抗日团体，组织了浩大的民众队伍，到公路沿线进行破路、拆桥、抢割、坚壁清野，运走粮食，疏散妇孺老幼，准备坚决抗击入侵日军。与此同时，广泛建立情报网，开展锄奸工作。普遍设置情报人员，成立锄奸小组，民众自觉侦察、揭发、追捕汉奸。陆川县有一次围住汉奸廖轰家，一举捕获正在开会的大小汉奸10多人。自从广州沦陷以后，大量的日货从广州湾流经陆川运至玉林，进入广西内地，转运云、贵、川等省。一些汉奸、日探扮作商人混了进来，刺探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各县战工团组织民众日货检查团，沿公路布岗设卡，严密检查。仅在陆川县乌石圩的一次检查中，就查出棉布千余匹和大批煤油、火柴等物资。1940年10月，日军撤出广西前夕，广西当局强迫解散战工团。各地战工团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第三是在广西地干校、广西三青团等团体中坚持抗日阵地。1939年初，广西当局决定筹办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养新型人才，为此，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3次登门拜请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全国救国会理事）主持其事。杨向桂林八办李克农处长汇报。李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得到了批准。杨东莼在接受黄旭初的邀请之前，向黄提出：“用人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与方法一定要依照我所拟的计划，并且社会关系复杂，来往的人员各党派都有，不可因此而听信特务的语言与离间。”黄旭初一一答应。
为了办好这所干部学校，杨东莼专门拜访了当时在桂林作短暂逗留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杰出教育家徐特立。杨就如何办好这所学校的问题向徐请教，与之进行了3个晚上的长谈，确定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模式办学。1939年2月1日，这所由桂系举办的干部学校正式成立。黄旭初兼任校长，杨东莼任教育长，学校一切事务由杨全权处理。杨东莼首先着力于招揽人才，他通过桂林八办的关系和自己的社会关系，请进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中共广西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借桂系的名义培养发展进步力量的一个大好时机，因此也派进了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地干校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有100多人，并在校内成立了两个支部。一个是省外党员支部，属桂林八办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属广西省工委领导。两个支部互相配合协助杨东莼。在人事安排方面，杨东莼作了精心部署，把党员都安排在各个部门、单位中担任要职，掌握了全校行政、教学、训练的领导权，不但保证了地干校的办学方针和训练计划得以贯彻执行，而且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得以贯彻实施。按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地干校确定了训练的方针，着重于提高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学生的自觉纪律，唤起学生的战斗工作精神，实施集体的自我教育，强调动员精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要求把这一方针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训练之中。依据这个办学方针，地干校的党组织抓紧对党员的教育，教育党员要加强革命警惕性、组织性、纪律性和保持革命气节；要认清形势，学会做秘密工作的技巧，提高做秘密工作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隐蔽。
在对全校学员的政治训练方面，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为基本内容，并以此作为“办新校，育新人”的头等大事。学校经常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杨东莼通过桂林八办邀请叶剑英到校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叶剑英在白崇禧的陪同下来校，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了战局的态势，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指出抗战必胜的前途，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言行，使全校师生受到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
在此前后，还邀请了夏衍、田汉、胡愈之、千家驹、沈钧儒、李任仁、程思远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到校演讲、作报告，举行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形势任务、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同时积极引导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校把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讲授课程；图书资料室陈列进步报刊，公开借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地干校在校内抓紧对学员进行教育，同时引导和组织学员到校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学习和一系列活动，师生、员工在实践锻炼中，思想有了进步，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能力，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在成长。地干校办校的成绩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扬，被誉称为“南方抗大”。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反动势力的诽谤攻击和中伤破坏。他们攻击“地干校的训练方法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叫嚷地干校是“拿国民党的钱替共产党办学”，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等等。但是，当时桂系要利用杨东莼主持办学，招揽人才，培养新人，而杨东莼治校办学有方，还善于运用斗争策略，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巧妙对付各种事态，因此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广西的政治局势逆转恶化，地干校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有关指示精神，分批撤退党员。一部分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一部分分配到柳庆区、浔梧玉区、邕龙区干部训练班工作。分到3个地区干部训练班工作的20多名党员，又按照地干校的模式办学，训练培养了村街长约4000人，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中共特支。1940年12月31日，地干校宣告结束。该校办校两年，先后办了4期，培训了乡镇干部1400多人，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地干校结束时，一部分党员由中共广西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派进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加强了各地三青团和乡村基层党的力量，达到了“旧瓶装新酒”的目的。
隐蔽精干对付桂系
“反共逆流”
抗战初期,桂系当局在与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同时，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行迫害和镇压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如1937年8月至9月，桂系借“王公度事件”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力量；9月7日，中共郁江特委被破坏；9月至12月，发生桂西区游击队被诱骗的“百色谈判”；1938年5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南宁市委被破坏事件；6月，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1939年6月，中共田东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等等。7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宣布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3个特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12月，陈岸奉命代表广西党组织赴延安准备出席“七大”。1940年8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做撤离准备，中共广东省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同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派钱兴到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钱兴到桂后，对各地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和改组，以应对广西抗日救亡斗争的极其险恶的局面。
但在1942年夏至1943年初，国民党广西当局根据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的线索，在广西制造了桂林“七九事件”、玉林“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在桂林检查了广西党的工作后，离桂返粤，途中被捕，随即叛变。在郭潜的带领下，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了南委，又于7月7日到达桂林，伙同广西当局策划破坏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此前，广西省工委已获悉南委遭破坏一事，并初步制定了应变措施。7月8日晚，国民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交通员梁耀宝，梁即叛变投敌。根据梁耀宝提供的线索，7月9日，国民党特务包围了逸仙中学，逮捕了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夫妇及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人。苏蔓等3人在狱中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特为利用他们诱捕地下党员，于11日上午将他们“释放”回逸仙中学，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并胁迫他们自首。苏蔓等识破敌人的阴谋，在设法通知党组织和同志未果的情况下，13日凌晨，3人在逸仙中学宿舍集体自缢，以身殉党。
