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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已经有过多次，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国内、在中国及在世界各地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热门的辩论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华美国学会出版的蓝皮书对这一问题做了综合的介绍和比较详尽的分析。[1]本文主要根据2011年美国内政和外交中的一些新发展来看待美国实力地位。
美国内政的角度
第一、社会继续分裂。从布什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社会就存在着“极化”的现象，当时两党之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主要分歧问题是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入主白宫应了“人算不如天算”（所谓天算主要是指金融危机不迟不早在2008年9月爆发）这句中国谚语，但美国保守派心中是愤愤不平的，可是又不能说，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确性问题”。卡特前总统就曾说，在反对奥巴马总统的潮流中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帜当政的。他在执政第一年就把医疗保险改革放在施政的首位。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改革，如果成功，应该是名垂青史的事。在促进这项改革中，奥巴马把自己的政治资本都用上了，但这项改革给保守派的不满火上加了油。保守势力动员起来，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包括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以致奥巴马忿忿地说，华盛顿好像天天在竞选。在两院的投票中，没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的医改方案，这在美国立法历史上是罕见的。所以可以说，关于医保的改革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茶党应运而生。茶党运动是美国社会中最保守势力的集结，是对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入主白宫及其改革的强烈反弹。茶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把国会或其中的一院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来。他们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
但茶党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那一部分年轻的中产阶级下层，于是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抗议的是社会不公，是美国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美国社会中1%的最富有家庭占有全社会40%的财产，占有一半以上的有价证券，他们从国民收入中的所得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而美国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62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部人口的15%，现在20—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14. 8%。“我们是99%的人， 我们不再容忍1%的人腐败和贪婪”是最常见的口号。此次参加运动的人中，许多是失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是潜在的失业者。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华尔街。那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依旧领着高薪，拿着高额分红。而危机的后果今天仍然在危害美国普通民众。“占领”运动是中产阶级对自己地位下降、对幸福“泡沫”破裂的强烈失望情绪的表达，是他们对体制的社会调节功能失灵的抗议。因此它既是对华尔街的抗议，也是对华盛顿的抗议。但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重要政治力量的参与，没有领袖人物。2011年冬天运动已经被驱散了，但问题没有解决。等到2012年春天会不会又卷土重来，还很难说。总之，茶党和“占领”运动表明了美国社会在继续分化，保守和自由的两极越离越远，美国的社会调节功能正在受到来自富人和穷人双方面的抨击。
第二、经济结构面临重要转型。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到2009年9月，民主、共和两党，从政界到学界普遍认为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人们普遍低估了危机所诱发的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长期以来从联邦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借债消费。小布什政府任内主要由于两场战争，联邦财政积累了巨额赤字。奥巴马政府为了挽救金融体系、刺激经济、拯救汽车工业及医保改革等重大举措耗费巨资，因而一再提高债务上限。表现在2011年的情况就是7、8月间的债务上限危机。经过两党一番紧张的讨价还价，终于在8月1日晚间达成妥协：同意提高上限1万亿美元，达15. 194万亿美元，行政当局则承诺削减政府开支。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保持了70年之久的AAA级主权债务下调一级至AA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级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11年12月30日，美国政府的发债权限只剩下了1000亿美元，如不紧急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联邦政府又将面临关门大吉的危险。奥巴马政府希望此次能再上调1. 2万亿美元，这样到他的任期结束时联邦政府的发债权限就够用了。现在美国政府是借债度日，每花费的一美元中有40美分是借来的。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此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无法避免增收节支、降低财政赤字这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而两党在如何做方面又存在重大分歧：民主党要对富人增税，共和党不赞成；共和党要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这势必损害美国社会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遭到民主党的反对；民主党要削减连年上涨的国防开支，共和党认为这将损害美国的实力地位，不予放行。11月21日，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正式宣布，经过长达数月焦灼的谈判后，两党代表仍无法弥补重大的分歧，有关未来十年削减1. 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谈判宣告失败。可见，美国的财政问题与政治问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或者说，政治上的分歧使财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艰难。
