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现代大学的使命、理性思维的孕育者和大学智库的承载者，从一流大学引入通识教育的原因出发，阐述了目前我国财经类大学进行通识教育的实践存在实践形式表面化、培养目标功利化、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以及从多样性思维的培养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提出改进前景。
　　关键词：一流大学；财经大学；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8-0156-03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自18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一流大学中得到了普遍实施，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21世纪初期以来，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将通识教育的理念逐渐渗入到人才培养模式中，经过十多年的探索，通识教育已经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取得成效。其中，部分财经类大学在发展规划中也逐渐引入通识教育理念，向着一流财经大学的目标前进。
　　一、“无用之用”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称“普通教育”、“一般教育”，它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自由教育”思想，自16世纪初帕卡德教授将其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用。帕卡德教授提到：“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general 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1]通识教育不是即时人才的塑造，看似无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其作用是专业教育所无法替代的。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2]一定技能的掌握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但是更需要超越职业技术层次，人才能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中解脱，才得以自由。若是认为一切都只为实用服务，只会让生命变得更加贫瘠。正是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培养了优秀的公民，引导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逐渐达到了顶峰，从哥伦比亚大学以“当代文明”和“人文经典”为核心的核心课程，到芝加哥大学的理想主义通识教育，到哈佛大学1950年出版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委员会报告》（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通识教育。我国的“通识教育”一词是20世纪40年代从英文“general education”翻譯过来的[3]，民国时期，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提出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我国通识教育的具体实践方面，香港中文大学提出由“大学通识”和“书院通识”所组成的通识教育，北京大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元培计划”，复旦大学实行大一新生全部进入复旦学院接受通识教育。纵观各高校的通识教育实践，其通行做法主要是通过开设人文、社会、自然类的通识课程，以选修课或者核心课的方式进行通识教育，在此基础上举行一些由知名学者参加的讲座，在师生交流方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保障学术自由；另一方面，除了课程设置之外，实行大学一年级或者一、二年级不分专业的做法，新生在相同的学院内统一接受通识教育。
　　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践行通识教育
　　（一）通识教育：现代大学的使命
　　大学是传播和传承知识的重要场所，尽管不同大学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具体目标，但大都是朝着国际化或者一流大学的方向发展。纵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无一不开展通识教育。所谓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通识教育是实践现代大学使命的重要手段。教育的价值应在于培养学生理性分析、严谨思维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传播知识是大学的基本要义，但大学办学的目的不囿于培养实用技术人才，而在于为学生的整个人生做准备，使其释放自我，开发潜能，用理性的思维能力衡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能够发现世界、创造未来。一流名牌大学通常有一种坚定的承诺，包括对勇于探索的理想、对真理的寻求及通过科研创造新知识的承诺[4]。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的重要使命不仅在于传播和创新知识，培养优秀人才，更重要的在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大学不是培养工具的摇篮和生产证书的工厂，亚拉伯罕·弗兰克斯纳强调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区别，他明确指出大学不是社会“服务站”，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属于大学，而技术教育、职业教育、中等教育、普及教育则不属于大学[5]。纽曼曾指出，大学教育与职业和专业指导不同，其目的在于扭转思想观念和培养思维习惯，从而使人具备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能力[6]。大学的使命与通识教育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在于培养学生一般生活准备的能力，使学生在各种知识之间达到融会贯通，除了教授知识和技能之外，更注重学生释放自我和开发潜能。
　　（二）通识教育：理性思维的孕育者
　　著名的诗人爱德华·勒维说过，“大学不仅孕育着人类文明，也孕育着理性思维”。拥有理性是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理性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流大学注重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最大限度地学会用理性的思维来看清世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穆指出：“作为一家高等教育机构，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不在于具体的某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而在于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教会年轻人怎样思考、怎样思维。”[7]而通识教育正是提供这种环境的一个捷径，通识教育就是能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者之间识其会通所在，通识教育不在于指定上哪些课、读哪几本书，也不在于多多益善的课程安排，而在于培养人们理性地思考，最终培养出如《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所指具有以下四种能力的“完整的人”：有效思考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适切明确判断的能力；能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
　　（三）通识教育：大学智库的承载者
　　大学是人类社会中传承、维护和创造知识的场所，不是知识的简单灌输机构。大学之大，在于“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通过师生的研讨，习得正确的思维方式及分析方法，不断质疑对方及自己的观点，通过挑战旧观念，进而诞生新思想。现代一流大学不仅是新型专业人才的产出地，更是新观念和新知识的源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大学智库是大学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智库建设需要新思想的充实。亨利·S·拜宁提出：“大学是通过人的努力不断产生出新的激动人心的思想的地方，如何产生新的想法比新的想法更重要。”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为这种新想法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通识教育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选择机会，重视学生对于研究方法与思想体系的把握，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单一的专业知识跟不上知识更新的速度，通过接受通识教育，学生凭借这些方法和思维模式来获得知识，了解社会，进而激发思维活力，创造新想法。