7月9日下午，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获悉事件发生后，果断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在桂林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撤退，并派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告知桂林事件和做好撤退准备。省工委机关除留个别干部负责处理撤退工作外，其余撤离。10日晚，叛徒梁耀宝带特务包围了钱兴的秘密住处，在房东的机智掩护下，钱兴夫妇从后门出走脱险，于11日安全撤离到灵川隐蔽。钱兴起草印发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员到桂林散发，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反共罪行。同时还继续布置全省的党组织坚决执行省工委转移应变的决定。这时，国民党特务继续在桂林、灵川、临桂等地疯狂追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至9月1日止，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有30多名党员被捕。
1943年1月上旬，“七九事件”发生后，负责留在桂林处理善后的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被捕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100人。国民党广西军政当局紧急部署在玉林、南宁进行大搜捕。1月13日，国民党玉林专员公署调集军警特务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实行大搜捕，逮捕了30多名共产党和20多名革命群众，查封了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使桂东南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月15日，国民党南宁专员公署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曙光报》社和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10多个单位，逮捕共产党员51人。随后，又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近50人。三大“反共事件”使广西党组织在城镇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广西省工委决定将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将党员转移隐蔽到农村及边远地区以保存力量。钱兴撤退到灵川后，继续布置全省党员转移隐蔽，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坚决执行省工委的决定，联系失散的同志，重新建立各地党组织和联络点。10月上旬，钱兴、邹冰等到达白沙井村重组成立了新的省工委机关，一方面迅速设法把大批党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一方面设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间接的联系，把广西的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1943年1月和2月，广西省工委又分别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的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和《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愤怒揭露了反共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行。
1943年3月15日到18日，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兼桂东特派员黄彰在武宣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主要骨干会议，分析研究斗争形势和任务，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进一步把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区。并决定派江明彬、韦敬礼到来宾、武宣，杨烈、梁游、黄耿到靖西、镇边，区镇、陈衷到右江，覃桂荣来往粤桂边、桂西，路番到柳北，进行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和开辟新区工作；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以开办砖厂作掩护,负责领导桂中南、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0月，根据形势的变化，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迁到较为偏僻的牛垌，隐蔽下来坚持斗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钱兴与两名党员骨干化名以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卖，开荒种地，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
1944年和1945年，钱兴两次组织省工委机关和英家周围的党员认真学习延安整风文件，使干部进一步增强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为迎接新的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开办砖厂隐蔽，成立交通站，担负联络领导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945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与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一批党员,加强了对黄姚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被打散、打垮，省工委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险恶条件下，继续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发动广西敌后抗日
“反顽”游击斗争
在1939年11月至次年10月国民党与入侵广西的日军展开桂南会战期间，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发动各界群众积极参战，踊跃支前，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在钦廉地区，从日军登陆钦州湾入侵广西的时候起，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合浦县工委在钦廉四属沦陷后，领导合浦一中的爱国青年100多人成立合浦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锄奸斗争。北海抗日学生队、东兴战时服务团、大勉自卫队和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作战。他们袭击日军据点，摧毁日军岗楼，破坏日军必经的道路和桥梁，截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打击日伪的维持会组织，捉拿和惩治汉奸，扰乱日军的后方，有力地支援了我国军队在邕宾线上和昆仑关的战斗。同时，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还领导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1940年春，合浦县的地方官僚、地主、奸商抢购大米等战略物资，运往涠洲岛等地资助日本侵略军，引起粮价暴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合浦县工委发动当地群众举行集会，向当地政府请愿，强烈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惩奸商，沿江拦截运米船只，将查获资敌大米平价出售给群众。4月，中共白石水区委发动师生和群众数千人，在白石水圩日召开“反汪”大会，推动“反顽”斗争进入高潮。
在日军占领南宁后，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南宁、玉林地区战工团，广西学生军、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战地服务团等团体活跃于前沿阵地和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破坏交通，坚壁清野，组织运输队、救护队，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慰劳军队。中共南宁党组织推动邕宁县那龙民众抗日游击队、三官区民众抗日游击队、那莲民众抗日游击队和八尺区抗日自卫队配合国民党部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毙伤日伪军200多人。中共灵山特支组织的两支抗日武装，毙伤日伪军420多人。战区以外的中共党组织也加强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捐钱捐物，防奸肃特，支援军队前线作战。
1944年夏秋，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溃败千里。9月，日本侵略军开始从湖南、广东两面进攻广西。11月10日，日军攻陷桂林，24日攻陷南宁。12月10日，从邕龙公路往北推进的日军与从南宁往南推进的日军在东门镇会合，完成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任务。日军占领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桂越公路沿线和西江沿岸，包括桂、柳、邕、梧4市和54座县城及部分圩镇，约占广西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广西省政府从桂林退到宜山，经都安、百色，直至凌云、乐业，仅能固守桂西、桂东、桂南的30多个县，战局险恶。
