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依靠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的规模优势，发挥中小企业灵活的创新优势，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大、中、小企业并购重组，实现产业链整合
目前，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创历史新高，以产业集中、并购重组、系统整合为特征的“全球商业革命”正日渐炽盛。无论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还是金融业的集中趋势都有加剧之势。当今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液晶、电脑、移动通讯、网络核心设备等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对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经济活动的控制整合能力及对相关企业的并购重组能力越来越强。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球并购金额上升到4.2万亿美元（包括跨境并购1.6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当于全球GDP的8%左右。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增长了10倍。
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对本产业链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的并购和重组，而且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成千上万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进行实质的控制、协调和整合。因应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加剧，我国应加大产业集中发展的整体规划，推动国内产业优化重组，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并加大对各类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
当前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发生在全球经济的众多产业部门，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占有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种业等传统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例如，世界前两大公司（全球行业排名，下同）分别占有了全球大型商用飞机100%的市场份额和全球20座-90座的小型商用飞机75%左右的市场份额，世界前两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碳酸饮料市场的70%左右，世界前五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铝土市场的45%和氧化铝市场的50%以上，世界前十大汽车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汽车产业市场的77%左右，世界前十大制药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制药市场的近70%左右。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它们大规模的研究开发而保持的技术领先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的统计，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无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支出1653亿美元（约10248亿元），大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研发经费支出总和（8318.4亿元）。
在上述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中，最高的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达135亿美元，最低的是美国思科公司，达59亿美元。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研发支出超过了中国整个汽车业的研发支出总和（680.2亿元）。罗氏等任何一家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都远远超过中国整个医药制造业（347.7亿元）的研发支出总和。三星和英特尔两家企业的研发支出达到了中国整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支出总和（1252.5亿元）。
不难看出，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也是《财富》全球500强等大企业排行榜的领衔企业。
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部门的集中和垄断较为严重。由于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巨大的网络效应，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很容易产生集中和垄断。
以液晶、电脑、数码相机、移动通讯为例，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移动通讯设备市场的70%以上和全球移动终端电话的65%左右，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液晶市场的5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数码相机市场的8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电脑市场的55%左右。
值得重视的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高度垄断了全球范围的网络核心技术设备。
美国微软公司占有了全球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85%左右，美国英特尔公司占有了全球中央处理器（CPU）市场的90%左右，美国高通公司和苹果公司占有了全球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的60%左右，美国思科公司也占有了全球核心交换机和路由器的较高市场份额。这些跨国巨头势必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信息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和垄断尤其突出。
一方面，以IBM案、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案为标志，美国反垄断标准不断提高和变化，事实上大大提高了反垄断法的介入门槛。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以往必受禁止的巨型企业合并案大开绿灯。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美国制造业非加权的产业集中度平均值约在40%左右，远远高于中国制造业多数产业的的集中程度。
金融部门的产业集中和产融结合的趋势持续加剧。金融危机前后，JP摩根、美洲银行、富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野村证券、巴克莱资本等金融业巨头分别并购重组了包括贝尔斯登、华盛顿互惠银行、美林公司、瓦霍维亚银行、富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雷曼兄弟在内的数家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全球金融产业集中的趋势持续加剧。
在1997年，全球最大的25个银行持有全球最大的1000家银行资产的28%;200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1%;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进一步扩张到4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美国金融业利润的高企，不少跨国公司涉足金融领域，开启了产融结合转型的新趋势。
并购重组成为实现产业集中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应该看到，为数众多的产业趋向于集中化发展，为数众多的企业借力并购这根杠杆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一方面，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自身的规模收益和成本削减。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并购以吞并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通过并购实现产业集中和垄断已经成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强势市场地位的重要方式，正所谓“为全球竞争而集中”、“为全球竞争而垄断”。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增长了10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球并购金额上升到4.2万亿美元（包括跨境并购1.6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当于全球GDP的8%左右。 全球并购浪潮一度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2013年已经重回历史高位。而以微软、谷歌、苹果、英特尔、IBM等领衔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占据了《财富》世界500强和《全球创新1000》的显赫位置，在全球生产、销售、研发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且在全球并购重组活动中表现得异常活跃，引领和推动着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与并购重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指出，航空工业终端产品价值的60%-80%都来自其产业链条的供应商，这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型公司对价值链进行系统集成的结果。围绕核心设计和组装工作，空中客车通过对来自20多个国家的1500多家供应商进行计划和协调，波音公司通过60多个国家的1万多家供应商进行计划和协调。
整体上，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产业散乱小等相关问题，但是多数企业缺乏占领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