当然，也必须指出，美国的债务问题与欧洲的债务危机是不同的两码事。欧债危机是实实在在的支付危机，就是说没有钱来还债了，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不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是由于欧洲国家长期的高福利造成的，美国没有这种高福利问题。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金融立国”由盛而衰。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起，美国社会就崇尚金融立国，过分强调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制造业。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往往是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数倍甚至十余倍，美国最聪明的头脑都被吸引到华尔街去搞金融创新了，去做“以钱生钱”的工作了，对制造业的智力支撑减弱了。而过度的金融创新、泛滥的金融衍生品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要创造就业岗位，还得靠制造业，包括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美国政府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新近，白宫成立了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以便帮助美国复兴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奥巴马在一项声明中说，在这个决定中产阶级及我们经济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以便让美国人重新回到各种岗位上，生产刻着“美国制造”字样的产品。但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到底能獲得多大成功，仍然有待观察。
外交和对外战略的角度
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一个重大的调整是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即所谓“重返亚洲”。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布什时代的反恐、对两场战争有许多反思。现在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直接花费了1. 2万亿美元、间接损失了3万亿美元，损害了6000多美国士兵的生命，这对美国的财政赤字、对于金融危机都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不仅如此，这两场战争使得美国过于关注一个遥远的对美国今后的繁荣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有的美国学者指出，伊拉克战争表明，“我们再也承担不起任何漫长的占领，或者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了”，“把先发制人的战争当作一种主义的想法可以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了”。更有人认为，美军从伊拉克撤军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以为美国无所不能、可以由美国来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时代的终结。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的意义还可以继续由历史学家来加以评述，但奥巴马政府显然已经学到了一些教训：在北约发起对利比亚的进攻后一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就宣布美国将不再直接参与空袭行动，而只对北约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北约就从美军手中接过了指挥权。美国成功退居二线。这种选择也是美国迫于国内和国际种种制约因素作出的。
美军刚刚撤出伊拉克，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什叶派）就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名下令逮捕副总统哈希米（逊尼派）。哈希米逃到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号召三个逊尼派省份独立。与此同时，暴力活动升级，凸显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分歧和教派间紧张关系。12月24、25日，拜登副总统与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和马利基通电话，一再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伊拉克各方领导人通过对话解决政治危机。可见，虽然美军撤出了伊拉克，但伊拉克的政治分歧和爆炸袭击仍然是奥巴马政府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共和党人则在批评政府过于匆忙地撤出了全部军队，导致伊拉克的形势恶化。
2011年美军还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政府并宣布，到2014年底美军将全部撤出阿富汗。不必怀疑美国的这一计划，但美军撤出以后，阿富汗能否维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安全形势是个大问题。如果美军撤出了，而塔利班又卷土重来，美国这十年的仗到底怎么评估呢？
说到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已经到位，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构筑了包围圈；有的认为美国的这一说法是“伪命题”，是“忽悠”。笔者认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是实在的，而且这两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从安全、经济到价值观外交等各个方面发起了全面的攻势，可以说來势汹汹。在安全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与这一地区五个盟国的关系，以此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柱石，并斥巨资着力把关岛打造成超级军事基地。2011年11月16日，在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纸永久性的驻军协议。从2012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在澳达尔文港驻扎，六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这是历史上美军首次常驻南太平洋地区；在经济方面，美国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为主要平台，试图为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制定规范，主导地区经济事务；美国极力拉拢印度，鼓吹印度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毫不掩饰平衡中国的意图；美国利用中国一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挑拨离间，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压迫中国就范；美国还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支持印尼的民主转型，并对缅甸威逼利诱，推动缅甸的民主化。当然不是说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每件事情都是针对中国的，但其中确实有平衡、牵制中国的一面。美国要长久保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不能让中国的崛起损害和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也要防止自己被排除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返亚洲”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
但美国的“东移”战略当前也受到国内、国外各方面因素的牵制，能走多远、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还很难说。
首先就是上面讲到的美国经济形势的约束。美国手头拮据，资源有限，借债度日，今后削减国防开支已成定局，问题只是削减的规模。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帕内塔一再表示不会减少在这个地区的投入，但现在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毕竟是个现实问题。从经济上来说，美国“重返亚洲”是要利用亚太这个经济上最富有活力的地区来重振自己的经济，要进一步开拓它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在这里实现其出口翻番的计划，而不是来向亚洲提供市场的；是要吸引亚洲在美国的投资，而不是要在这里做更大的投资。也就是说，美国是来向亚洲索取，而不是给予的。