为了抗日救国保家乡,1944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月决定》。明确提出：广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根据《八月决定》，纷纷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队伍。如桂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纵队临阳联队、潞江抗日自卫队、灵川政工队以及全州、灌阳的7支抗日游击队；柳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抗日挺秀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镇国政工队、桂林师范战时服务团、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还有武鸣县邓广抗日游击队和中越边抗日游击队。此外，宜山、忻城、都安、河池、横县、贵县、武宣、桂平、宾阳、上林等县也先后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民抗日自卫队伍。此外，还有由各地党组织秘密派遣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县政府组建的抗日自卫队，推动其坚持抗日。据统计，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组织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共有20多支，约2000多人。中共各地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依靠各族群众与日伪军进行英勇机智的游击作战。他们活跃在广西20多个县，共打死打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领导全省各族人民英勇抗日的同时，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相继领导发动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和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2月26日至3月3日，在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领导下，桂东南的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相继举行抗日反顽起义。2月26日，以廖家义为司令员，中共陆川县委书记温翊俊为政委，有700多人枪的陆川抗日自卫军首先起义，打响了桂东南起义的第一枪。2月27日，博白人民抗日自卫军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司令员林执真、政委熊景升，有1200多人枪。3月2日，吴家宜和兴业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李云蒿、政委张熙和、副司令员兼县抗日民主县长覃注礼率所部500多人枪举行起义。次日，贵县人民抗日自卫军200多人枪在黄彰和司令员谭留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谭振邦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分别攻下了六永、东平、亭子、大江、思怀、龙塘、仁厚、葵阳、铁城、城隍等20多个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乡公所，在数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收缴了顽军的一批武器弹药，将缴获的粮食等物资分发给群众。国民党反共顽固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调集重兵向起义军进行反扑。起义军与顽军英勇作战20多天，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武器装备落后，起义失败。
在此前后，在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合浦起义、灵山起义、小董起义和防城起义。
1945年2月3日至3月下旬，合浦公馆、白沙、南康、小江、白石水、西场等区乡和灵南香山乡相继发动起义，起义部队700多人，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合浦大队、西场大队、小江中队和灵南中队，由张世聪任支队长兼政委。起义部队攻下白石水、马栏、小江、西场、维安等乡镇公所，缴获枪支200多支，毙顽军16人，俘150多人。2月8日，灵山抗日武装400多人在檀圩发动起义，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支队。中共灵山特派员陈铭金任支队长兼政委。是日晚，攻打县城受挫，负责内应的领导人何林等10多人牺牲。9日，起义部队在钟灵、司练一带与国民党顽敌2000多人作战，毙敌数十人。下旬，灵山支队主力向白石水转移。
2月17日，钦县抗日反顽武装起义在小董举行，起义部队100多人，编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指挥朱守刚、政委卢文。起义部队袭击小董镇未克后撤到六虾、那料、八甲等村。3月，起义部队在国民党顽军强攻下被冲散，卢文、朱守刚等19人被捕，其中13人被杀害，余下部队撤离隐蔽。
南路特委为支援钦廉抗日反顽起义，派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纵队参谋长李筱峰率第二支队800多人枪，于2月11日开赴白石水区金街，与第三支队合浦大队会合。2月19日，阮明被国民党杀害，张世聪继任中共钦廉四属组织联络员。3月下旬，第二、三支队遭顽军围攻，部队被打散。4月，李筱峰率第二支队及第三支队合灵部队转移到雷州半岛，张世聪带领第三支队黄河大队留在白石水区继续游击斗争。5月6日，张世聪在顽军进攻大窝山一战中英勇牺牲。黄河大队主力转移到雷州半岛，少数留下继续坚持游击斗争。6月14日，中共钦防特派员谢王岗领导防城抗日游击武装在那良举行起义，成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任命沈鸿周、沈耀初为正副大队长，辖150人枪。成立后数次击退日伪军的进攻，毙敌20多人，缴枪14支。由于敌众我寡，桂东南和钦廉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这两次起义是当时广西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它对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广西党组织高举团结抗日旗帜，掀起八桂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积极开展敌后抗日反顽斗争，成为坚持广西团结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广西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连载三）
建立广西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坚持联桂抗日的正确方针，为争取新桂系集团共赴国难做了许多统战工作。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中共党员杨德华到桂林，向新桂系当局说明中共中央将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全权代表到广西进行合作抗日谈判。
新桂系当局对此很重视，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王公度等军政首脑和高级幕僚商讨决策。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兼代理司令员张云逸及秘书李实（罗理实）到桂林。12日，张云逸与李、白及桂系军政要员正式会谈，分析了全国民族危机局势，阐明中共西安事变以来积极联合各党各派力量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坚定立场。李、白表示赞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愿意联共拥蒋抗日，共赴国难。在桂期间，张云逸还与桂系要员及四川刘湘代表张斯可多次就三方联合推动蒋介石共同抗日进行洽谈。
6月下旬，三方达成联合抗日纲领草案七条：
一、以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
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
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
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由各党派指定；
六、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
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6月26日，张云逸电报中共中央，请示批准。次日，毛泽东即复电，认为纲领草案是对的，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张云逸：在国家存亡和国民党、蒋介石转变政策的关头，我党与桂、川各方应诚意拥护蒋氏与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可有牵制之意；同时，要各方做好抗日救亡实际工作，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联络，推动各方也努力去做。张云逸向李、白转达毛泽东的复电，坚定了桂系联共拥蒋抗日的立场。张云逸与桂系、川系签订抗日协定，创建广西抗日统一战线，对于推动广西和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促使桂系与蒋介石摒弃前嫌，迅速出兵参加淞沪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桂系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广西的抗日救亡斗争局面极端复杂。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桂系集团的正确策略，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下旬，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在与白崇禧撤离武汉南下途中，精辟地阐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鼓励白坚持抗战，争取当民族英雄，我党坚决支持广西抗日。为适应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的需要，争取白崇禧同意我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1月上中旬，吴奚如、李克农、夏之栩等从武汉撤退到桂林，正式筹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初时称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吴奚如、李克农先后任处长。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成立以后，周恩来3次来到桂林检查指示工作，并亲自出席各种集会，发表关于抗战形势的演讲，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阴谋活动，号召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桂林的活动对与桂系搞好统战关系，推动团结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多次来到桂林，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统战活动，多次应邀作公开演讲，科学分析全国抗战形势和任务，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经验，阐述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呼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号召广大青年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广西的落实。桂林的重要报刊评说叶剑英的演讲“稳定了军心、民心，抵得上千军万马”。博古、叶挺、徐特立、袁国平以及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等都到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同时又担负南方局驻桂林办事处的领导责任。