从产业布局来看，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既发生在钢铁、水泥、汽车、造船等传统重工业，也发生在集成电路、婴幼儿奶粉、制药、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
从空间序列来看，中国在产业集中度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不加权的产业集中度CR4在20%左右、美国不加权的产业集中度CR4在40%左右。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近年来呈现出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就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过低的产业集中度，可能意味着本国企业之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竞争、更多的规模不经济活动，从而导致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甚至更低水平的创新等。
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实力较弱问题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以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例，中国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有130多家，而美国主要有3家，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人口和国情。针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业“行业集中度不高、自主品牌竞争力不强、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缺乏信心”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已于2014年6月正式发文清理整顿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推动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的集中有序发展。到2018年底，争取形成3家-5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大型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集团，前10家国产品牌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超过80%。
即使是那些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同行业领先企业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2015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在汽车产业，中国最大的三家汽车企业上汽、一汽、东风加起来的营业收入之和才勉强抵得上德国大众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在船运业，中国远洋的营业收入大概相当于丹麦马士基营业收入的50%;在钢铁业，宝山钢铁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安赛乐米塔尔的61%;在化工业，中化集团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巴斯夫的42.4%;在计算机业，联想集团的收入大概相当于苹果公司的25%。
同时，在众多行业和领域中，中国缺乏世界级的领导者企业。在电子电器设备、信息技术服务、半导体电子元件等众多产业和领域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则无一上榜。
同时，不少产业的市场和技术都被外资企业所垄断和控制，不少优势企业和著名品牌也被外资企业并购蚕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2004年到2011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都超过26%。从各行业来看，以2011年为例，39个行业中，有5个行业的外资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40%，有15个行业的外资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或接近30%。
数据显示：外资企业不仅占据了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份额，而且外资企业在上述高新技术领域的经营业务，构成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业务的重要份额。
此外，以乐百氏、双汇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股权被外资企业并购。在某种程度上，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程度和垄断与国内民族企业的弱小与分散，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性。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跨国公司强大的实力，积极应对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需要加大产业集中发展的整体规划、扶持引导，推动国内产业优化重组，加快培育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传统制造产业、新兴技术产业还是金融业，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都呈现持续加剧的势头，并购重组和系统整合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方式。
当今世界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寡头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跨国公司领衔的经济联盟。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先发经济体还是后发经济体，政府的产业政策都对国家经济起飞发挥过重要作用;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也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干预、扶持和保护。而有力的产业政策和统一的国有产权恰恰是中国推动产业集中发展的优势所在。
以国家利益和产业规划为纲领，打破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制约，编制科学规划、成立权威机构、配套有效政策，推动适宜集中发展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和领域的集中有序发展。
要以现有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为依托，建立更高级别、更加权威、更有效力的产业集中发展协调领导机制，统筹解决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加剧、行业无序竞争等结构不合理问题。
在坚持和尊重企业在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各类企业围绕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并购重组、集中发展，坚决制止低水平的产能扩张和重复建设，引导各类产能落后企业的有序退出。
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
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力量。要以《财富》500强为目标，全力提升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世界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为目标，培育数百家有全球影响和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若干家区域性龙头企业。
要引导企业结合经营主业有序开展并购重组。注重发挥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链整合实力，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创新优势，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与产业链整合。
以国有跨国公司为依托，带动产业集中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型国有跨国公司仍是各国参与全球竞争、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统计的全球最大的653家国有跨国公司，有285家来自发达国家（占比43.6%），有345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占比52.8%），其他南东欧和独联体国家23家（占比3.5%）。
要发挥国有企业实力雄厚、资源整合能力强、产权属性相同的优势，推动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和产业链整合。
要防止以“反垄断”为名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简单拆分和私有化，从而降低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要积极发挥国有企业自身优势和特定义务，有效防范和规避私人垄断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绝对控制。
以有效监管手段为后盾，严厉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推动国内产业集中整合的同时，有关部门要对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科学的区分，要对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各类企业进行监管，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各种行为依法处罚，对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收益所得尤其是过高收入进行调节，以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长久繁荣。
