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方志敏被蒋介石秘密处死。同年12月，烈士的部分文稿出现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为烈士成功传送狱中文稿的是当年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对恋人———高家骏与程全昭。
　　
　　一
　　
　　高家骏和程全昭两家同住杭州市劳动路，是近在咫尺的邻居。他俩从小青梅竹马，形影相随，高比程大5岁，他总像兄长一样关爱她。随着年岁渐增，他们之间有了相互爱慕之情。后来高家骏进了大学，程全昭在女子职业学校就读。他俩常常偷偷相约，共同编织着未来美好生活。可是，当他们向大人挑明他俩的意愿时，高家十分欢喜，可程家却竭力反对。这对高、程两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俩决心对旧封建礼教进行反叛，通过抗争获取自由和幸福。
　　“我要出去闯一闯！你在家等我，我不信我高家骏就无出头之日。”
　　出走后的高家骏，投靠朋友到南昌，参加了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当上了上士文书。
　　1935年7月初，18岁的程全昭应男友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赶到南昌，在迎宾旅馆见到男友高家骏。一见面，程全昭顾不得寒暄，就直奔主题：“我这次出来按你的意见瞒着父母，下一步我们如何打算？”
　　“别急，让我慢慢告诉你……”程全昭的男友高家骏当时在南昌绥靖公署行营看守所任文书一职。他对她说：“我这次要你火速赶来，是有一件紧急事情需要你帮我办。不，是我们俩共同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帮狱中的共产党人送密信！”
　　“啊！为共产党办事，弄不好要被杀头的……”她大吃一惊。高家骏急忙捂住她的嘴，示意她轻声一些。
　　程全昭没想到，当她私奔到南昌，恋人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替狱中的共产党员送信。这件事和他们日后的“幸福生活”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
　　高家骏耐心地向她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他告诉她，军法处看守所今年2月初进来一名“共产要犯”，此人就是国军出价8万大洋悬赏的方志敏。方受命高举北上抗日旗帜，率先遣队向皖南浙西行动，因受蒋介石的重兵堵截围追，致使战事失利而被捕。方虽蒙难下狱，可他的革命气节十分感人，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法处的中下级人员都愿意接近他。
　　蒋介石为了诱降他，一个月后把他移进了优待号。而方的囚室正好在高家骏卧房的对面，遇有机会，他会向高示意过去谈谈。
　　在军法处供职的浙江金华人凌凤梧，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人。他在代理看守所所长时，曾帮助方志敏把脚上的重镣换成轻镣。而方志敏在狱中也早已做好了“九死一生”的思想准备。他以答应为国民党当局写交待文字为幌子，正抓紧时间为共产党组织以及后人留下自己的文稿。如何将这些文稿及有关信件从控制森严的牢狱中传送出去？方志敏很着急，他找高家骏和凌凤梧一起帮他想办法，高家骏想到程全昭在上海有同学，于是去信将她约来。
　　


　　第三天，程全昭随高家骏到了看守所。她刚走进高家骏的房间坐下，就被他拉着站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见对面房室临窗站着一人，个高挺拔，脸庞瘦削，微笑的目光里透出几分冷峻。“他就是———”高家骏连忙捂住她的嘴。程全昭一切都明白了。她看见那人冲着她微笑点头，忽然双手抱拳，挥动致意。片刻之后，程全昭带着一包高家骏身上换下要洗的衣裤走了。这天晚上，高家骏来到迎宾旅馆，帮着程全昭整理行囊。他拿出程全昭藏着的脏衣物里带出来的那个纸包，严肃地说：“这就是方志敏的重托，你一定要把这些文稿送到上海的指定地点。”说着，又从口袋里取出几封信，告诉程全昭，要她把信分送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
　　
　　二
　　
　　程全昭到上海后，顺利找到了在宝隆医院当护士的同学，并在医院宿舍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她稍事妆扮便匆匆出门了，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宋庆龄的住宅，开门传话的是一位佣人模样的妇女，她告诉程全昭，宋庆龄不在家，说着就要关门。程全昭急忙说：“我是从江西专程赶来的，有一封急密信件想亲手交给她。”说着，程全昭赶紧送上一张联系名片。
　　次日，程全昭为送信给邹韬奋找到了生活书店，谁知邹先生流亡国外未归，程照样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程全昭又找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店内一位高个中年男子热情接待了她，并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无奈，程全昭只好留下了信，请那人转交。
　　当晚，生活书店的人根据名片找到宝隆医院来了，来人是胡子婴，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夫妇均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当时，胡子婴去宝隆医院，是一副阔太太的妆扮，因娘家姓宋，便自称姓宋，程全昭以为这位贵夫人可能就是宋庆龄，于是把纸包的文稿交给了“宋夫人”。“宋夫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宋夫人”还要资助她100元作路费，程谢绝了。
　　
　　三
　　