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习惯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负责领导广西省工委和联络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湘、黔、赣、闽、粤、港澳及南洋等地的中共党组织，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新四军平江、韶关、上饶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贵阳八办等建立交通关系。桂林八办为运筹南方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广泛团结了新桂系的上层人物、国民党民主派和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接济来桂的著名抗日文化人士，掀起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联络、掩护了华南各地的党组织；筹运了大批军用物资，输送了大批过往人员，为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桂林八办在1月20日被迫撤销。为了继续坚持在桂林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界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于6月底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等到桂林，组成以李亚群为书记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界、教育界的党组织，推动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继续发展，重点是加强与李济深、李任仁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派的统战工作。因为李济深是国民党抗日民主派的著名领袖，李宗仁、白崇禧的扶持者，与黄旭初有师生关系，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1940年10月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李任仁当时是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广西建设研究会常务委员，曾是白崇禧的老师。
李济深、李任仁虽无军政实权，但在桂系中影响较大，他们愿意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在必要时通过各种关系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坚持和巩固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亲自向李亚群布置任务：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广西地下党不发生横向关系，主要通过单线关系领导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搞好与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通过他们做桂系统战工作；在柳州与第四战区的张发奎搞好统战关系；组织领导理论、文化、教育界的党员，团结教育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重新组建桂林文化界的党组织，继续开展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对华侨的宣传工作。
李亚群到桂林后，按照南方局的部署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按党员的社会职业、社会关系、工作关系，重新组建或恢复桂林文化、教育界的党组织。不久，南方局又派了张友渔、陈翰笙、狄超白等党员到桂林，由李亚群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配合李亚群工作。统战工作委员会不与广西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及时通过李济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以及救国会成员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通过他联系、影响两广和西南的地方实力派与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李济深多方面协助下，对保护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救济安置进步文化人士、支持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柳州，李亚群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的中共特支领导人左洪涛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将该司令长官部所属的抗敌演剧第四、五、六、七、九队和桂林新中国剧社中的中共组织交由左洪涛领导。左洪涛利用自己是张发奎的秘书科长的特殊身份，加强对第四战区司令部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左洪涛领导中共特支一方面做一些中下级军官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站到进步方面来；另一方面利用合法地位，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指导几个抗敌演剧队在柳州、南宁等地区活动达4年之久，影响广泛。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为接济从香港脱险返回桂林的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在桂林建立了秘密接待站，多方设法筹集生活经费，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随后，通过统战途径陆续为他们安排工作。在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桂林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戏剧艺术各团体的党员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相互呼应，克服困难，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1944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李亚群等撤回重庆，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同年9月，日军入侵广西，桂林疏散。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赶赴桂林，帮助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疏散转移。在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协助下，柳亚子、田汉、邵荃麟、熊佛西等人撤往贵阳、重庆；司马文森、张琛等人转移到柳北，与当地的党组织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陈此生、莫乃群、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铁生、张锡昌等人转移到桂东贺县、昭平。
1944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从桂林返回苍梧家乡，组织开展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斗争。同年冬，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派李嘉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代表的身份，到广西昭平向魏南金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要在桂东粤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帮助李济深发展游击队和开展抗日作战。尔后，李嘉人前往苍梧向李济深呈交周恩来的信函和转达中共方面的计划。在昭平的中共广东北江副特派员魏南金加紧调整干部，积极推进桂东的抗日统战工作。
1944年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地下党员狄超白奉命回广西协助李济深工作，并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是年底，狄超白到昭平县黄姚镇向欧阳予倩、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莫乃群等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了千家驹、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欧阳予倩等人入盟，随即到贺县八步向民主政团同盟秘书处梁漱溟传达民盟中央的决定。
1945年春，在狄超白的参与指导下，梁漱溟、张锡昌等在八步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梁漱溟、陈此生、张锡昌、欧阳予倩、千家驹、周匡人、徐寅初、莫乃群等为委员，梁漱溟为总负责人。东南总支部管辖粤、桂、湘、鄂、云、贵、闽及海外等省区的民盟组织，实行“工作公开，组织秘密”的原则，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工作方针，开展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之后，民盟东南总支部以昭平黄姚中学、《广西日报》（昭平版）、贺县八步、临江中学为阵地，通过办好《广西日报》，印发《民主宪政》杂志，举办抗日救亡演讲，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主张，推动桂东民众抗日救亡斗争高潮。
领导发动桂林抗日救亡
文化运动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桂林八办积极推动下，一个气势磅礴、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兴起。1938年冬至1944年9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推动下，进步文化人士掀起了盛极一时、闻名中外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和大西南的一个抗日文化中心。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来自各地的1000多名从事文化科教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其中，著名的作家、记者、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有郭沫若、茅盾、田汉、欧阳予倩、千家驹、范长江等200多人，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盛极一时。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在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系统建立了党组织，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据统计，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只有《广西日报》，后来有《救亡日报》等13家报社，另有新闻机构10多个。先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200多家，出版的杂志有近200种、各类图书1000多种，畅销内地、港澳以及南洋。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贯彻总会提出的“文化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推动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社会活动，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问题，坚持了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正确方向。
