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变法，到底是要用革命性的手段，还是用改良的办法？这是一个争论了数千年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如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一时看不出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
史上许多变法折腾来折腾去，并不是为了方向之争，而是纠缠于策略与路径。殊不知，世上没绝对的对与错，所谓的对与错、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在一个时代确信无疑的价值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拿一时一地的经验、眼光去套整个历史，一定是很可笑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源于它是异常复杂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就能解决好，必要的各让一步是圆满结局不可缺少的路径。很多时候，有些人“一事当先，先替自己考虑”，忽视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在挡住别人去路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让原本可以各自虽有缺憾但能双方受益的问题，激化成矛盾冲突。如果多一点理解和妥协，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必要的妥协不是失败，而是双赢。
战国时期一些贵族遗老阶层也希望变法，但每个人对具体的变法目标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万众一心盼变法的大环境下，实际隐含的是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区丰富多彩甚至彼此矛盾的变法诉求。这正是变法如同啃“硬骨头”的原因。赵武灵王、乐毅等在变法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通过有效协调各方面矛盾，集最大公约数，形成变法的共识和合力，但他们不是一味地讲究妥协，否则变法很难突破、有进展。变法者必须具有这种大视野、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他们十分明白，妥协不是强压下的退缩，而是充满智慧的以退为进，也是获得胜利的艺术。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这里，就看如何弹好这把“大钢琴”了。
纵观战国变法过程，有些诸侯国家时有激进，时有温和；有的激进中缺少周旋，有的温和中没有底线。就拿最先变法的魏国来说吧，当初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让魏国在变法初期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魏文侯后面的硬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结果是他一软到底，变法之初通过妥协取得的成就也付之东流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事，说简单一点，就是赵雍进行军服改革。春秋以来，中原汉军将士穿着长袍、铠甲很笨重，而胡人一身短束打扮，上马下马十分灵便，开弓射箭运动自如。结果是汉军虽兵器精良，却常打败仗，特别是在山地作战这身装束显得更加笨拙。公元前326年，赵雍登基后决心改革军装。
这一变法决策得到亲信大臣楼缓和元老重臣肥义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想不通。赵雍找公子成说了一番大道理，还用警告的口吻说：“叔叔为了固守习俗，却违背了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疆土的遗训，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之后，公子成不再反对，但还有些贵族不肯穿胡服，赵雍说要治他们罪，他们就赶紧穿上了。
后来，赵武灵王贯穿了妥协精神，与大家说，不就是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同时，他还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王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可见，赵雍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好手、高手。
在中国进行一场变法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但在变法的关键环节上，太讲究情面，指望用柔性的妥协来换取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如同与虎谋皮。后来，赵国的变法重走魏国之路，很快被贵族集团扑灭了。史上对赵国变法运动的评价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是搞好了半场而已”。
从理论上讲，变法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是一种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变法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战国时期变法的强力推行者大多是政治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变法”之所以称之为变法，实际上是一个变革“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是不想割除“赘疣”的，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变法的成效。
秦国为了顺利推进变法，商鞅采用了极端严厉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协。他执法严明、公正，制度完善，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立功受爵的机会，任何一个人触犯国法都将受到制裁，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当时秦国上将军兼太子左傅嬴虔，掌握全国兵权，商鞅因其犯法而割掉了他的鼻子。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和气魄啊！太子，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由老师代为受刑，且被其老爸秦孝公流放了十多年。这种铁腕手段不但让国民心服口服，还让国民知道一个道理：秦法无情。
对于官僚体制来说，正确程序比正确的动机更加重要，但商鞅的做法无疑是把小辫子送到别人的手里。
对于变法这样的事关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一味地妥协固然是不行的，一味地“死磕”也是行不通的。把握其中的要领，如同下围棋一样。中国的围棋艺术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致，就是放弃的极致。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绝对占有。战国时期的多数变法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刚直到底，最后刚过则折。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依然像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通过变法来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没有中间地带，对“同路人”如同春天般地温暖，对“反对者”则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温暖的血肉与坚硬冰冷的石头，在商鞅身上浑然一体。这种反差极大的性格最适合某些需要立竿见影的铁腕变法者，因为他们需要恩威并重，需要杀开一条血路，但未必适合他们自身个体的命运。
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里狭路相逢，以自身的意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另一方面，既然选择了鲜血与牺牲，必然会种下自身的悲剧。
我们并不崇尚暴力，因为传统的庙堂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当然，政治比围棋要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的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然而，事与愿违，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楚国，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人们，搞变法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他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他的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变法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楚肃王继位后，虽然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乘胜追击。这种战略上的大是大非是万万妥协不得的，该狠的而不狠，结果没有培育新生的变法力量进入体制之中。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了。
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利益大洗牌式的变法。他们极少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要求变革者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派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发展、前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于保持了这种平衡的结果。要想取得变法彻底、持久的成功，变法者最好生活在平衡的哲学里。凡聪明的变法者都懂得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品尝变法失败这杯苦酒，往往是漠视规律的结果。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人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国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你死我活。
妥协不是做“好好先生”放弃原则，以牺牲大局来换取表面的一团和气、肤浅的人际和谐。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妥协，而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变法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血管里总是汹涌着激进的热血，以为只要通过一场改革就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破除，创造出了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唯我正确，激烈、绝对、寸步不让，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他们书生气十足，致使出现了变法虽具有操作性但难有持续性的悖论。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是妥协的一种高境界。