全国人大和有关行政部门要对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因为现有的《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反垄断适用条款以及处罚措施等，已经严重滞后于监管需要，不能有效震慑和处罚不少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从全局角度对市场支配地位企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是提高国内产业集中度、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的必要手段，符合中国经济长远繁荣的根本利益。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目前，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创历史新高，以产业集中、并购重组、系统整合为特征的“全球商业革命”正日渐炽盛。无论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还是金融业的集中趋势都有加剧之势。当今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液晶、电脑、移动通讯、网络核心设备等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对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经济活动的控制整合能力及对相关企业的并购重组能力越来越强。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球并购金额上升到4.2万亿美元（包括跨境并购1.6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当于全球GDP的8%左右。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增长了10倍。
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对本产业链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的并购和重组，而且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成千上万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进行实质的控制、协调和整合。因应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后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加剧，我国应加大产业集中发展的整体规划，推动国内产业优化重组，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并加大对各类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
全球产业集中趋热
当前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发生在全球经济的众多产业部门，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占有了飞机制造、汽车汽配、农用机械、碳酸饮料、软饮料、烟草、制药、农产品、种业等传统产业50%以上的全球市场份额。
例如，世界前两大公司（全球行业排名，下同）分别占有了全球大型商用飞机100%的市场份额和全球20座-90座的小型商用飞机75%左右的市场份额，世界前两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碳酸饮料市场的70%左右，世界前五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铝土市场的45%和氧化铝市场的50%以上，世界前十大汽车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汽车产业市场的77%左右，世界前十大制药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制药市场的近70%左右。
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它们大规模的研究开发而保持的技术领先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2014年《全球创新1000强》的统计，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无中国本土企业）的研发支出1653亿美元（约10248亿元），大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研发经费支出总和（8318.4亿元）。
在上述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中，最高的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达135亿美元，最低的是美国思科公司，达59亿美元。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研发支出超过了中国整个汽车业的研发支出总和（680.2亿元）。罗氏等任何一家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都远远超过中国整个医药制造业（347.7亿元）的研发支出总和。三星和英特尔两家企业的研发支出达到了中国整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支出总和（1252.5亿元）。
不难看出，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20家公司也是《财富》全球500强等大企业排行榜的领衔企业。
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部门的集中和垄断较为严重。由于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巨大的网络效应，以IT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很容易产生集中和垄断。
以液晶、电脑、数码相机、移动通讯为例，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移动通讯设备市场的70%以上和全球移动终端电话的65%左右，世界前三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液晶市场的5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数码相机市场的80%以上，世界前四大公司分别占有了全球电脑市场的55%左右。
值得重视的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高度垄断了全球范围的网络核心技术设备。
美国微软公司占有了全球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85%左右，美国英特尔公司占有了全球中央处理器（CPU）市场的90%左右，美国高通公司和苹果公司占有了全球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的60%左右，美国思科公司也占有了全球核心交换机和路由器的较高市场份额。这些跨国巨头势必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信息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和垄断尤其突出。
一方面，以IBM案、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案为标志，美国反垄断标准不断提高和变化，事实上大大提高了反垄断法的介入门槛。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以往必受禁止的巨型企业合并案大开绿灯。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美国制造业非加权的产业集中度平均值约在40%左右，远远高于中国制造业多数产业的的集中程度。
金融部门的产业集中和产融结合的趋势持续加剧。金融危机前后，JP摩根、美洲银行、富国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野村证券、巴克莱资本等金融业巨头分别并购重组了包括贝尔斯登、华盛顿互惠银行、美林公司、瓦霍维亚银行、富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雷曼兄弟在内的数家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全球金融产业集中的趋势持续加剧。
在1997年，全球最大的25个银行持有全球最大的1000家银行资产的28%;200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1%;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进一步扩张到4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美国金融业利润的高企，不少跨国公司涉足金融领域，开启了产融结合转型的新趋势。
并购重组成为实现产业集中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应该看到，为数众多的产业趋向于集中化发展，为数众多的企业借力并购这根杠杆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一方面，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自身的规模收益和成本削减。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并购以吞并本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通过并购实现产业集中和垄断已经成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强势市场地位的重要方式，正所谓“为全球竞争而集中”、“为全球竞争而垄断”。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增长了10倍。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球并购金额上升到4.2万亿美元（包括跨境并购1.6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相当于全球GDP的8%左右。 全球并购浪潮一度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但2013年已经重回历史高位。而以微软、谷歌、苹果、英特尔、IBM等领衔的大型跨国公司，不仅占据了《财富》世界500强和《全球创新1000》的显赫位置，在全球生产、销售、研发活动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且在全球并购重组活动中表现得异常活跃，引领和推动着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与并购重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指出，航空工业终端产品价值的60%-80%都来自其产业链条的供应商，这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型公司对价值链进行系统集成的结果。围绕核心设计和组装工作，空中客车通过对来自20多个国家的1500多家供应商进行计划和协调，波音公司通过60多个国家的1万多家供应商进行计划和协调。
中国产业集中度较低
整体上，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产业散乱小等相关问题，但是多数企业缺乏占领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