当时，在桂林活动过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其中话剧团队有40多个，他们在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著名戏剧家的运筹下，在桂林形成了群众性抗战戏剧的高潮。不少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踊跃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群众性的音乐运动也开展得十分火热，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都组织了歌咏队、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歌咏比赛，普及街头歌咏宣传，音乐工作者深入到市民和难民中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带动了群众歌咏活动蓬勃发展。桂林“万人大合唱”，抗日救亡气势宏伟。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彩调演出风行桂林。有的歌舞剧在桂林演出轰动全城，还到广西各县和广东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还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漫画与木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等一批著名画家、木刻家先后汇集桂林。他们团结桂林的美术工作者，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举办了艺术师资训练班、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等多种形式的美术培训班，创办了多种美术刊物，徐悲鸿、关山月等名画家都曾在桂林办过画展。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11日，周恩来电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紧急部署撤退工作，妥善安排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迅速疏散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一方面采取正确应变措施，有计划地将在桂的外来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撤往香港等地。
1月20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工作人员撤离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后，一批进步报刊、书店、出版社也被迫关闭和解散，许多共产党员、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抗战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经南方局和粤港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何香凝、柳亚子、夏衍、茅盾、梁漱溟、杨东莼等著名民主文化人士又分批云集桂林。在南方局的周密部署和李济深的倾力支持下，我党领导和推动的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重新发展起来。1942年新开办了20多家进步书店和出版社，新创办了20多种进步刊物。这个时期，桂林出版的文学刊物比前一个时期还要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大都集中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主题。中共直接领导的职业剧团新中国剧社，在桂林上演了大批抗战剧目，还出发到衡阳、长沙、湘潭等地演出，扩大了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影响。桂林音乐界频频举行各种抗日音乐会，在市体育场举行的大型歌咏会上，万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中华全国美术联合会桂林分会成立，多次举办画展，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孔。桂林多数报纸的副刊仍为进步人士所掌握，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方向。
1944年，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再次出现高潮。这个高潮的主要标志是西南剧展的举行和保卫大西南宣传运动的开展。是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举行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这次剧展，由黄旭初任大会会长，西南各省主席和各战区司令长官任名誉会长。但是他们都是挂名的，在其中担任各部门实际领导工作，以及主导整个大会活动的，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在剧展的整个过程中，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使剧展成为“挂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的重大抗日文化运动。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共895人参加演出展览，大会工作人员近1000人。演出话剧、平剧、桂剧、歌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和群众合唱等，观众达10多万人次。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举行了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运动路线”、“如何创造民族歌剧”、“改革旧剧”等问题的专题座谈。剧展大会的全过程洋溢着朝气蓬勃，互相观摩，共同探索，团结战斗的气氛。美术、舞蹈、科技、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空前活跃。由于日军从湖南南侵，桂林危急，广西当局于1944年5月下旬下疏散令。
在这个危急关头，桂林的文化界又一次动员了起来。由一批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策划，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起来保卫桂林，保卫大西南。西南剧展规模巨大，阵容雄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当时，美国戏剧评论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举行过之外，还是仅见。”西南剧展标志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达到高潮。
坚持广西抗日救亡
团体的阵地
中共广西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领导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中坚力量的作用。
首先是推动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了三届学生军。1936年6月1日，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动“六一运动”（又称两广事变），打起“北上抗日”的旗帜，通电全国，逼蒋抗日。为增强抗日力量，组织学生参与抗日救国宣传，广西师专学生经请示广西当局批准成立抗日救国学生军。消息传出，全省各县、市中学生纷纷要求参加。
6月27日，在南宁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西学生成立大会暨誓师典礼，2万多学生参加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广西学生军大队300多人（史称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奔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学生军的带动下，全省有40多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实行“焦土抗战”，调遣主力军团参加淞沪抗战。10月，广西当局决定组建第二届学生军，以便随作战部队做政治工作。广西学生军大队录取了280多人集中在桂林市南郊李家村受训。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派了30多名党员参加学生军，组成了党支部。12月12日，广西政府在省府大礼堂举行欢送学生军北上大会。
1938年1月，学生军到达武汉后，党支部立即找到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还到学生军大队演讲。2月底，学生军到达鄂豫皖抗日前线，党支部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战地宣传，影响广泛。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危险。广西当局决定组建广西第三届学生军，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共广西省工委为推动桂系坚决抗战和秘密掌握学生军这支队伍，指示各地大中学校的中共党员带动积极分子和爱国青年参加学生军。前去报名者达19000多名，广西当局从中录取了4200人，编为3个团，委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司令官。各地党组织派到学生军的党员有99人，分布在27个男生中队和3个女生中队，初时在各团建立了总支或支部。12月，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在桂林月牙山一团驻地，向部分党员骨干布置了工作。
1939年初，根据桂林八办的指示，广西省工委撤销了学生军中的支部，党员改为单线联系。分布在各团的党员大部分担任了班、中队、大队和团领导职务，实际掌握了基层领导权。
1939年2月中旬，学生军3个团分别开赴平乐、桂平、宾阳继续集中训练。其间，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团结抗日的宣传。4月，学生军分别开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地方反动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1月，桂南形势紧张，学生军被缩编为两个团，调到桂南战事前沿地带和桂东南一带进行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桂南会战爆发后。学生军在中共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杀奸肃敌，打击日军，成绩显著，被称为“兵王”。日军对学生军又恨又怕，悬赏缉杀学生军队员。