（摘自《戰国：一部改革史》）
史上许多变法折腾来折腾去，并不是为了方向之争，而是纠缠于策略与路径。殊不知，世上没绝对的对与错，所谓的对与错、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在一个时代确信无疑的价值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拿一时一地的经验、眼光去套整个历史，一定是很可笑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源于它是异常复杂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就能解决好，必要的各让一步是圆满结局不可缺少的路径。很多时候，有些人“一事当先，先替自己考虑”，忽视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在挡住别人去路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让原本可以各自虽有缺憾但能双方受益的问题，激化成矛盾冲突。如果多一点理解和妥协，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必要的妥协不是失败，而是双赢。
战国时期一些贵族遗老阶层也希望变法，但每个人对具体的变法目标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万众一心盼变法的大环境下，实际隐含的是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区丰富多彩甚至彼此矛盾的变法诉求。这正是变法如同啃“硬骨头”的原因。赵武灵王、乐毅等在变法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通过有效协调各方面矛盾，集最大公约数，形成变法的共识和合力，但他们不是一味地讲究妥协，否则变法很难突破、有进展。变法者必须具有这种大视野、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他们十分明白，妥协不是强压下的退缩，而是充满智慧的以退为进，也是获得胜利的艺术。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这里，就看如何弹好这把“大钢琴”了。
纵观战国变法过程，有些诸侯国家时有激进，时有温和；有的激进中缺少周旋，有的温和中没有底线。就拿最先变法的魏国来说吧，当初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让魏国在变法初期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魏文侯后面的硬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结果是他一软到底，变法之初通过妥协取得的成就也付之东流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事，说简单一点，就是赵雍进行军服改革。春秋以来，中原汉军将士穿着长袍、铠甲很笨重，而胡人一身短束打扮，上马下马十分灵便，开弓射箭运动自如。结果是汉军虽兵器精良，却常打败仗，特别是在山地作战这身装束显得更加笨拙。公元前326年，赵雍登基后决心改革军装。
这一变法决策得到亲信大臣楼缓和元老重臣肥义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想不通。赵雍找公子成说了一番大道理，还用警告的口吻说：“叔叔为了固守习俗，却违背了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疆土的遗训，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之后，公子成不再反对，但还有些贵族不肯穿胡服，赵雍说要治他们罪，他们就赶紧穿上了。
后来，赵武灵王贯穿了妥协精神，与大家说，不就是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同时，他还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王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可见，赵雍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好手、高手。
在中国进行一场变法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但在变法的关键环节上，太讲究情面，指望用柔性的妥协来换取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如同与虎谋皮。后来，赵国的变法重走魏国之路，很快被贵族集团扑灭了。史上对赵国变法运动的评价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是搞好了半场而已”。
从理论上讲，变法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是一种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变法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战国时期变法的强力推行者大多是政治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变法”之所以称之为变法，实际上是一个变革“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是不想割除“赘疣”的，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变法的成效。
秦国为了顺利推进变法，商鞅采用了极端严厉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协。他执法严明、公正，制度完善，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立功受爵的机会，任何一个人触犯国法都将受到制裁，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当时秦国上将军兼太子左傅嬴虔，掌握全国兵权，商鞅因其犯法而割掉了他的鼻子。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和气魄啊！太子，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由老师代为受刑，且被其老爸秦孝公流放了十多年。这种铁腕手段不但让国民心服口服，还让国民知道一个道理：秦法无情。
对于官僚体制来说，正确程序比正确的动机更加重要，但商鞅的做法无疑是把小辫子送到别人的手里。
对于变法这样的事关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一味地妥协固然是不行的，一味地“死磕”也是行不通的。把握其中的要领，如同下围棋一样。中国的围棋艺术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致，就是放弃的极致。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绝对占有。战国时期的多数变法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刚直到底，最后刚过则折。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依然像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通过变法来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没有中间地带，对“同路人”如同春天般地温暖，对“反对者”则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温暖的血肉与坚硬冰冷的石头，在商鞅身上浑然一体。这种反差极大的性格最适合某些需要立竿见影的铁腕变法者，因为他们需要恩威并重，需要杀开一条血路，但未必适合他们自身个体的命运。
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里狭路相逢，以自身的意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另一方面，既然选择了鲜血与牺牲，必然会种下自身的悲剧。
我们并不崇尚暴力，因为传统的庙堂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当然，政治比围棋要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的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然而，事与愿违，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楚国，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人们，搞变法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他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他的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变法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楚肃王继位后，虽然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乘胜追击。这种战略上的大是大非是万万妥协不得的，该狠的而不狠，结果没有培育新生的变法力量进入体制之中。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了。
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利益大洗牌式的变法。他们极少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要求变革者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派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发展、前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于保持了这种平衡的结果。要想取得变法彻底、持久的成功，变法者最好生活在平衡的哲学里。凡聪明的变法者都懂得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品尝变法失败这杯苦酒，往往是漠视规律的结果。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人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国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你死我活。
妥协不是做“好好先生”放弃原则，以牺牲大局来换取表面的一团和气、肤浅的人际和谐。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妥协，而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变法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血管里总是汹涌着激进的热血，以为只要通过一场改革就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破除，创造出了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唯我正确，激烈、绝对、寸步不让，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他们书生气十足，致使出现了变法虽具有操作性但难有持续性的悖论。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是妥协的一种高境界。
（摘自《戰国：一部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