其次，美国的全球战略现在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伊拉克的形势对美国仍然是个牵制。阿富汗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基斯坦有关。十年反恐战争，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一直磕磕绊绊，2011年的事态（美国未经知照巴基斯坦越境击毙本·拉登，美国高官指责巴三军情报机构与“哈卡尼网络”关系密切，以及最近的北约部队对巴哨所的袭击导致24名巴士兵死亡）使美巴关系跌入低谷，如果美巴同盟关系崩溃，奥巴马的阿巴新战略实在前途难卜，此挑战一；西亚北非的变局尘埃未定，但它对美国战略的挑战已经明显：在过去30年中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盟友，现在这个盟友一去不返了，变局导致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在许多国家掌权或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这将改变西亚北非的政治版图，美国如何与之打交道，此挑战二；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突显奥巴马与伊斯兰世界和解的政策的失败，而这曾经是奥巴马的一项大政策，此挑战三；伊朗核问题再次突显，以色列与伊朗、美国与伊朗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将成为2012年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严重挑战，此挑战四。所有这些问题都十分棘手，也都是美国“东移”战略的牵制性因素。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所说，美国把重心转向亚洲不会使美国在中东受到的安全威胁消失，也不会降低解决这些威胁的迫切性。
对美国实力地位及其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以上主要就2011年的情况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做了些补充。有很多问题没有提到，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仍然是不可挑战的；在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问题时，美国社会没有这个问题，美国依旧在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
对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美国现在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是结构性问题，是美国的制度面临重大的挑战，这表明，美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迈不过这个坎，从此一蹶不振，衰败下去；一种是乘势改革，使美国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美国社会两百多年的发展看，后一种趋势是更可能的。但美国社会需要进行痛苦的、艰难的再造，这个再造需要美国全社会作出努力，也需要很多人为它作出牺牲。
第二、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上主导了国际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这使美国人产生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觉，美国人需要抛弃这种幻觉，21世纪以来的事态无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塑造全球事务的能力大幅下降了，美国有能力操控世界事务的时代注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第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对于美国来说，这是重新平衡国际负担、关注国内紧要问题的机会；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时刻。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正在向着比较均衡的方向发展，多极化的趋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自然在多极之中，美国仍然是最强的一极，而且与别的极在实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有的外国学者说是爆炸式的，但中国还没有到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称为两极的地位。这一点中国自己要清醒。
第四、奥巴马政府发表了新的军事战略的消息。在今后十年中，美国将削减4870亿美元的国防费用，国防部长帕内塔率直地说，“财政危机迫使我们面对现在的战略转变”， 美国军队将“瘦身”，美国在全球承担的义务要收缩，盟国和重要的伙伴必须做得更多。这种战略转型就是美国再造的一部分。在实现了这种转型以后，美国军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国的国防开支也仍然遥遥领先别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黄平.倪峰.美国问题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美国内政的角度
第一、社会继续分裂。从布什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社会就存在着“极化”的现象，当时两党之间、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主要分歧问题是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入主白宫应了“人算不如天算”（所谓天算主要是指金融危机不迟不早在2008年9月爆发）这句中国谚语，但美国保守派心中是愤愤不平的，可是又不能说，因为这牵涉到“政治正确性问题”。卡特前总统就曾说，在反对奥巴马总统的潮流中有种族主义的因素。奥巴马是打着“变革”的旗帜当政的。他在执政第一年就把医疗保险改革放在施政的首位。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是美国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一项社会改革，如果成功，应该是名垂青史的事。在促进这项改革中，奥巴马把自己的政治资本都用上了，但这项改革给保守派的不满火上加了油。保守势力动员起来，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包括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以致奥巴马忿忿地说，华盛顿好像天天在竞选。在两院的投票中，没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的医改方案，这在美国立法历史上是罕见的。所以可以说，关于医保的改革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茶党应运而生。茶党运动是美国社会中最保守势力的集结，是对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入主白宫及其改革的强烈反弹。茶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把国会或其中的一院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来。他们也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
但茶党运动反过来又刺激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那一部分年轻的中产阶级下层，于是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抗议的是社会不公，是美国史无前例的贫富差距：美国社会中1%的最富有家庭占有全社会40%的财产，占有一半以上的有价证券，他们从国民收入中的所得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而美国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620万人，超过了美国全部人口的15%，现在20—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14. 8%。“我们是99%的人， 我们不再容忍1%的人腐败和贪婪”是最常见的口号。此次参加运动的人中，许多是失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是潜在的失业者。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华尔街。那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依旧领着高薪，拿着高额分红。而危机的后果今天仍然在危害美国普通民众。“占领”运动是中产阶级对自己地位下降、对幸福“泡沫”破裂的强烈失望情绪的表达，是他们对体制的社会调节功能失灵的抗议。因此它既是对华尔街的抗议，也是对华盛顿的抗议。但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重要政治力量的参与，没有领袖人物。2011年冬天运动已经被驱散了，但问题没有解决。等到2012年春天会不会又卷土重来，还很难说。总之，茶党和“占领”运动表明了美国社会在继续分化，保守和自由的两极越离越远，美国的社会调节功能正在受到来自富人和穷人双方面的抨击。
