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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们的祖先挑着担子，携带着一本族谱来到四川。数百年后，这本书成为后人共同的寻亲密码。
寻祖对一个四川人而言，曾经分外简单，如今却分外艰巨。多年前随便问一个四川人的祖籍，绝大多四川人会想都不用想的道出“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湖北麻城市至今已经接受了无数寻祖信件和后人。
误把客乡作故乡
四川作家艾芜在《我的幼年》中，也说其汤氏祖先（艾芜原名汤道耕）：“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不过1989年秋，四川省新都县档案馆馆长等人向艾芜出示了新征集到的汤氏族谱，告知其祖籍实为湖南武冈，孝感只是一个移民过程中的暂住地。
四川的区域史学家孙晓芬女士，曾经把这种众多四川人认可自己源于麻城孝感乡一事，称之为四川移民祖籍的“麻城孝感现象”。另一种更为常见的“麻城孝感现象”是，四川各地均有孝感、东岳、太和、凤来、仁和等地名，均是湖北孝感附近地名的翻版。
这一切都由于300多年前的那次人口大迁移，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百余年间，一百七十万以上的中国人，自愿或不自愿地背井离乡，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出发，拖家带口，循着水陆两路，迁入西边的四川，这就是被称为“湖广填四川”的清初大移民。据历史学家考证，孝感其实只是一个“过籍”地，麻城原有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个乡，江西、湖南、岭南人士后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大移民中从这里向北迁徙，到了清朝，又从这里集结西进。
在这入川的大军中，有一名广东新宁县的客家人廖明达，他的后人说他以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行李，带着年幼的四个儿子入川。广东新宁并非朝廷的强制移民地区，廖明达这样一个普通农民，从广东来到湖北孝感乡移民集中地，入川或属他的自愿行为。总之廖明达带着家人沿江汉平原西行，溯长江而上，穿三峡，过重庆，最后定居成都郊区的新都县石板滩，并终老于此。
如今关于廖明达生平事迹，廖氏族谱上的寥寥几十字可能是唯一的记载，他的几代直系长辈显然都默默无名，在族谱上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名字，生平事迹都付之阙如。不过他的祖上毕竟出过一个名叫廖花的名人，此人又名廖实藩，生于后唐庄宗三年（925年）。他是广东潮汕一代很多廖姓宗族公认的一位先祖，族谱上不光有关于他和他几个儿子的生平记载，他的画像也被安排在廖氏族谱的序言部分，被后世的族谱反复临摹。
这本族谱成为后世很多四川廖姓人寻根认祖的凭据，廖明达携族谱入川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古代的中国人以家族和世系为主要联系纽带，以一个宗族形成一个小共同体，在某些地区这种共同体甚至和政府一起，承担一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一旦这种传统的断裂被称为“数典忘祖”，意味着失去秩序的危险，尽管它们几百年后大多毁于“破四旧”运动。
如果说“湖北麻城孝感乡”是这些移民后代的集体记忆，那么正是这些族谱在这种记忆中间构成了筋络，并使之以血缘为纽带各自延伸，走向更为久远和广阔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成都市民廖品正某天突然接一邀请，请他参加在新都石板滩的祭祖活动。他在那里才发现，自己是廖明达的后人，祖籍也并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而是在福建，福建的廖氏“老家人”一直在努力与移民四川的廖氏后人取得联系。
廖品正后来和父亲廖季威一起去四川省图书馆查找了很多四川廖氏的族谱资料，一一复印下来寄去了福建。
那种同一宗族人自来的亲切感，让廖品正为之感动不已。在新都石板滩，廖明达的后人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破四旧的时候，当地人借口这是“革命遗迹”将其保留下来，廖品正听着本村老人讲他们怎样把墙上的刻字偷偷糊上泥保存下来，怎样把族谱藏在房梁上躲过了查抄。
如今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四廖明达忌日，这里往来祭奠者甚众。2007年的祭祖活动就有不下五六百人参加，人们分成数批，排队走在早春的田野里，去廖明达的坟头烧纸钱，放鞭炮。这座祠堂已经从廖明达祠堂改为廖实藩祠堂，廖氏给祠堂改名，是为了让该祠堂不仅成为廖明达后人的追思之所，也成为四川所有廖姓后人的先祠。