　　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程全昭决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没想到刚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她被关在家中，不能与外界接触。
　　20多天过去了，高家骏没等到任何消息，他决定亲自去一趟。他私下对凌凤梧说，我请长假，去后就不再回来了。7月30日，高家骏带着方志敏再次给鲁迅、宋庆龄、李公朴、沈雁冰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到沪的第二天，高家骏带着方志敏的密信，先到内山书店找到鲁迅，后又到学校找到李公朴，均不顺利，给李的信已有人代转，但发现有人跟踪。第三天，高在旅馆等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你不要再送信了，要赶快离开上海，可能有危险。几天后，高家骏回到了杭州家中。由于程家防备很严，他未能得到程全昭的一点消息。
　　不久，高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自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凌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接受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一切活动。
　　再说那日晚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后，立刻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于是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接着，文稿又从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刚刚创刊的《救国时报》（第二期）首次刊登“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的有关情况。
　　这一切，正在承受生活磨难的程全昭和高家骏却浑然不知。
　　
　　四
　　
　　20年过去了，1955年的一天，程全昭像往常一样去倒垃圾。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使她魂绕梦牵的身影———这不是高家骏吗？
　　两人都不由自主地立定在原地。“高家骏，真的是你吗？”
　　“全昭，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找得我好苦啊……”高家骏也激动得讲不出话来。两人悲喜交加，满肚子的话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约了时间，各自畅诉衷肠。
　　原来，自从那年程全昭回杭州被父母严加看管起来后，便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尽管如此，胆小的父母还是担心，于是决定趁早将女儿远嫁外乡。程全昭只好屈从父母之命，随夫君去了大西北。20年后，程全昭又随丈夫举家返回杭州。这时，她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
　　而高家骏在1935年8月回到杭州之后，也因家境艰难无法在家久居，况且也不安全，于是，他向邻居借了点钱去了安庆，考进了一个医训班。后来，他当过军医，开过诊所。在与程全昭相遇时，他正在杭州一家医院工作。
　　程全昭忐忑不安地问：“那，那你的家庭？”高家骏连连摆手，无以对答。
　　她忍不住鼻子一酸，话语哽咽：“家骏，我真对不起你……”
　　高家骏长叹一声说：“你别这样，这是天意啊！只要你现在过得好，我也就安心了。”
　　岁月无情，命运也捉弄人。高、程这一对昔日的恋人相遇后，没过上几天平静的日子，各种灾难又向他们袭来。
　　因解放前曾在南昌国民党绥靖公署看守所干过事，高家骏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被解除公职，押回老家绍兴柯桥务农，施行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程全昭丈夫病逝。由于子女多且均未成年，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没有工作、家庭无经济来源的程全昭一人身上。
　　就在程靠起早贪黑、每绣一朵花赚4角钱而艰苦度日之时，她得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当时在浙江东阳北麓中学任教的凌凤梧已被江西省公安厅邀请至南昌，要他协助法医分辨和鉴定方志敏烈士的遗骨。与此同时，方志敏的遗孀缪敏（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还热情地邀请凌到她家做客，并打听高、程两人的情况。不日，程全昭收到了缪敏的来信。在信中，缪敏对程、高二人当年出于正义为方烈士传送文件的果敢行为表示赞扬，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后来，当缪敏得知程全昭家境十分困难时，给她寄来了钱和粮票，予以资助。
　　最使程全昭感到欣慰的是，她终于得知，当年他们完成了烈士的重托。程全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跑到绍兴柯桥找到高家骏，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也就是在这一年，有关部门已开始比较认真地审理“高案”。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初，在缪敏的多次过问下，高家骏终于被落实政策，彻底平反。而程全昭的治病和生活也得到地方民政部门的关照，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这年冬季，两位老人相聚杭州，他们步履蹒跚，触景伤情。两个月后，高家骏在绍兴柯桥山水环抱的老家长眠辞世。不久后的1981年2月，程全昭也在杭州安详地合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