1940年5月，夏威将学生军集中到隆安下颜进行整编，从中抽调800人到第十六集团军干训班受训，准备在结业后分配到桂军连队任军官；余下1200人组成一个学生军团。整编后的广西学生军编为3个大队，分赴桂南、桂西、桂中等地，进行战地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加强军民合作，配合部队坚守防线，组织游击队袭击骚扰日军，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惩治汉奸，打击日伪政权。学生军中的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经中共南宁特支请示桂林八办同意，于7月成立了中共党总支委员会，由杨烈任总支书记，建立了12个支部，由南宁特支直接领导。党总支领导开展了反国民党专制的斗争，他们还在各地举办各种学习班，训练、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逆转，桂系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1941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学生军。至此，这支被誉为“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广西第三届学生军的使命宣告结束，党员分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坚持斗争。党在这支学生军中的活动，对后来广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是领导推动各地组建抗日战工团。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广西危在旦夕。1939年春，广西省政府为了借助民众的力量保卫广西，决定在梧州、玉林、浔州、南宁等地区成立战时工作团(简称战工团)。11月，日军从钦州湾登陆，钦廉四属和桂南十九县相继沦陷。在此民族存亡之际，中共广西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通令，领导和推动陆川、博白、北流、玉林、兴业、平南、贵县、容县等县城的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玉林区还在其所属的5个县的战工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动员进步青年参加进去，掌握实际领导权，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各地党组织坚决贯彻省工委的指示，派遣一批党员打进了战工团，并且基本上掌握了各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各地战工团的团长和多数副团长都是兼职、挂名的，各项工作都由各部门的共产党员负责人具体操体，因此，党在战工团中掌握了实际领导权。
在省工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争取当地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信任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深入城乡进行全民抗战动员，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同时推动各个城镇、村寨、学校，普遍成立歌咏队、话剧队、演讲队、壁报组等宣传组织，兴办政治、文化夜校，宣传抗战。抗战的歌声响彻大地，抗战的戏剧遍及城乡，抗战的墙报、漫画、标语、军事知识和救护知识，成了抗战的宣传阵地。还组织了“晨呼队”、“夜呼队”。陆川战工队出版《动员日报》，北流战工团出版《建设日报》，博白战工团出版《博白日报》，宣传抗战形势，团结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对动员全民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中共陆川县委在成立陆川县战工团之后，又派人组建了县抗日救亡战时教育工作团。这也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主导的统战组织，团部的干部多是共产党员。陆川战教团先后共培训了300多人。博白县战工团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培训了150多人。玉林五属战工团总团举办了抗日妇女游击训练班，继而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也训练了骨干100多人。各县的战工团培养了这些大批的人才，充实了战工团和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也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南宁区战工团在邕宁、上思、宁明、明江、思乐、绥渌、扶南、同正、隆安等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积极备战，支援前线，同时也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学习班、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和积极分子。经过抗日救亡的锻炼和考验，发展了一批党员。日军占领邕龙线（南宁—龙州）后，这支战工团队伍长期坚持敌后斗争。
各地发动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玉林五属的几个县的战工团，都组建了抗日自卫游击队伍。陆川县成立有县抗日自卫大队和49个乡游击中队，辖有队员4000多人。各乡游击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掌握了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博白县战工团在向县政府取得武器装备后，选择地处十万大山西南面偏僻山区的官洞、历山一带作为据点，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抗日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入侵日军。南宁区战工团在上思等地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准备。与此同时，陆川、北流等县还组建了妇女游击队。当时的《救亡日报》、《广西妇女》等报道她们是“现代的花木兰”、“妇女解放的先锋”、“南国的巾帼英雄”。
为了防止日军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入侵广西，玉林地区各地战工团和南宁区战工团带动其它抗日团体，组织了浩大的民众队伍，到公路沿线进行破路、拆桥、抢割、坚壁清野，运走粮食，疏散妇孺老幼，准备坚决抗击入侵日军。与此同时，广泛建立情报网，开展锄奸工作。普遍设置情报人员，成立锄奸小组，民众自觉侦察、揭发、追捕汉奸。陆川县有一次围住汉奸廖轰家，一举捕获正在开会的大小汉奸10多人。自从广州沦陷以后，大量的日货从广州湾流经陆川运至玉林，进入广西内地，转运云、贵、川等省。一些汉奸、日探扮作商人混了进来，刺探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各县战工团组织民众日货检查团，沿公路布岗设卡，严密检查。仅在陆川县乌石圩的一次检查中，就查出棉布千余匹和大批煤油、火柴等物资。1940年10月，日军撤出广西前夕，广西当局强迫解散战工团。各地战工团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转移隐蔽继续坚持斗争。
第三是在广西地干校、广西三青团等团体中坚持抗日阵地。1939年初，广西当局决定筹办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培养新型人才，为此，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3次登门拜请著名教育家杨东莼（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全国救国会理事）主持其事。杨向桂林八办李克农处长汇报。李即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请示，得到了批准。杨东莼在接受黄旭初的邀请之前，向黄提出：“用人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与方法一定要依照我所拟的计划，并且社会关系复杂，来往的人员各党派都有，不可因此而听信特务的语言与离间。”黄旭初一一答应。
为了办好这所干部学校，杨东莼专门拜访了当时在桂林作短暂逗留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杰出教育家徐特立。杨就如何办好这所学校的问题向徐请教，与之进行了3个晚上的长谈，确定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模式办学。1939年2月1日，这所由桂系举办的干部学校正式成立。黄旭初兼任校长，杨东莼任教育长，学校一切事务由杨全权处理。杨东莼首先着力于招揽人才，他通过桂林八办的关系和自己的社会关系，请进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中共广西省工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借桂系的名义培养发展进步力量的一个大好时机，因此也派进了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地干校工作和学习的中共党员有100多人，并在校内成立了两个支部。一个是省外党员支部，属桂林八办领导；一个是省内党员支部，属广西省工委领导。两个支部互相配合协助杨东莼。在人事安排方面，杨东莼作了精心部署，把党员都安排在各个部门、单位中担任要职，掌握了全校行政、教学、训练的领导权，不但保证了地干校的办学方针和训练计划得以贯彻执行，而且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得以贯彻实施。按照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办学模式，地干校确定了训练的方针，着重于提高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学生的自觉纪律，唤起学生的战斗工作精神，实施集体的自我教育，强调动员精神，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要求把这一方针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训练之中。依据这个办学方针，地干校的党组织抓紧对党员的教育，教育党员要加强革命警惕性、组织性、纪律性和保持革命气节；要认清形势，学会做秘密工作的技巧，提高做秘密工作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隐蔽。
在对全校学员的政治训练方面，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为基本内容，并以此作为“办新校，育新人”的头等大事。学校经常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杨东莼通过桂林八办邀请叶剑英到校作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讲。叶剑英在白崇禧的陪同下来校，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了战局的态势，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指出抗战必胜的前途，批评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言行，使全校师生受到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