甚至很多并非廖明达后人的廖姓人，也成为这一祭祖活动的热情参与者，尽管在湖南人廖名龙的族谱里，不仅没有廖明达其人，连廖明达的先祖廖实藩也完全找不到记载，但廖名龙相信，在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代，廖实藩和他的先辈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至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叫廖叔安的始祖。族谱里说，这个姓氏来自春秋时代在河南唐河县附近一个叫“廖”的小国，叔安是廖国国君，此后他的后人以国为姓。
一份族谱的德与力
作为四川廖氏族谱主要的编修者之一，退休军医廖名龙毫不讳言这种隐恶扬善的民间记载，未必经得起吹毛求疵的真实性考察，但他想要向人说明，这种记载的本意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立德。在族谱里传承不仅仅是先人的名字，而是一种共同想象，并在其中彰显道德的力量，激励后代发扬家族的光荣。在黄仁宇所言“没有达到数目字计算”的中国封建宗族社会中，治理的方式重在以道德和礼仪来维系，这种想象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篇文章中，廖名龙也试图对编修族谱在今天的社会中能起到的积极意义作出说明。这位热情的编修者写道：“国之有史，则可以明兴衰……族之有谱，则可以敬祖宗，明辈分，辨世系，别亲疏，演脉络于后世子孙，使之源流久传。人之姓族所属，亦犹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也。若不知根源之所自，则祖先之美德何以传之后人，祖宗之优秀家风何以发扬光大。”
廖名龙确实从族谱中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家园，在他的族谱里，可以明确的向上推至元朝，他的湖南宗亲都以在元朝担任过翰林院侍讲的大学士廖人俊而自豪，自称“人俊公”之后。廖名龙则喜欢称是“发祥公”之后，这位廖发祥是廖人俊的五世孙，他在明朝中过进士，当过官员，后来隐居在湖南邵西的云雾寺，其充满传奇和飘逸色彩的一生似乎更让廖名龙心仪。
不过，更多的时候，廖名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近似考据者的角色，在将近20年前，他就开始从廖姓本家中搜集那些发黄的线装书，当时基本上还没有新印的族谱，这些族谱都是在1949年以前修订的，由于主人的细心藏匿，才在几十年里得以保存下来。
几乎每次出门旅游，廖名龙都会在当地打听有没有廖姓人家，然后和人家盘一盘家谱和班次——有很多族谱就是这样得来的。2004年从单位退休以后，廖名龙有更多时间花在收集家谱信息和参加宗族活动中。他是成都廖氏宗族活动中的活跃人士，也是四川廖氏宗亲会的主要成员，尽管他是一个湖南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才定居四川。他收集了40多部不同的廖氏族谱，并且正在用大量的精力将其整理出来，他还为四川的廖氏宗亲会建了一个BLOG主页，在上面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廖名龙的雄心是造一部四川廖氏通谱，他说这是他60岁以后的主要工作。
这种工作带来的乐趣在个中人看来，有点像一个拼图游戏，每次找到有共同记载的族谱，总是让廖名龙兴奋，因为假如两本族谱在20辈之前的记载完全一致，那就说明它们是由20辈人之前的同一本族谱衍生而来。这样，两“族”人就可以联宗，大家都共同是20辈之前的某人之后。
以廖氏族谱来说，此前的江西班次本是“人哲昭长发，英雄尚后来，永言多福显，景运自和开”，这在湖南和四川的廖氏族谱中均有同样记载，但廖发祥一辈重新设立了新班次，他的四个儿子廖德行、廖德文、廖德贞、廖德据都又各有自己二十个字的班次，例如廖德行这一支在湛田居住，班次依次是“德仕介景福”开始，而在鸡田的廖德文一支，班次变成了“德子玉必仁”，四子往后，15代人班次完全不同，但最后5代，却共同都用“世代振鸿名”。
廖名龙认为，四个儿子的后人虽然都各自繁衍，但数百年之后，当15代人过去，即使祖谱都在战火中遗失，发祥公的子孙们的共同班次，就会变成让他们彼此相认的寻亲密码。
廖氏先祖也不可能想到的最大范围的“联宗”发生在去年9月24日，“世界廖氏宗亲联合会总会”的首次会议在广东惠州一家酒店召开，除了来自13个省市的中国内地廖氏宗亲，还有来自荷兰、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代表参加。这是第一次以全世界所有廖氏后人为名义召开的聚会。会议的另一大主题是在河南唐河建“蓼王庙”的拿地仪式，唐河县一位副县长专程到场参加了征地签字仪式。
