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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到底是要用革命性的手段,还是用改良的办法?这是一个争论了数千年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如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一时看不出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
史上许多变法折腾来折腾去,并不是为了方向之争,而是纠缠于策略与路径。殊不知,世上没绝对的对与错,所谓的对与错、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在一个时代确信无疑的价值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拿一时一地的经验、眼光去套整个历史,一定是很可笑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源于它是异常复杂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就能解决好,必要的各让一步是圆满结局不可缺少的路径。很多时候,有些人“一事当先,先替自己考虑”,忽视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在挡住别人去路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让原本可以各自虽有缺憾但能双方受益的问题,激化成矛盾冲突。如果多一点理解和妥协,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必要的妥协不是失败,而是双赢。
战国时期一些贵族遗老阶层也希望变法,但每个人对具体的变法目标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万众一心盼变法的大环境下,实际隐含的是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区丰富多彩甚至彼此矛盾的变法诉求。这正是变法如同啃“硬骨头”的原因。赵武灵王、乐毅等在变法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通过有效协调各方面矛盾,集最大公约数,形成变法的共识和合力,但他们不是一味地讲究妥协,否则变法很难突破、有进展。变法者必须具有这种大视野、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他们十分明白,妥协不是强压下的退缩,而是充满智慧的以退为进,也是获得胜利的艺术。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这里,就看如何弹好这把“大钢琴”了。
纵观战国变法过程,有些诸侯国家时有激进,时有温和;有的激进中缺少周旋,有的温和中没有底线。就拿最先变法的魏国来说吧,当初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让魏国在变法初期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魏文侯后面的硬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结果是他一软到底,变法之初通过妥协取得的成就也付之东流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事,说简单一点,就是赵雍进行军服改革。春秋以来,中原汉军将士穿着长袍、铠甲很笨重,而胡人一身短束打扮,上马下马十分灵便,开弓射箭运动自如。结果是汉军虽兵器精良,却常打败仗,特别是在山地作战这身装束显得更加笨拙。公元前326年,赵雍登基后决心改革军装。
这一变法决策得到亲信大臣楼缓和元老重臣肥义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想不通。赵雍找公子成说了一番大道理,还用警告的口吻说:“叔叔为了固守习俗,却违背了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疆土的遗训,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之后,公子成不再反对,但还有些贵族不肯穿胡服,赵雍说要治他们罪,他们就赶紧穿上了。
后来,赵武灵王贯穿了妥协精神,与大家说,不就是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同时,他还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王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可见,赵雍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好手、高手。
在中国进行一场变法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但在变法的关键环节上,太讲究情面,指望用柔性的妥协来换取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如同与虎谋皮。后来,赵国的变法重走魏国之路,很快被贵族集团扑灭了。史上对赵国变法运动的评价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是搞好了半场而已”。
从理论上讲,变法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是一种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变法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战国时期变法的强力推行者大多是政治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变法”之所以称之为变法,实际上是一个变革“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是不想割除“赘疣”的,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变法的成效。
秦国为了顺利推进变法,商鞅采用了极端严厉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协。他执法严明、公正,制度完善,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立功受爵的机会,任何一个人触犯国法都将受到制裁,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当时秦国上将军兼太子左傅嬴虔,掌握全国兵权,商鞅因其犯法而割掉了他的鼻子。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和气魄啊!太子,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由老师代为受刑,且被其老爸秦孝公流放了十多年。这种铁腕手段不但让国民心服口服,还让国民知道一个道理:秦法无情。
对于官僚体制来说,正确程序比正确的动机更加重要,但商鞅的做法无疑是把小辫子送到别人的手里。
对于变法这样的事关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一味地妥协固然是不行的,一味地“死磕”也是行不通的。把握其中的要领,如同下围棋一样。中国的围棋艺术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致,就是放弃的极致。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绝对占有。战国时期的多数变法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刚直到底,最后刚过则折。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依然像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通过变法来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没有中间地带,对“同路人”如同春天般地温暖,对“反对者”则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温暖的血肉与坚硬冰冷的石头,在商鞅身上浑然一体。这种反差极大的性格最适合某些需要立竿见影的铁腕变法者,因为他们需要恩威并重,需要杀开一条血路,但未必适合他们自身个体的命运。