第二、经济结构面临重要转型。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到2009年9月，民主、共和两党，从政界到学界普遍认为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人们普遍低估了危机所诱发的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长期以来从联邦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借债消费。小布什政府任内主要由于两场战争，联邦财政积累了巨额赤字。奥巴马政府为了挽救金融体系、刺激经济、拯救汽车工业及医保改革等重大举措耗费巨资，因而一再提高债务上限。表现在2011年的情况就是7、8月间的债务上限危机。经过两党一番紧张的讨价还价，终于在8月1日晚间达成妥协：同意提高上限1万亿美元，达15. 194万亿美元，行政当局则承诺削减政府开支。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保持了70年之久的AAA级主权债务下调一级至AA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级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11年12月30日，美国政府的发债权限只剩下了1000亿美元，如不紧急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联邦政府又将面临关门大吉的危险。奥巴马政府希望此次能再上调1. 2万亿美元，这样到他的任期结束时联邦政府的发债权限就够用了。现在美国政府是借债度日，每花费的一美元中有40美分是借来的。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此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都无法避免增收节支、降低财政赤字这一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而两党在如何做方面又存在重大分歧：民主党要对富人增税，共和党不赞成；共和党要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这势必损害美国社会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遭到民主党的反对；民主党要削减连年上涨的国防开支，共和党认为这将损害美国的实力地位，不予放行。11月21日，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正式宣布，经过长达数月焦灼的谈判后，两党代表仍无法弥补重大的分歧，有关未来十年削减1. 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的谈判宣告失败。可见，美国的财政问题与政治问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或者说，政治上的分歧使财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艰难。
当然，也必须指出，美国的债务问题与欧洲的债务危机是不同的两码事。欧债危机是实实在在的支付危机，就是说没有钱来还债了，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由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不会发生债务违约的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是由于欧洲国家长期的高福利造成的，美国没有这种高福利问题。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金融立国”由盛而衰。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起，美国社会就崇尚金融立国，过分强调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制造业。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往往是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的数倍甚至十余倍，美国最聪明的头脑都被吸引到华尔街去搞金融创新了，去做“以钱生钱”的工作了，对制造业的智力支撑减弱了。而过度的金融创新、泛滥的金融衍生品恰恰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而要创造就业岗位，还得靠制造业，包括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美国政府也明白了这个道理，新近，白宫成立了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以便帮助美国复兴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奥巴马在一项声明中说，在这个决定中产阶级及我们经济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制造业，以便让美国人重新回到各种岗位上，生产刻着“美国制造”字样的产品。但奥巴马政府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到底能獲得多大成功，仍然有待观察。
外交和对外战略的角度
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一个重大的调整是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即所谓“重返亚洲”。
近年来美国社会对布什时代的反恐、对两场战争有许多反思。现在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直接花费了1. 2万亿美元、间接损失了3万亿美元，损害了6000多美国士兵的生命，这对美国的财政赤字、对于金融危机都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不仅如此，这两场战争使得美国过于关注一个遥远的对美国今后的繁荣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区。有的美国学者指出，伊拉克战争表明，“我们再也承担不起任何漫长的占领，或者试图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了”，“把先发制人的战争当作一种主义的想法可以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了”。更有人认为，美军从伊拉克撤军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以为美国无所不能、可以由美国来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时代的终结。美军从伊拉克撤军的意义还可以继续由历史学家来加以评述，但奥巴马政府显然已经学到了一些教训：在北约发起对利比亚的进攻后一个星期，奥巴马政府就宣布美国将不再直接参与空袭行动，而只对北约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北约就从美军手中接过了指挥权。美国成功退居二线。这种选择也是美国迫于国内和国际种种制约因素作出的。
美军刚刚撤出伊拉克，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什叶派）就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名下令逮捕副总统哈希米（逊尼派）。哈希米逃到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号召三个逊尼派省份独立。与此同时，暴力活动升级，凸显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分歧和教派间紧张关系。12月24、25日，拜登副总统与库尔德地区领导人和马利基通电话，一再强调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伊拉克各方领导人通过对话解决政治危机。可见，虽然美军撤出了伊拉克，但伊拉克的政治分歧和爆炸袭击仍然是奥巴马政府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共和党人则在批评政府过于匆忙地撤出了全部军队，导致伊拉克的形势恶化。
2011年美军还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奥巴马政府并宣布，到2014年底美军将全部撤出阿富汗。不必怀疑美国的这一计划，但美军撤出以后，阿富汗能否维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安全形势是个大问题。如果美军撤出了，而塔利班又卷土重来，美国这十年的仗到底怎么评估呢？