2007年4月15日，河南唐河县，街头彩旗飘飘，观者如堵，中小学生穿着白衬衣拿着花环夹道欢迎。自世界各地廖氏宗亲几天前络绎来到本地，该县连日歌舞升平，宛如过节。15日这天中午，该县主要领导和“世界廖氏宗亲联合会”负责人，为“蓼王庙纪念馆”铲土奠基。
在奠基仪式的讲话中，廖家人热情地表示要建一座“火烧不动，水淹不到，虫咬不烂”的大庙，这次活动为唐河带来的除了一座“庙”，还有数亿元的投资。
不光是唐河县，安徽省凤阳县也发现了认祖中的商机，凤阳县明皇陵管理处日前向全国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后代广发邀请函，邀请参加10月在该县举行的明皇陵大型祭祀活动。
今天几乎每一个姓都可以在网上方便的找到自己的宗亲组织和祭祖活动，在“廖氏通”主页上，曾经列出过今年可以选择参加的一些宗族活动：
3月1日，江西陇南廖氏宗亲联谊筹委会活动，可以在廖氏通下载邀请函。
3月9日，在四川新都繁阳山廖家坟地为廖明达母亲扫墓。
3月22日，新都石板滩廖明达扫墓活动。
每年的春分后第二日，今年的3月23日，湖南省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县的后人在湛田举行廖发祥祭拜活动。
4月1日，在四川省仁寿县北斗镇举行清明祭祖活动为廖应龙扫墓。
4月15日，在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举行“蓼王庙会”，世界廖氏宗亲总会在廖山上重建“蓼王庙”征地地址举行奠基仪式。
……
被这些热心的寻根者忽略的是，这种面向全国的廖氏“大联宗”，是在宗族势力鼎盛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的，这不仅是囿于当时的通信能力限制，而是在当时亦并无必要。宗族结构长期存在的理由并非仅靠“荣誉感”和亲情，而是因为它在客观上构成了治理的地方结构，而被无限放大的，跨地域的宗族关系则面临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自身控制力的稀释。换言之，在天下廖氏是一家的同时，宗族结构的政治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已经“数目字管理”的年代里，宗族究竟是作为中国姓氏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全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底色；还是随着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对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代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说一切都取决于人心。
寻祖对一个四川人而言，曾经分外简单，如今却分外艰巨。多年前随便问一个四川人的祖籍，绝大多四川人会想都不用想的道出“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湖北麻城市至今已经接受了无数寻祖信件和后人。
误把客乡作故乡
四川作家艾芜在《我的幼年》中，也说其汤氏祖先（艾芜原名汤道耕）：“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不过1989年秋，四川省新都县档案馆馆长等人向艾芜出示了新征集到的汤氏族谱，告知其祖籍实为湖南武冈，孝感只是一个移民过程中的暂住地。
四川的区域史学家孙晓芬女士，曾经把这种众多四川人认可自己源于麻城孝感乡一事，称之为四川移民祖籍的“麻城孝感现象”。另一种更为常见的“麻城孝感现象”是，四川各地均有孝感、东岳、太和、凤来、仁和等地名，均是湖北孝感附近地名的翻版。
这一切都由于300多年前的那次人口大迁移，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百余年间，一百七十万以上的中国人，自愿或不自愿地背井离乡，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出发，拖家带口，循着水陆两路，迁入西边的四川，这就是被称为“湖广填四川”的清初大移民。据历史学家考证，孝感其实只是一个“过籍”地，麻城原有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个乡，江西、湖南、岭南人士后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大移民中从这里向北迁徙，到了清朝，又从这里集结西进。
在这入川的大军中，有一名广东新宁县的客家人廖明达，他的后人说他以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行李，带着年幼的四个儿子入川。广东新宁并非朝廷的强制移民地区，廖明达这样一个普通农民，从广东来到湖北孝感乡移民集中地，入川或属他的自愿行为。总之廖明达带着家人沿江汉平原西行，溯长江而上，穿三峡，过重庆，最后定居成都郊区的新都县石板滩，并终老于此。