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里狭路相逢,以自身的意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另一方面,既然选择了鲜血与牺牲,必然会种下自身的悲剧。
我们并不崇尚暴力,因为传统的庙堂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当然,政治比围棋要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的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然而,事与愿违,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楚国,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人们,搞变法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他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他的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变法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楚肃王继位后,虽然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乘胜追击。这种战略上的大是大非是万万妥协不得的,该狠的而不狠,结果没有培育新生的变法力量进入体制之中。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了。
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利益大洗牌式的变法。他们极少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要求变革者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派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发展、前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于保持了这种平衡的结果。要想取得变法彻底、持久的成功,变法者最好生活在平衡的哲学里。凡聪明的变法者都懂得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品尝变法失败这杯苦酒,往往是漠视规律的结果。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人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国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你死我活。
妥协不是做“好好先生”放弃原则,以牺牲大局来换取表面的一团和气、肤浅的人际和谐。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妥协,而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变法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血管里总是汹涌着激进的热血,以为只要通过一场改革就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破除,创造出了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唯我正确,激烈、绝对、寸步不让,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他们书生气十足,致使出现了变法虽具有操作性但难有持续性的悖论。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是妥协的一种高境界。
(摘自《戰国:一部改革史》)
史上许多变法折腾来折腾去,并不是为了方向之争,而是纠缠于策略与路径。殊不知,世上没绝对的对与错,所谓的对与错、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在一个时代确信无疑的价值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未必适用于另一个时代,拿一时一地的经验、眼光去套整个历史,一定是很可笑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源于它是异常复杂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就能解决好,必要的各让一步是圆满结局不可缺少的路径。很多时候,有些人“一事当先,先替自己考虑”,忽视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在挡住别人去路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路堵死了,让原本可以各自虽有缺憾但能双方受益的问题,激化成矛盾冲突。如果多一点理解和妥协,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必要的妥协不是失败,而是双赢。
战国时期一些贵族遗老阶层也希望变法,但每个人对具体的变法目标诉求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万众一心盼变法的大环境下,实际隐含的是各阶层、各领域、各地区丰富多彩甚至彼此矛盾的变法诉求。这正是变法如同啃“硬骨头”的原因。赵武灵王、乐毅等在变法过程中,并非铁板一块,通过有效协调各方面矛盾,集最大公约数,形成变法的共识和合力,但他们不是一味地讲究妥协,否则变法很难突破、有进展。变法者必须具有这种大视野、大智慧、大胸怀、大魄力。
他们十分明白,妥协不是强压下的退缩,而是充满智慧的以退为进,也是获得胜利的艺术。妥协能够消除冲突,拒绝妥协,必然是对抗的前奏;领悟了妥协的艺术,学会了宽容,保持开放的心态,就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扎实。
这里,就看如何弹好这把“大钢琴”了。
纵观战国变法过程,有些诸侯国家时有激进,时有温和;有的激进中缺少周旋,有的温和中没有底线。就拿最先变法的魏国来说吧,当初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让魏国在变法初期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魏文侯后面的硬招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结果是他一软到底,变法之初通过妥协取得的成就也付之东流了。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事,说简单一点,就是赵雍进行军服改革。春秋以来,中原汉军将士穿着长袍、铠甲很笨重,而胡人一身短束打扮,上马下马十分灵便,开弓射箭运动自如。结果是汉军虽兵器精良,却常打败仗,特别是在山地作战这身装束显得更加笨拙。公元前326年,赵雍登基后决心改革军装。
这一变法决策得到亲信大臣楼缓和元老重臣肥义支持,但叔父公子成想不通。赵雍找公子成说了一番大道理,还用警告的口吻说:“叔叔为了固守习俗,却违背了先祖要我们保卫和拓展疆土的遗训,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之后,公子成不再反对,但还有些贵族不肯穿胡服,赵雍说要治他们罪,他们就赶紧穿上了。
后来,赵武灵王贯穿了妥协精神,与大家说,不就是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同时,他还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王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可见,赵雍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好手、高手。
在中国进行一场变法势必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逐渐推进,在各方主动妥协或是不得不妥协的情势下慢慢推进,积土成山。但在变法的关键环节上,太讲究情面,指望用柔性的妥协来换取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如同与虎谋皮。后来,赵国的变法重走魏国之路,很快被贵族集团扑灭了。史上对赵国变法运动的评价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是搞好了半场而已”。
