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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和强国相比还有哪些差距?这是人们并不太清楚的问题。为此，我刊约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逸舟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外交新高地》，用这个名称实际上想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已经一步一步地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从一个相对比较自给自足的国家，一个文革前相对封闭的国家，到了90年代还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或者是区域性的强国，现在正在向一个全球性、全球视野、全球媒体、全球机遇的国家一步一步地高攀。所以我叫“中国外交新高地”。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1949年～1979年，中国人一共出国28万人，大家一算就知道，平均每年九千多人，一年不到一万人。而且很有趣，那个时候，根据我们的统计，基本上都是公干出去的。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谈判代表、我们的大使，出去公差，99％都是因公出国。
而在2008年一年就有将近4千万人出国。我估计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有可能接近或者是突破5千万大关。
根据现在的调查，在国家各个重要的岗位，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学界，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士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到发达国家看看，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钱不是用在吃饭，不是购房产，而是旅游。旅游越多，花在旅游上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越高，说明你的地位相对越高，这个国家整体上经济越发达。所以经济系数具体就是指你吃饭的比重占多大。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吃饭了，那肯定是穷国、穷人。如果百分之二三十用于购物，百分之五六十是旅游，这个国家就真的到了高等发达阶段，而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
中国现在旅游人数是多少?80年代之前没有旅游，八九十年代跨省游，90年代以后出境游，现在是全球游。现在将近14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旅游协议。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单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到2020年，就有可能一年出国1亿游客，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最受欢迎的旅游支柱。
对于中国，另一方面，就是出现挑战。最近中国海军到索马里东部海域实行护航，去威慑海盗，其实是很有象征性的。因为它被称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去了几个月没有开一枪一炮，没有真正打过一次仗，但是按照专业评估，不亚于我们海军在内海、领海，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任何一次演习。真的是走向外洋远距离水域。比如你碰到海盗了，你怎么识别他是海盗，还是普通的渔民?而且不能把人打死，抓住人不能拉回来；他用的是当地的土语，不是英语，你怎么安置他?另外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怎么合作，而不出现矛盾。这一切实际上是中国海军走向公海，走向深海的一个前奏。现在中国也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中，五常理事国里提供兵源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一共只有两个邻国，一南一北，墨西哥、加拿大：一东一西两个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像天然屏障一样，保护美国，使得美国最没有主权争议，也没有外地对它构成入侵威胁。中国不是超级大国，我们是发展中大国，是新兴大国，但是中国的邻国及周边环境是全世界最复杂，邻国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主权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对于一个外交人员来说，它不仅是外交上的谈判，或者是贸易上的纠纷，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引发的吵架。主权问题是有可能打仗，有可能发生战争、流血的事情。弄不好，可以把这个国家卷入一场本身完全不想、完全没有预期的冲突中间去，使得你的现代化计划推迟很多很多年。这不是推理，不是我们的臆想。不说别的，中国历史上已经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撇开古老的近代史，只说当代中国。20世纪60年中就见到过很多涉我主权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现代化的计划，影响到整个国家。
比如抗美援朝，再比如中国和印度。当然现在中国和印度不打仗了，都想把发展国计民生作为首要任务。但是说实话，那个争端始终是一个敏感点，始终是扣动国人心弦的麻烦之地。最近印度的总统到藏南那一带视察，特别要求印度的军人做好准备，需要多少钱改善军备，就给多少钱。这就是对于两国的发展非常严重的制约点。
