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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是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