从理论上讲,变法恰恰需要妥协,利益相关方要互相让步。这是一种大局意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是什么呢?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变法者觉得积弊太久,好不容易抓住时机,一定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然就没机会了。
战国时期变法的强力推行者大多是政治强人,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丰富的治政经验、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个人意志。“变法”之所以称之为变法,实际上是一个变革“赘疣”的过程,不管是用合法的法律,还是临时规定,都有强制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个称之为“赘疣”的东西又是有争议的:从大局上来说,属于必须革除的;从单个个体来讲,则大多又是“近似”合理的。没有一个政治强人是不想割除“赘疣”的,而执行得不彻底,又势必影响变法的成效。
秦国为了顺利推进变法,商鞅采用了极端严厉的手段,不跟任何人妥协。他执法严明、公正,制度完善,任何一个国民都有立功受爵的机会,任何一个人触犯国法都将受到制裁,不管他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当时秦国上将军兼太子左傅嬴虔,掌握全国兵权,商鞅因其犯法而割掉了他的鼻子。这是多么大的决心和气魄啊!太子,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由老师代为受刑,且被其老爸秦孝公流放了十多年。这种铁腕手段不但让国民心服口服,还让国民知道一个道理:秦法无情。
对于官僚体制来说,正确程序比正确的动机更加重要,但商鞅的做法无疑是把小辫子送到别人的手里。
对于变法这样的事关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一味地妥协固然是不行的,一味地“死磕”也是行不通的。把握其中的要领,如同下围棋一样。中国的围棋艺术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致,就是放弃的极致。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绝对占有。战国时期的多数变法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刚直到底,最后刚过则折。这种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王朝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依然像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通过变法来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統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商鞅就是这样的人,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没有中间地带,对“同路人”如同春天般地温暖,对“反对者”则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温暖的血肉与坚硬冰冷的石头,在商鞅身上浑然一体。这种反差极大的性格最适合某些需要立竿见影的铁腕变法者,因为他们需要恩威并重,需要杀开一条血路,但未必适合他们自身个体的命运。
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里狭路相逢,以自身的意志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另一方面,既然选择了鲜血与牺牲,必然会种下自身的悲剧。
我们并不崇尚暴力,因为传统的庙堂迷信暴力,觉得通过暴力就能把一切要求压下去。那么,你对我使用暴力,我也谋划暴力。暴力对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导致了历史上很多动乱和悲剧。
当然,政治比围棋要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的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然而,事与愿违,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在楚国,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人们,搞变法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他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他的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变法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楚肃王继位后,虽然将“射吴起而并中王尸”的贵族七十余家满门抄斩,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乘胜追击。这种战略上的大是大非是万万妥协不得的,该狠的而不狠,结果没有培育新生的变法力量进入体制之中。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了。
英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利益大洗牌式的变法。他们极少把国王杀掉,国王也并没有把要求变革者杀掉。当然,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力量差不多,谁都打不过谁,那就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改革者的要求是,国王征税要经过我们同意。国王的要求是什么呢?要保住自己的王位。那么,双方在维护自己最低限度利益的情况下妥协。国王当然想征税越多越好,可是他让步了,少征一点,改革派这一边,也妥协,也让步,在减少征税的情况下,让国王继续统治。这样就一点一点地取得进步,推进创新。
世间的万事万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发展、前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于保持了这种平衡的结果。要想取得变法彻底、持久的成功,变法者最好生活在平衡的哲学里。凡聪明的变法者都懂得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品尝变法失败这杯苦酒,往往是漠视规律的结果。
我们历史上缺少这种妥协精神,信奉的是你死我活,是暴力。中国人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双方脑子里想的,还是要用暴力,把对方彻底消灭,诛灭九族。项羽进入秦国首都咸阳,不但杀了无数人,还把阿房宫以及秦始皇陵墓的地面上相当于72个故宫那么大的豪华建筑放火烧了。为什么呢?表示彻底打倒你。曹雪芹感叹说:“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就是你死我活。
妥协不是做“好好先生”放弃原则,以牺牲大局来换取表面的一团和气、肤浅的人际和谐。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妥协,而是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变法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血管里总是汹涌着激进的热血,以为只要通过一场改革就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破除,创造出了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唯我正确,激烈、绝对、寸步不让,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他们书生气十足,致使出现了变法虽具有操作性但难有持续性的悖论。人们常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实际是妥协的一种高境界。
(摘自《戰国:一部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