还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而在这里，中国面对的是多方的制约。中国不仅和越南，和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都在那个地方存在着交叉重叠的主权纠纷，而且他们自己也有主权纠纷，况且方位还不一样，有的是岛屿，有的是礁石，有的有水，有的没有水，有的是大陆架，有的是北部湾，有的是陆地边界，非常复杂。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依据又不一样。所以很难下一个断言谁对谁错。
不仅如此，新时期面对一个更大的任务、更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到底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你的中长期目标。现在我们对国内的发展计划，三步走、现代化建设、工业发达、经济小康等等都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怎样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引导人类一些东西呢?根据观察，我们思索得不够，我们做的准备更不足。
比如，联合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惯例，副秘书长几个常任理事国都担任过，中国历次副秘书长都有。除了少量规定好的常任理事国的待遇外，总体来讲，中国在大国中，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官，掌握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的人数、机会都是比较少的。我曾经听陈健大使讲过，大家知道，他是驻联合国中国高级外交官，担任过近6年的副秘书长。他说在联合国这些年，深感我们实际上的发言权和国内媒体公众所想象的距离很大。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比如，秘书长每年派调全球各地执行重要使命的特使、代表、斡旋的团队，有40多个都是副秘书长级的高官，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联合国有18个大系统，包括维和、难民救助、WTO等等，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干事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其中。最近，中国的一位律师当了WTO的法官，中国派的将军在西非维和部队担当战区司令，但是比起其他大国占据高位的比例少了许多。
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国际实物的金字塔和国际规则的金字塔郁在那里，但是中国人始终不在这个金字塔的中上方，而是在中下方。我们先看实物链，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占了全球7％～8％的GDP，中国的增量部分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部分引导力很大，听上去，中国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大国，是排位第三的经济强国。但是仔细分析，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在玩具、食品、家具、钓鱼杆，这些含金量比较低、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定价权，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在全球市场，由于中国在玩具、衣帽、鞋类、小家电中的存在， 中国可以呼风唤雨。但是进入中端，中国占的比重下降了。到了高端，基本上寥寥无几。
中端方面，比如计算机芯片、大飞机。高端就是宇宙开发、特殊新材料等等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创意，在这里，中国人越来越少。王选曾经说过，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还只能造壳，芯还是别人的。他是中国最聪明的科学家，他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造壳，台湾、新加坡甚至都比我们强得多。
国际规则的层面，你会发现同样的尴尬。假设将所有国际组织构筑成一个金字塔，按它覆盖的影响力、覆盖的面积，你会发现中国人总体而言参与的数量在大国之间还可以，大概如有10个大国，中国能排在第七、第八。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中国并不少。但是如果看质量，就是你是不是担任主官了，你是否有定价权，是不是有主要的股份，你投票机制如何，你起草决议用什么语言等等，就会发现问题了。
比方说在北京，有没有国际组织总部?其实也有。全球国际组织中，形形色色什么组织都有。比如说国际乒联，中国是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最多的国家。在望京新区就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国际腾草联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比如吴建民大使担任过两届国际博览会的主席，这对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对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都有很好的作用，也构建了多彩多姿国际组织的金字塔一部分。
但是，在最重要的引导全人类发展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中端、高端部分，比如说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就没有中国人，中国人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和英美比了，甚至无法和巴西、印度、巴基斯坦比。什么问题呢?实际的定价权、实际的决策能力和你的人数比例差异很多。
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我在《中国外交新高地》这本书当中重点研究的内容，即我们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国家能力中间占的比重太小。我曾经邀请挪威大使到我们单位去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就是介绍挪威作为一个小国，它只有七八百万人口，却如何为世界定价，如何让人类的和平朝着它希望的方向去走。