在此前后，还邀请了夏衍、田汉、胡愈之、千家驹、沈钧儒、李任仁、程思远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到校演讲、作报告，举行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会；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形势任务、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同时积极引导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学校把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讲授课程；图书资料室陈列进步报刊，公开借阅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地干校在校内抓紧对学员进行教育，同时引导和组织学员到校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入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学习和一系列活动，师生、员工在实践锻炼中，思想有了进步，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能力，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在成长。地干校办校的成绩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赞扬，被誉称为“南方抗大”。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反动势力的诽谤攻击和中伤破坏。他们攻击“地干校的训练方法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叫嚷地干校是“拿国民党的钱替共产党办学”，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等等。但是，当时桂系要利用杨东莼主持办学，招揽人才，培养新人，而杨东莼治校办学有方，还善于运用斗争策略，能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巧妙对付各种事态，因此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广西的政治局势逆转恶化，地干校的党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有关指示精神，分批撤退党员。一部分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一部分分配到柳庆区、浔梧玉区、邕龙区干部训练班工作。分到3个地区干部训练班工作的20多名党员，又按照地干校的模式办学，训练培养了村街长约4000人，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两个中共特支。1940年12月31日，地干校宣告结束。该校办校两年，先后办了4期，培训了乡镇干部1400多人，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地干校结束时，一部分党员由中共广西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派进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部和各县分团部工作，加强了各地三青团和乡村基层党的力量，达到了“旧瓶装新酒”的目的。
隐蔽精干对付桂系
“反共逆流”
抗战初期,桂系当局在与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同时，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行迫害和镇压政策,制造了一系列破坏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事件。如1937年8月至9月，桂系借“王公度事件”打击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和进步力量；9月7日，中共郁江特委被破坏；9月至12月，发生桂西区游击队被诱骗的“百色谈判”；1938年5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南宁市委被破坏事件；6月，中共那马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1939年6月，中共田东中心县委被破坏事件等等。7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宣布撤销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南宁、梧州3个特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12月，陈岸奉命代表广西党组织赴延安准备出席“七大”。1940年8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做撤离准备，中共广东省委派苏蔓回广西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同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派钱兴到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长，黄书光任青年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钱兴到桂后，对各地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和改组，以应对广西抗日救亡斗争的极其险恶的局面。
但在1942年夏至1943年初，国民党广西当局根据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叛变的线索，在广西制造了桂林“七九事件”、玉林“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在桂林检查了广西党的工作后，离桂返粤，途中被捕，随即叛变。在郭潜的带领下，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了南委，又于7月7日到达桂林，伙同广西当局策划破坏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此前，广西省工委已获悉南委遭破坏一事，并初步制定了应变措施。7月8日晚，国民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交通员梁耀宝，梁即叛变投敌。根据梁耀宝提供的线索，7月9日，国民党特务包围了逸仙中学，逮捕了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夫妇及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人。苏蔓等3人在狱中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特为利用他们诱捕地下党员，于11日上午将他们“释放”回逸仙中学，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并胁迫他们自首。苏蔓等识破敌人的阴谋，在设法通知党组织和同志未果的情况下，13日凌晨，3人在逸仙中学宿舍集体自缢，以身殉党。
7月9日下午，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获悉事件发生后，果断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在桂林的各级组织和党员撤退，并派员到柳州、南宁、玉林等地，告知桂林事件和做好撤退准备。省工委机关除留个别干部负责处理撤退工作外，其余撤离。10日晚，叛徒梁耀宝带特务包围了钱兴的秘密住处，在房东的机智掩护下，钱兴夫妇从后门出走脱险，于11日安全撤离到灵川隐蔽。钱兴起草印发了《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派员到桂林散发，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当局的反共罪行。同时还继续布置全省的党组织坚决执行省工委转移应变的决定。这时，国民党特务继续在桂林、灵川、临桂等地疯狂追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至9月1日止，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林市委有30多名党员被捕。
1943年1月上旬，“七九事件”发生后，负责留在桂林处理善后的原中共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被捕叛变，供出桂东南和桂西南地区的党员名单近100人。国民党广西军政当局紧急部署在玉林、南宁进行大搜捕。1月13日，国民党玉林专员公署调集军警特务在玉林、博白、陆川、北流、兴业、容县、灵山等县实行大搜捕，逮捕了30多名共产党和20多名革命群众，查封了群生、三友、建国等进步书店，使桂东南地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月15日，国民党南宁专员公署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曙光报》社和南宁高中、南宁初中、三青团邕宁分团部、邕宁妇女会等10多个单位，逮捕共产党员51人。随后，又在武鸣、宾阳、横县、龙州等县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近50人。三大“反共事件”使广西党组织在城镇遭受严重破坏。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广西省工委决定将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将党员转移隐蔽到农村及边远地区以保存力量。钱兴撤退到灵川后，继续布置全省党员转移隐蔽，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坚决执行省工委的决定，联系失散的同志，重新建立各地党组织和联络点。10月上旬，钱兴、邹冰等到达白沙井村重组成立了新的省工委机关，一方面迅速设法把大批党员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一方面设法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间接的联系，把广西的情况报告上级党组织。1943年1月和2月，广西省工委又分别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的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和《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愤怒揭露了反共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行。
1943年3月15日到18日，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兼桂东特派员黄彰在武宣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主要骨干会议，分析研究斗争形势和任务，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进一步把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越桂边区。并决定派江明彬、韦敬礼到来宾、武宣，杨烈、梁游、黄耿到靖西、镇边，区镇、陈衷到右江，覃桂荣来往粤桂边、桂西，路番到柳北，进行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和开辟新区工作；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以开办砖厂作掩护,负责领导桂中南、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0月，根据形势的变化，钱兴决定将省工委机关迁到较为偏僻的牛垌，隐蔽下来坚持斗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钱兴与两名党员骨干化名以叔侄相称，同当地群众上山割茅草、烧石灰卖，开荒种地，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省工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的在私塾做教师、有的在寺庙当庙祝、有的帮人打工，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终于在这个地区站稳了脚跟。