　　三、国内一流财经大学通识教育实践和改进前景
　　（一）国内一流财经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
　　作为专业化教育重要领地的一流财经大学，其光环来自于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的某一门或几门学科，但它们的本科通識教育却极大的匮乏。大学教育是学生寻求认同感和生活意义的重要时期，其次才是掌握知识和技能，“专人专职的做法在古老的社会中是一种天赐之福，但在未来的世界中则将对公众贻害无穷”[8]。国内一些一流财经大学日益认识到专业教育的后发优势不足，以不同方式逐渐进行通识教育的实践。例如西南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通识教育，西南财经大学构筑“基本教育+专业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上海财经大学启动了拔尖计划、卓越计划和创业计划“三类型”人才培养模式，并打造了七大通识课程模块[9]；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素质为中心进行通识教育，中央财经大学以国家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为依托，建立文化素质教育体系，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通识教育大讲堂的形式进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注重通识教育选修课制度，建立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的通识教育选修课制度。
　　（二）国内一流财经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困境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财经人才素质结构的新要求，虽然我国一流财经大学纷纷践行通识教育，但是效果不尽人意，仍存在许多问题。
　　1.实践形式表面化
　　我国部分大学引入通识教育的理念，在具体实施中主要以课程设置的形式体现，并且只将大学教育的一段时间（通常是大学第一年或者前两年）划分出来用于通识教育。通识课程只是原有课程的一些简单打包捆绑或者重新命名而已，部分高校采用“嵌入式”的通识课程设置方式，即在不改变专业教育性质的前提下，采用把通识课程嵌入到原有教学体系的办法来开展通识教育[10]。另一方面，教育的主客体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都有失偏颇，教师认为所谓的通识教育就是使学生对各方面的知识都有点了解，使学生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多学一些文史哲、政经法等方面的知识。就学生自己而言，接受通识教育就是在必修课之外多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选修课，最终完成所修学分的要求而已。通识教育在财经类大学中只是流于形式。
　　2.培养目标功利化
　　在这个知识越来越细化和分工精细的时代，为了提高效率和标准化的要求，一流财经大学为了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以此提高就业率和稳定在同类高校中的排名，专业教育和知识传授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即使引入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也只是重视向学生传授不同学科的知识，而忽略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教育资源日益宽裕的今天，知识的获取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要改变大学的功利性，改变把人当工具或者强化人的片面发展、忽视人的身心协调发展的现状，重塑大学使命，回归大学本位。通识教育在于培养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虽然人的生活要依赖职业技能，但更需要超越职业技术层次之上，人的精神才得以解脱，才得以自由[11]。
　　3.保障机制不健全
　　通识教育体现了大学的核心和精神，其实施需要自由环境的保障，但是我国僵化的大学行政化体制无法为通识教育的实施营造氛围。大学本应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西方大学便是如此，行政主要是为学生生活、教学和科研服务，教授治学拥有很大的权力，教授无须为了享受更多的资源而膜拜权力、寻求一官半职。长期以来，由于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存在，我国大学通识教育存在“没有人愿意去管、没有教授愿意去教、没有学生愿意去听”的困境[12]，老师为了申请到课题项目，专注于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不愿扩展知识而从事通识课程的讲授，并且申请的课题往往是当下较热的时效性短的课题。高校行政化体制主导了学术科研、人才选拔、资源分配，使得与其追求思想和学术不如追求一官半职，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资源。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环境下，哪还有致力于通识教育、学术探讨和研究的心思。
　　（三）国内一流财经大学通识教育的改进前景
　　1.改组学科分割现状，实行大类改革
　　通识教育的核心是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包括三个层次的宗旨：知识的寻根、视野的整体性；心性的修炼；公民的造就。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并以价值塑造和批判思维的培养为主线[13]。国内一流财经大学以经济管理类专业为主，虽然逐步引入了通识教育理念，设置了一些通识教育课程，但学科分割的现象还很严重，功利主义目的一如既往严重，通识教育核心和宗旨的实现不是一门或者几门学科的讲授所能实现的，布鲁姆曾指出，零散地分布必修课只不过表明了大学缺乏高水准的通识教育，如果我们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就不可能有郑重严肃的自由教育[14]。一流财经大学要实施通识教育，就要改组学科分割的现状，开设跨学科主体课程，实行大类改革，初入学不分专业，同时通识教育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而不是在某一时间段就终止。除了向学生传授这些外显课程，还要注重校园景观、教师文化、师生关系等隐性课程对学生的熏陶，从而不仅能够使学生充分接受通识教育，而且能够运用多元知识看待、解决现实问题。
　　2.以知识为基础，培养多样性思维
　　“大学不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大学反哺于社会，不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15]。作为知识分子，知识的掌握是基本，更要有独立的精神和批判能力，能够运用多样性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盖尔曼提出世界是由复杂性适应系统所组成的，由环境及其自身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所总结出的规律最终形成各种“图式”，每一次“图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都涉及人类思维的变迁。由于知识的裂变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人们必须在掌握相应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多样性思维，而通识教育正是一流财经大学培养学生多样性思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出路。
　　3.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通识教育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要使通识教育取得实效，一流财经大学必须基于大学的使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彻底改变大学管理行政化、大学课程设置市场化取向的现状。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出发点就是要改革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与分工问题，“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建立的过程，因为学术是内生的，学术评价只能是同行评价，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16]，还学术以自由。同时建立通识教育委员会，由教授、师生代表和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负责审议、监督、评估全校通识课程，并对教授通识课程的教师在政策上适度倾斜，使教师从追逐行政权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致力于教学与研究，从而为通识教育取得实效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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