它怎么做的呢?它把0.8％的国民收入捐出来，这个捐出去的部分不是它自己使用，是给国际难民署、国际粮食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他们主动邀请关系者来用这个钱。大家知道有关中东地区和平进程谈判，在中东那个地方谈不成，中东各国有利害关系，因此挪威人把他们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所有费用等等一切全提供了，唯一希望就是中东各方能谈出个好结果来，能够往前推一步。
北欧5国都在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拿出0.7％～0.9％，用于外部世界，比如在亚齐，就是印尼和政府闹矛盾的有叛乱的省份，和中央政府闹别扭了，眼看着国家出现一个纷争，北欧人便把亚齐的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请到自己这里来谈，最后用对话和和平方式解决，至于怎么安排，那是对方自己的事情。在斯里兰卡战乱之地，谈判的时候钱哪来的?就是北欧提供的。这叫公共产品。
中国现在拿多少呢?首先我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中国的外援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千分之一都不到。说明我们现在对于国际义务、对于国际话语权、对于人类和平和发展的贡献准备不足。大家埋头搞温饱，先把自己发展起来、富起来再说。所以这方面的视野没有那么宽。
第二，更重要的是观察一下外援的结构，就会发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或者更有启示性的问题。就是有限的、数量不太多的外援空间，这些年比过去上升了，覆盖面增加了。但是中国提供外援中，绝大多数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属于战略外援。什么叫战略外援?承诺向阿富汗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在印度洋海啸的时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有人说10亿，有人说十几亿，不管是实物还是贷款，还是现金；美国新奥尔良海啸，中国人拿着毛毯和现金都过去了，现在每过一两个月就会听到外交部宣布一些信息，哪个地方地震了，哪个地方又捐钱了，听上去捐了不少，数量、次数比起过去而言大大上升了。
可是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提供外援都是和我们有战略利害关系的重要战略枢纽、支点、邻国，或者是历史上有恩怨、纠纷的地方。换句话说，直接和我们当下的利益，和我们战略的设计有关系。有人说难道不正常吗?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觉得这是应当的，我的问题只是说，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光有战略外援不够，还要有公共产品。现在战略外援占的比重很小，而公共产品的比重就更小。什么叫公共产品?灯塔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所有从那里经过的人，包括素不相识的国家都能受益。
中国曾经是一个贡献了四大发明的民族，我们发展速度过去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全人类的贡献指数惊人的低，不仅低于最主要的西方大国，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大国。这是我们的国际形象、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严重不足，和我们所想象、所期待有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外交新高地》，用这个名称实际上想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已经一步一步地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从一个相对比较自给自足的国家，一个文革前相对封闭的国家，到了90年代还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或者是区域性的强国，现在正在向一个全球性、全球视野、全球媒体、全球机遇的国家一步一步地高攀。所以我叫“中国外交新高地”。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1949年～1979年，中国人一共出国28万人，大家一算就知道，平均每年九千多人，一年不到一万人。而且很有趣，那个时候，根据我们的统计，基本上都是公干出去的。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谈判代表、我们的大使，出去公差，99％都是因公出国。
而在2008年一年就有将近4千万人出国。我估计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有可能接近或者是突破5千万大关。
根据现在的调查，在国家各个重要的岗位，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学界，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士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到发达国家看看，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钱不是用在吃饭，不是购房产，而是旅游。旅游越多，花在旅游上占个人收入的比例越高，说明你的地位相对越高，这个国家整体上经济越发达。所以经济系数具体就是指你吃饭的比重占多大。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吃饭了，那肯定是穷国、穷人。如果百分之二三十用于购物，百分之五六十是旅游，这个国家就真的到了高等发达阶段，而中国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
中国现在旅游人数是多少?80年代之前没有旅游，八九十年代跨省游，90年代以后出境游，现在是全球游。现在将近14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旅游协议。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单是中国大陆一个地方到2020年，就有可能一年出国1亿游客，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最受欢迎的旅游支柱。