1944年和1945年，钱兴两次组织省工委机关和英家周围的党员认真学习延安整风文件，使干部进一步增强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为迎接新的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黄彰在来宾县大湾镇开办砖厂隐蔽，成立交通站，担负联络领导桂东南、桂西南的党组织。1945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与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和一批党员,加强了对黄姚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被打散、打垮，省工委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险恶条件下，继续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发动广西敌后抗日
“反顽”游击斗争
在1939年11月至次年10月国民党与入侵广西的日军展开桂南会战期间，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发动各界群众积极参战，踊跃支前，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在钦廉地区，从日军登陆钦州湾入侵广西的时候起，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合浦县工委在钦廉四属沦陷后，领导合浦一中的爱国青年100多人成立合浦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锄奸斗争。北海抗日学生队、东兴战时服务团、大勉自卫队和灵山青年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作战。他们袭击日军据点，摧毁日军岗楼，破坏日军必经的道路和桥梁，截击日军的运输车辆，打击日伪的维持会组织，捉拿和惩治汉奸，扰乱日军的后方，有力地支援了我国军队在邕宾线上和昆仑关的战斗。同时，中共钦廉地区的党组织还领导群众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1940年春，合浦县的地方官僚、地主、奸商抢购大米等战略物资，运往涠洲岛等地资助日本侵略军，引起粮价暴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合浦县工委发动当地群众举行集会，向当地政府请愿，强烈要求禁止运米资敌，严惩奸商，沿江拦截运米船只，将查获资敌大米平价出售给群众。4月，中共白石水区委发动师生和群众数千人，在白石水圩日召开“反汪”大会，推动“反顽”斗争进入高潮。
在日军占领南宁后，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南宁、玉林地区战工团，广西学生军、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战地服务团等团体活跃于前沿阵地和敌占区，发动组织群众破坏交通，坚壁清野，组织运输队、救护队，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慰劳军队。中共南宁党组织推动邕宁县那龙民众抗日游击队、三官区民众抗日游击队、那莲民众抗日游击队和八尺区抗日自卫队配合国民党部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毙伤日伪军200多人。中共灵山特支组织的两支抗日武装，毙伤日伪军420多人。战区以外的中共党组织也加强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捐钱捐物，防奸肃特，支援军队前线作战。
1944年夏秋，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国民党军溃败千里。9月，日本侵略军开始从湖南、广东两面进攻广西。11月10日，日军攻陷桂林，24日攻陷南宁。12月10日，从邕龙公路往北推进的日军与从南宁往南推进的日军在东门镇会合，完成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任务。日军占领了湘桂铁路、黔桂铁路、桂越公路沿线和西江沿岸，包括桂、柳、邕、梧4市和54座县城及部分圩镇，约占广西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广西省政府从桂林退到宜山，经都安、百色，直至凌云、乐业，仅能固守桂西、桂东、桂南的30多个县，战局险恶。
为了抗日救国保家乡,1944年8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作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八月决定》。明确提出：广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根据《八月决定》，纷纷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队伍。如桂东北地区先后成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纵队临阳联队、潞江抗日自卫队、灵川政工队以及全州、灌阳的7支抗日游击队；柳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融县抗日挺进队、融县抗日挺秀队、柳州日报社警卫队、镇国政工队、桂林师范战时服务团、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还有武鸣县邓广抗日游击队和中越边抗日游击队。此外，宜山、忻城、都安、河池、横县、贵县、武宣、桂平、宾阳、上林等县也先后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人民抗日自卫队伍。此外，还有由各地党组织秘密派遣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县政府组建的抗日自卫队，推动其坚持抗日。据统计，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期间，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组织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抗日武装共有20多支，约2000多人。中共各地党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依靠各族群众与日伪军进行英勇机智的游击作战。他们活跃在广西20多个县，共打死打伤日、伪军约1000人，击沉敌船60艘，缴获各种枪械数百支，弹药2万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领导全省各族人民英勇抗日的同时，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相继领导发动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和钦廉四属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2月26日至3月3日，在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办事处领导下，桂东南的陆川、博白、贵县、兴业等县相继举行抗日反顽起义。2月26日，以廖家义为司令员，中共陆川县委书记温翊俊为政委，有700多人枪的陆川抗日自卫军首先起义，打响了桂东南起义的第一枪。2月27日，博白人民抗日自卫军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司令员林执真、政委熊景升，有1200多人枪。3月2日，吴家宜和兴业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李云蒿、政委张熙和、副司令员兼县抗日民主县长覃注礼率所部500多人枪举行起义。次日，贵县人民抗日自卫军200多人枪在黄彰和司令员谭留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谭振邦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分别攻下了六永、东平、亭子、大江、思怀、龙塘、仁厚、葵阳、铁城、城隍等20多个国民党顽固派盘踞的乡公所，在数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收缴了顽军的一批武器弹药，将缴获的粮食等物资分发给群众。国民党反共顽固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调集重兵向起义军进行反扑。起义军与顽军英勇作战20多天，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武器装备落后，起义失败。
在此前后，在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合浦起义、灵山起义、小董起义和防城起义。
1945年2月3日至3月下旬，合浦公馆、白沙、南康、小江、白石水、西场等区乡和灵南香山乡相继发动起义，起义部队700多人，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合浦大队、西场大队、小江中队和灵南中队，由张世聪任支队长兼政委。起义部队攻下白石水、马栏、小江、西场、维安等乡镇公所，缴获枪支200多支，毙顽军16人，俘150多人。2月8日，灵山抗日武装400多人在檀圩发动起义，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灵山支队。中共灵山特派员陈铭金任支队长兼政委。是日晚，攻打县城受挫，负责内应的领导人何林等10多人牺牲。9日，起义部队在钟灵、司练一带与国民党顽敌2000多人作战，毙敌数十人。下旬，灵山支队主力向白石水转移。
2月17日，钦县抗日反顽武装起义在小董举行，起义部队100多人，编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指挥朱守刚、政委卢文。起义部队袭击小董镇未克后撤到六虾、那料、八甲等村。3月，起义部队在国民党顽军强攻下被冲散，卢文、朱守刚等19人被捕，其中13人被杀害，余下部队撤离隐蔽。
南路特委为支援钦廉抗日反顽起义，派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纵队参谋长李筱峰率第二支队800多人枪，于2月11日开赴白石水区金街，与第三支队合浦大队会合。2月19日，阮明被国民党杀害，张世聪继任中共钦廉四属组织联络员。3月下旬，第二、三支队遭顽军围攻，部队被打散。4月，李筱峰率第二支队及第三支队合灵部队转移到雷州半岛，张世聪带领第三支队黄河大队留在白石水区继续游击斗争。5月6日，张世聪在顽军进攻大窝山一战中英勇牺牲。黄河大队主力转移到雷州半岛，少数留下继续坚持游击斗争。6月14日，中共钦防特派员谢王岗领导防城抗日游击武装在那良举行起义，成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任命沈鸿周、沈耀初为正副大队长，辖150人枪。成立后数次击退日伪军的进攻，毙敌20多人，缴枪14支。由于敌众我寡，桂东南和钦廉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这两次起义是当时广西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它对解放战争时期广西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共广西党组织高举团结抗日旗帜，掀起八桂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积极开展敌后抗日反顽斗争，成为坚持广西团结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广西抗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