从产业布局来看，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既发生在钢铁、水泥、汽车、造船等传统重工业，也发生在集成电路、婴幼儿奶粉、制药、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
从空间序列来看，中国在产业集中度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中国不加权的产业集中度CR4在20%左右、美国不加权的产业集中度CR4在40%左右。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近年来呈现出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就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而言，过低的产业集中度，可能意味着本国企业之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竞争、更多的规模不经济活动，从而导致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甚至更低水平的创新等。
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实力较弱问题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以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例，中国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有130多家，而美国主要有3家，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人口和国情。针对婴幼儿配方奶粉业“行业集中度不高、自主品牌竞争力不强、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缺乏信心”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已于2014年6月正式发文清理整顿中国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推动婴幼儿配方奶粉产业的集中有序发展。到2018年底，争取形成3家-5家年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大型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集团，前10家国产品牌企业的行业集中度超过80%。
即使是那些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同行业领先企业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2015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在汽车产业，中国最大的三家汽车企业上汽、一汽、东风加起来的营业收入之和才勉强抵得上德国大众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在船运业，中国远洋的营业收入大概相当于丹麦马士基营业收入的50%;在钢铁业，宝山钢铁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安赛乐米塔尔的61%;在化工业，中化集团的收入大概相当于巴斯夫的42.4%;在计算机业，联想集团的收入大概相当于苹果公司的25%。
同时，在众多行业和领域中，中国缺乏世界级的领导者企业。在电子电器设备、信息技术服务、半导体电子元件等众多产业和领域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大陆企业则无一上榜。
同时，不少产业的市场和技术都被外资企业所垄断和控制，不少优势企业和著名品牌也被外资企业并购蚕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2004年到2011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都超过26%。从各行业来看，以2011年为例，39个行业中，有5个行业的外资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40%，有15个行业的外资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或接近30%。
数据显示：外资企业不仅占据了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绝对份额，而且外资企业在上述高新技术领域的经营业务，构成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业务的重要份额。
此外，以乐百氏、双汇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股权被外资企业并购。在某种程度上，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程度和垄断与国内民族企业的弱小与分散，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正相关性。
推动产业集中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跨国公司强大的实力，积极应对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需要加大产业集中发展的整体规划、扶持引导，推动国内产业优化重组，加快培育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该认识到，无论是传统制造产业、新兴技术产业还是金融业，全球范围的产业集中和资本垄断都呈现持续加剧的势头，并购重组和系统整合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方式。
当今世界经济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寡头垄断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是跨国公司领衔的经济联盟。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先发经济体还是后发经济体，政府的产业政策都对国家经济起飞发挥过重要作用;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也离不开政府的组织、干预、扶持和保护。而有力的产业政策和统一的国有产权恰恰是中国推动产业集中发展的优势所在。
以国家利益和产业规划为纲领，打破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制约，编制科学规划、成立权威机构、配套有效政策，推动适宜集中发展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和领域的集中有序发展。
要以现有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为依托，建立更高级别、更加权威、更有效力的产业集中发展协调领导机制，统筹解决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加剧、行业无序竞争等结构不合理问题。
在坚持和尊重企业在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各类企业围绕重点产业和优势领域并购重组、集中发展，坚决制止低水平的产能扩张和重复建设，引导各类产能落后企业的有序退出。
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
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力量。要以《财富》500强为目标，全力提升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世界产业分工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为目标，培育数百家有全球影响和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若干家区域性龙头企业。
要引导企业结合经营主业有序开展并购重组。注重发挥本土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链整合实力，发挥中小企业的灵活创新优势，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与产业链整合。
以国有跨国公司为依托，带动产业集中发展。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型国有跨国公司仍是各国参与全球竞争、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统计的全球最大的653家国有跨国公司，有285家来自发达国家（占比43.6%），有345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占比52.8%），其他南东欧和独联体国家23家（占比3.5%）。
要发挥国有企业实力雄厚、资源整合能力强、产权属性相同的优势，推动国有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和产业链整合。
要防止以“反垄断”为名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简单拆分和私有化，从而降低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要积极发挥国有企业自身优势和特定义务，有效防范和规避私人垄断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国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绝对控制。
以有效监管手段为后盾，严厉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推动国内产业集中整合的同时，有关部门要对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科学的区分，要对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各类企业进行监管，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各种行为依法处罚，对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收益所得尤其是过高收入进行调节，以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和长久繁荣。
全国人大和有关行政部门要对反不正当竞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及时修订，因为现有的《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关于反垄断适用条款以及处罚措施等，已经严重滞后于监管需要，不能有效震慑和处罚不少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从全局角度对市场支配地位企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是提高国内产业集中度、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的必要手段，符合中国经济长远繁荣的根本利益。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