对于中国，另一方面，就是出现挑战。最近中国海军到索马里东部海域实行护航，去威慑海盗，其实是很有象征性的。因为它被称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去了几个月没有开一枪一炮，没有真正打过一次仗，但是按照专业评估，不亚于我们海军在内海、领海，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任何一次演习。真的是走向外洋远距离水域。比如你碰到海盗了，你怎么识别他是海盗，还是普通的渔民?而且不能把人打死，抓住人不能拉回来；他用的是当地的土语，不是英语，你怎么安置他?另外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怎么合作，而不出现矛盾。这一切实际上是中国海军走向公海，走向深海的一个前奏。现在中国也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中，五常理事国里提供兵源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一共只有两个邻国，一南一北，墨西哥、加拿大：一东一西两个大洋：大西洋、太平洋，像天然屏障一样，保护美国，使得美国最没有主权争议，也没有外地对它构成入侵威胁。中国不是超级大国，我们是发展中大国，是新兴大国，但是中国的邻国及周边环境是全世界最复杂，邻国数量最多的一个国家。
主权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对于一个外交人员来说，它不仅是外交上的谈判，或者是贸易上的纠纷，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引发的吵架。主权问题是有可能打仗，有可能发生战争、流血的事情。弄不好，可以把这个国家卷入一场本身完全不想、完全没有预期的冲突中间去，使得你的现代化计划推迟很多很多年。这不是推理，不是我们的臆想。不说别的，中国历史上已经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撇开古老的近代史，只说当代中国。20世纪60年中就见到过很多涉我主权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现代化的计划，影响到整个国家。
比如抗美援朝，再比如中国和印度。当然现在中国和印度不打仗了，都想把发展国计民生作为首要任务。但是说实话，那个争端始终是一个敏感点，始终是扣动国人心弦的麻烦之地。最近印度的总统到藏南那一带视察，特别要求印度的军人做好准备，需要多少钱改善军备，就给多少钱。这就是对于两国的发展非常严重的制约点。
还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而在这里，中国面对的是多方的制约。中国不仅和越南，和菲律宾，还有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都在那个地方存在着交叉重叠的主权纠纷，而且他们自己也有主权纠纷，况且方位还不一样，有的是岛屿，有的是礁石，有的有水，有的没有水，有的是大陆架，有的是北部湾，有的是陆地边界，非常复杂。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依据又不一样。所以很难下一个断言谁对谁错。
不仅如此，新时期面对一个更大的任务、更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到底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你的中长期目标。现在我们对国内的发展计划，三步走、现代化建设、工业发达、经济小康等等都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怎样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引导人类一些东西呢?根据观察，我们思索得不够，我们做的准备更不足。
比如，联合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惯例，副秘书长几个常任理事国都担任过，中国历次副秘书长都有。除了少量规定好的常任理事国的待遇外，总体来讲，中国在大国中，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官，掌握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的人数、机会都是比较少的。我曾经听陈健大使讲过，大家知道，他是驻联合国中国高级外交官，担任过近6年的副秘书长。他说在联合国这些年，深感我们实际上的发言权和国内媒体公众所想象的距离很大。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比如，秘书长每年派调全球各地执行重要使命的特使、代表、斡旋的团队，有40多个都是副秘书长级的高官，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联合国有18个大系统，包括维和、难民救助、WTO等等，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干事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其中。最近，中国的一位律师当了WTO的法官，中国派的将军在西非维和部队担当战区司令，但是比起其他大国占据高位的比例少了许多。
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国际实物的金字塔和国际规则的金字塔郁在那里，但是中国人始终不在这个金字塔的中上方，而是在中下方。我们先看实物链，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我们占了全球7％～8％的GDP，中国的增量部分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部分引导力很大，听上去，中国是一个世界经济的大国，是排位第三的经济强国。但是仔细分析，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在玩具、食品、家具、钓鱼杆，这些含金量比较低、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定价权，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在全球市场，由于中国在玩具、衣帽、鞋类、小家电中的存在， 中国可以呼风唤雨。但是进入中端，中国占的比重下降了。到了高端，基本上寥寥无几。