说到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已经到位，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构筑了包围圈；有的认为美国的这一说法是“伪命题”，是“忽悠”。笔者认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是实在的，而且这两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来，从安全、经济到价值观外交等各个方面发起了全面的攻势，可以说來势汹汹。在安全方面，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与这一地区五个盟国的关系，以此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柱石，并斥巨资着力把关岛打造成超级军事基地。2011年11月16日，在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纸永久性的驻军协议。从2012年开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在澳达尔文港驻扎，六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这是历史上美军首次常驻南太平洋地区；在经济方面，美国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为主要平台，试图为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制定规范，主导地区经济事务；美国极力拉拢印度，鼓吹印度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毫不掩饰平衡中国的意图；美国利用中国一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挑拨离间，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压迫中国就范；美国还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支持印尼的民主转型，并对缅甸威逼利诱，推动缅甸的民主化。当然不是说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每件事情都是针对中国的，但其中确实有平衡、牵制中国的一面。美国要长久保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不能让中国的崛起损害和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也要防止自己被排除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返亚洲”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战略。
但美国的“东移”战略当前也受到国内、国外各方面因素的牵制，能走多远、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功还很难说。
首先就是上面讲到的美国经济形势的约束。美国手头拮据，资源有限，借债度日，今后削减国防开支已成定局，问题只是削减的规模。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帕内塔一再表示不会减少在这个地区的投入，但现在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毕竟是个现实问题。从经济上来说，美国“重返亚洲”是要利用亚太这个经济上最富有活力的地区来重振自己的经济，要进一步开拓它在亚洲的市场份额，在这里实现其出口翻番的计划，而不是来向亚洲提供市场的；是要吸引亚洲在美国的投资，而不是要在这里做更大的投资。也就是说，美国是来向亚洲索取，而不是给予的。
其次，美国的全球战略现在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伊拉克的形势对美国仍然是个牵制。阿富汗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巴基斯坦有关。十年反恐战争，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一直磕磕绊绊，2011年的事态（美国未经知照巴基斯坦越境击毙本·拉登，美国高官指责巴三军情报机构与“哈卡尼网络”关系密切，以及最近的北约部队对巴哨所的袭击导致24名巴士兵死亡）使美巴关系跌入低谷，如果美巴同盟关系崩溃，奥巴马的阿巴新战略实在前途难卜，此挑战一；西亚北非的变局尘埃未定，但它对美国战略的挑战已经明显：在过去30年中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盟友，现在这个盟友一去不返了，变局导致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在许多国家掌权或成为主要的政治势力，这将改变西亚北非的政治版图，美国如何与之打交道，此挑战二；巴勒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突显奥巴马与伊斯兰世界和解的政策的失败，而这曾经是奥巴马的一项大政策，此挑战三；伊朗核问题再次突显，以色列与伊朗、美国与伊朗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将成为2012年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个严重挑战，此挑战四。所有这些问题都十分棘手，也都是美国“东移”战略的牵制性因素。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所说，美国把重心转向亚洲不会使美国在中东受到的安全威胁消失，也不会降低解决这些威胁的迫切性。
对美国实力地位及其
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以上主要就2011年的情况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做了些补充。有很多问题没有提到，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仍然是不可挑战的；在全世界都面临老龄化问题时，美国社会没有这个问题，美国依旧在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头脑。
对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美国现在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是结构性问题，是美国的制度面临重大的挑战，这表明，美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迈不过这个坎，从此一蹶不振，衰败下去；一种是乘势改革，使美国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从美国社会两百多年的发展看，后一种趋势是更可能的。但美国社会需要进行痛苦的、艰难的再造，这个再造需要美国全社会作出努力，也需要很多人为它作出牺牲。
第二、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上主导了国际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这使美国人产生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觉，美国人需要抛弃这种幻觉，21世纪以来的事态无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塑造全球事务的能力大幅下降了，美国有能力操控世界事务的时代注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第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对于美国来说，这是重新平衡国际负担、关注国内紧要问题的机会；对于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时刻。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全球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正在向着比较均衡的方向发展，多极化的趋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自然在多极之中，美国仍然是最强的一极，而且与别的极在实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有的外国学者说是爆炸式的，但中国还没有到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称为两极的地位。这一点中国自己要清醒。
第四、奥巴马政府发表了新的军事战略的消息。在今后十年中，美国将削减4870亿美元的国防费用，国防部长帕内塔率直地说，“财政危机迫使我们面对现在的战略转变”， 美国军队将“瘦身”，美国在全球承担的义务要收缩，盟国和重要的伙伴必须做得更多。这种战略转型就是美国再造的一部分。在实现了这种转型以后，美国军队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国的国防开支也仍然遥遥领先别的国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黄平.倪峰.美国问题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