如今关于廖明达生平事迹，廖氏族谱上的寥寥几十字可能是唯一的记载，他的几代直系长辈显然都默默无名，在族谱上只留下一些孤零零的名字，生平事迹都付之阙如。不过他的祖上毕竟出过一个名叫廖花的名人，此人又名廖实藩，生于后唐庄宗三年（925年）。他是广东潮汕一代很多廖姓宗族公认的一位先祖，族谱上不光有关于他和他几个儿子的生平记载，他的画像也被安排在廖氏族谱的序言部分，被后世的族谱反复临摹。
这本族谱成为后世很多四川廖姓人寻根认祖的凭据，廖明达携族谱入川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古代的中国人以家族和世系为主要联系纽带，以一个宗族形成一个小共同体，在某些地区这种共同体甚至和政府一起，承担一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一旦这种传统的断裂被称为“数典忘祖”，意味着失去秩序的危险，尽管它们几百年后大多毁于“破四旧”运动。
如果说“湖北麻城孝感乡”是这些移民后代的集体记忆，那么正是这些族谱在这种记忆中间构成了筋络，并使之以血缘为纽带各自延伸，走向更为久远和广阔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末，成都市民廖品正某天突然接一邀请，请他参加在新都石板滩的祭祖活动。他在那里才发现，自己是廖明达的后人，祖籍也并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而是在福建，福建的廖氏“老家人”一直在努力与移民四川的廖氏后人取得联系。
廖品正后来和父亲廖季威一起去四川省图书馆查找了很多四川廖氏的族谱资料，一一复印下来寄去了福建。
那种同一宗族人自来的亲切感，让廖品正为之感动不已。在新都石板滩，廖明达的后人为他修建了一座祠堂。破四旧的时候，当地人借口这是“革命遗迹”将其保留下来，廖品正听着本村老人讲他们怎样把墙上的刻字偷偷糊上泥保存下来，怎样把族谱藏在房梁上躲过了查抄。
如今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四廖明达忌日，这里往来祭奠者甚众。2007年的祭祖活动就有不下五六百人参加，人们分成数批，排队走在早春的田野里，去廖明达的坟头烧纸钱，放鞭炮。这座祠堂已经从廖明达祠堂改为廖实藩祠堂，廖氏给祠堂改名，是为了让该祠堂不仅成为廖明达后人的追思之所，也成为四川所有廖姓后人的先祠。
甚至很多并非廖明达后人的廖姓人，也成为这一祭祖活动的热情参与者，尽管在湖南人廖名龙的族谱里，不仅没有廖明达其人，连廖明达的先祖廖实藩也完全找不到记载，但廖名龙相信，在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代，廖实藩和他的先辈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至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叫廖叔安的始祖。族谱里说，这个姓氏来自春秋时代在河南唐河县附近一个叫“廖”的小国，叔安是廖国国君，此后他的后人以国为姓。
一份族谱的德与力
作为四川廖氏族谱主要的编修者之一，退休军医廖名龙毫不讳言这种隐恶扬善的民间记载，未必经得起吹毛求疵的真实性考察，但他想要向人说明，这种记载的本意并不在于考据，而在于立德。在族谱里传承不仅仅是先人的名字，而是一种共同想象，并在其中彰显道德的力量，激励后代发扬家族的光荣。在黄仁宇所言“没有达到数目字计算”的中国封建宗族社会中，治理的方式重在以道德和礼仪来维系，这种想象显得尤为重要。
在一篇文章中，廖名龙也试图对编修族谱在今天的社会中能起到的积极意义作出说明。这位热情的编修者写道：“国之有史，则可以明兴衰……族之有谱，则可以敬祖宗，明辈分，辨世系，别亲疏，演脉络于后世子孙，使之源流久传。人之姓族所属，亦犹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也。若不知根源之所自，则祖先之美德何以传之后人，祖宗之优秀家风何以发扬光大。”
廖名龙确实从族谱中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家园，在他的族谱里，可以明确的向上推至元朝，他的湖南宗亲都以在元朝担任过翰林院侍讲的大学士廖人俊而自豪，自称“人俊公”之后。廖名龙则喜欢称是“发祥公”之后，这位廖发祥是廖人俊的五世孙，他在明朝中过进士，当过官员，后来隐居在湖南邵西的云雾寺，其充满传奇和飘逸色彩的一生似乎更让廖名龙心仪。
不过，更多的时候，廖名龙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近似考据者的角色，在将近20年前，他就开始从廖姓本家中搜集那些发黄的线装书，当时基本上还没有新印的族谱，这些族谱都是在1949年以前修订的，由于主人的细心藏匿，才在几十年里得以保存下来。