中端方面，比如计算机芯片、大飞机。高端就是宇宙开发、特殊新材料等等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创意，在这里，中国人越来越少。王选曾经说过，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还只能造壳，芯还是别人的。他是中国最聪明的科学家，他说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造壳，台湾、新加坡甚至都比我们强得多。
国际规则的层面，你会发现同样的尴尬。假设将所有国际组织构筑成一个金字塔，按它覆盖的影响力、覆盖的面积，你会发现中国人总体而言参与的数量在大国之间还可以，大概如有10个大国，中国能排在第七、第八。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中国并不少。但是如果看质量，就是你是不是担任主官了，你是否有定价权，是不是有主要的股份，你投票机制如何，你起草决议用什么语言等等，就会发现问题了。
比方说在北京，有没有国际组织总部?其实也有。全球国际组织中，形形色色什么组织都有。比如说国际乒联，中国是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最多的国家。在望京新区就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国际腾草联盟，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比如吴建民大使担任过两届国际博览会的主席，这对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对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都有很好的作用，也构建了多彩多姿国际组织的金字塔一部分。
但是，在最重要的引导全人类发展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中端、高端部分，比如说安理会系统、维和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WTO系统、教科文组织、国际难民救助总署就没有中国人，中国人一下子就没有办法和英美比了，甚至无法和巴西、印度、巴基斯坦比。什么问题呢?实际的定价权、实际的决策能力和你的人数比例差异很多。
我还有一个观察，也是我在《中国外交新高地》这本书当中重点研究的内容，即我们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国家能力中间占的比重太小。我曾经邀请挪威大使到我们单位去演讲，他演讲的主题就是介绍挪威作为一个小国，它只有七八百万人口，却如何为世界定价，如何让人类的和平朝着它希望的方向去走。
它怎么做的呢?它把0.8％的国民收入捐出来，这个捐出去的部分不是它自己使用，是给国际难民署、国际粮食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他们主动邀请关系者来用这个钱。大家知道有关中东地区和平进程谈判，在中东那个地方谈不成，中东各国有利害关系，因此挪威人把他们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所有费用等等一切全提供了，唯一希望就是中东各方能谈出个好结果来，能够往前推一步。
北欧5国都在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拿出0.7％～0.9％，用于外部世界，比如在亚齐，就是印尼和政府闹矛盾的有叛乱的省份，和中央政府闹别扭了，眼看着国家出现一个纷争，北欧人便把亚齐的代表和中央政府代表请到自己这里来谈，最后用对话和和平方式解决，至于怎么安排，那是对方自己的事情。在斯里兰卡战乱之地，谈判的时候钱哪来的?就是北欧提供的。这叫公共产品。
中国现在拿多少呢?首先我说明两个概念：第一，中国的外援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千分之一都不到。说明我们现在对于国际义务、对于国际话语权、对于人类和平和发展的贡献准备不足。大家埋头搞温饱，先把自己发展起来、富起来再说。所以这方面的视野没有那么宽。
第二，更重要的是观察一下外援的结构，就会发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或者更有启示性的问题。就是有限的、数量不太多的外援空间，这些年比过去上升了，覆盖面增加了。但是中国提供外援中，绝大多数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属于战略外援。什么叫战略外援?承诺向阿富汗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在印度洋海啸的时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有人说10亿，有人说十几亿，不管是实物还是贷款，还是现金；美国新奥尔良海啸，中国人拿着毛毯和现金都过去了，现在每过一两个月就会听到外交部宣布一些信息，哪个地方地震了，哪个地方又捐钱了，听上去捐了不少，数量、次数比起过去而言大大上升了。
可是再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提供外援都是和我们有战略利害关系的重要战略枢纽、支点、邻国，或者是历史上有恩怨、纠纷的地方。换句话说，直接和我们当下的利益，和我们战略的设计有关系。有人说难道不正常吗?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觉得这是应当的，我的问题只是说，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光有战略外援不够，还要有公共产品。现在战略外援占的比重很小，而公共产品的比重就更小。什么叫公共产品?灯塔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所有从那里经过的人，包括素不相识的国家都能受益。
中国曾经是一个贡献了四大发明的民族，我们发展速度过去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全人类的贡献指数惊人的低，不仅低于最主要的西方大国，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大国。这是我们的国际形象、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严重不足，和我们所想象、所期待有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