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能源是所有大国的铁律。西方扩张五百年以来，国际资源(主要是能源)的开发已经从规则上定型，并从数量上几乎占尽可开发的地区。中国作为后来者，参与的是二次国际开发。
　　能源一词，只是资源的物质体现，只有把能源问题上升到资源的高度，即从政治的角度、管理的角度确立“大能源”的概念，才真正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精华。这对于曾经是农业文明的习惯从自给自足角度思考问题的中国而言，是一项历史性任务。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甚至社会的稳定，必须主动开拓世界能源。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根据巴黎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石油需求量的下限为4.5亿吨，上限为6.1亿吨。而预计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到2亿吨，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至少将达到55％以上，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
　　大国的崛起在于国家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言：“如果不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些互相矛盾的需求中找到一种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太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
　　能源的争夺目前集中在石油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运用石油资源的国家。 《汉书·地理志下》中说，上郡高奴县(今延安)“有洧水，可燃”，《水经注》道：“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次将这种“洧水”名之为“石油”。他还预言：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
　　资源对大国的重要性，正如《管子》中说：“地大国富，人重兵强，此霸王之本。”对于资源，必须进行保护性利用。管子将之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
　　然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在治国逻辑，与中国重新参与全球性竞争的历史使命已然不符。作为后来者的中国，面临三大能源困境：
　　一是规则问题。自西方扩张以来，殖民和后殖民的西方规则统治世界五百年，并最终以西方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WTO的规则来定型。纯粹掠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对世界资源的依赖在本质上和西方扩张时期的依赖没有区别，这导致中国存在着能源依赖和能源获取手段上的困境。
　　二是资源匮乏的问题。五百年的西方掠夺已经占据并大大消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中国二次国际开发的空间已经很狭窄。
　　三是国际认同问题。后来者面临的困境往往是“莫须有”的，即：中国参与全球性资源或者能源开发，必然会被视为和西方扩张类似的行为，而西方也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不信任散布中国威胁的言论。从“中国导致了世界石油市场价格飙升”，到日本阻挠中俄石油管线的计划，到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都体现了中国二次开发的认同危机。
　　从外交上而言，中国开启的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大能源外交”，它必须既要“合纵连横”，也要“远交近攻”。
　　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总习惯地认为中东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石油等战略资源。这就导致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放弃原来在没有依赖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时候的传统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新因素。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世界产油区，因此必然重新定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所起的潜在作用。
　　2004年可以称作中国能源外交的“元年”。自此以来，中国的大能源外交战略在于：对日本在能源和资源上对中国的挤压，予以坚定的但是却合作的反制；在周边广泛开辟能源新路；改变重点依靠中东的做法(中国进口石油50％依赖中东)，积极拓展和非洲、拉美国家的传统关系，在美国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地区，建立新的能源渠道；在外交战略思维上保持灵活性，在不影响大局的前提下，寻求能源合作。
　　最后，如果中国能成立专门的能源问题机构，将意味着中国完善其能源外交的体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