几乎每次出门旅游，廖名龙都会在当地打听有没有廖姓人家，然后和人家盘一盘家谱和班次——有很多族谱就是这样得来的。2004年从单位退休以后，廖名龙有更多时间花在收集家谱信息和参加宗族活动中。他是成都廖氏宗族活动中的活跃人士，也是四川廖氏宗亲会的主要成员，尽管他是一个湖南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才定居四川。他收集了40多部不同的廖氏族谱，并且正在用大量的精力将其整理出来，他还为四川的廖氏宗亲会建了一个BLOG主页，在上面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廖名龙的雄心是造一部四川廖氏通谱，他说这是他60岁以后的主要工作。
这种工作带来的乐趣在个中人看来，有点像一个拼图游戏，每次找到有共同记载的族谱，总是让廖名龙兴奋，因为假如两本族谱在20辈之前的记载完全一致，那就说明它们是由20辈人之前的同一本族谱衍生而来。这样，两“族”人就可以联宗，大家都共同是20辈之前的某人之后。
以廖氏族谱来说，此前的江西班次本是“人哲昭长发，英雄尚后来，永言多福显，景运自和开”，这在湖南和四川的廖氏族谱中均有同样记载，但廖发祥一辈重新设立了新班次，他的四个儿子廖德行、廖德文、廖德贞、廖德据都又各有自己二十个字的班次，例如廖德行这一支在湛田居住，班次依次是“德仕介景福”开始，而在鸡田的廖德文一支，班次变成了“德子玉必仁”，四子往后，15代人班次完全不同，但最后5代，却共同都用“世代振鸿名”。
廖名龙认为，四个儿子的后人虽然都各自繁衍，但数百年之后，当15代人过去，即使祖谱都在战火中遗失，发祥公的子孙们的共同班次，就会变成让他们彼此相认的寻亲密码。
廖氏先祖也不可能想到的最大范围的“联宗”发生在去年9月24日，“世界廖氏宗亲联合会总会”的首次会议在广东惠州一家酒店召开，除了来自13个省市的中国内地廖氏宗亲，还有来自荷兰、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的代表参加。这是第一次以全世界所有廖氏后人为名义召开的聚会。会议的另一大主题是在河南唐河建“蓼王庙”的拿地仪式，唐河县一位副县长专程到场参加了征地签字仪式。
2007年4月15日，河南唐河县，街头彩旗飘飘，观者如堵，中小学生穿着白衬衣拿着花环夹道欢迎。自世界各地廖氏宗亲几天前络绎来到本地，该县连日歌舞升平，宛如过节。15日这天中午，该县主要领导和“世界廖氏宗亲联合会”负责人，为“蓼王庙纪念馆”铲土奠基。
在奠基仪式的讲话中，廖家人热情地表示要建一座“火烧不动，水淹不到，虫咬不烂”的大庙，这次活动为唐河带来的除了一座“庙”，还有数亿元的投资。
不光是唐河县，安徽省凤阳县也发现了认祖中的商机，凤阳县明皇陵管理处日前向全国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后代广发邀请函，邀请参加10月在该县举行的明皇陵大型祭祀活动。
今天几乎每一个姓都可以在网上方便的找到自己的宗亲组织和祭祖活动，在“廖氏通”主页上，曾经列出过今年可以选择参加的一些宗族活动：
3月1日，江西陇南廖氏宗亲联谊筹委会活动，可以在廖氏通下载邀请函。
3月9日，在四川新都繁阳山廖家坟地为廖明达母亲扫墓。
3月22日，新都石板滩廖明达扫墓活动。
每年的春分后第二日，今年的3月23日，湖南省隆回县、洞口县、武冈县的后人在湛田举行廖发祥祭拜活动。
4月1日，在四川省仁寿县北斗镇举行清明祭祖活动为廖应龙扫墓。
4月15日，在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举行“蓼王庙会”，世界廖氏宗亲总会在廖山上重建“蓼王庙”征地地址举行奠基仪式。
……
被这些热心的寻根者忽略的是，这种面向全国的廖氏“大联宗”，是在宗族势力鼎盛的封建社会不曾出现的，这不仅是囿于当时的通信能力限制，而是在当时亦并无必要。宗族结构长期存在的理由并非仅靠“荣誉感”和亲情，而是因为它在客观上构成了治理的地方结构，而被无限放大的，跨地域的宗族关系则面临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自身控制力的稀释。换言之，在天下廖氏是一家的同时，宗族结构的政治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个已经“数目字管理”的年代里，宗族究竟是作为中国姓氏文化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全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底色；还是随着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对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的代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说一切都取决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