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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促进自身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特别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起时代大任。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 “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国家倡议，旨在更加密切中国与世界的经贸联系，特别是以国家资本、技术、人才、工业制造等积蓄起来的中国优势，帮助更多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方案和伟大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促进自身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特别要在“一带一路”建設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起时代大任。
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一名句，正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然而，借此句形容当今世界局势下的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亦十分贴切。
二战后建立起的世界经济秩序，抑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到八国集团，以美国为主导、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协调了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长期形成的全球生产体系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导致世界经济出现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失衡必然出现。随着发达国家大多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制造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从而出现了本土产业凋零、就业困难、资产泡沫化等问题。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为传统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面临着供求不匹配的局面，可持续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实体经济萎缩使得发达国家更多地依赖产品进口以满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从而造成持续性贸易逆差。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产品的更多利润仍由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发达国家攫取，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不平等地位决定了新兴市场国家在资本积累和利润获取上的失衡。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别有用意到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硝烟弥漫，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并没有被承认，也可以看到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改变，更可以看到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限性，可以预见世界旧经济秩序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说是世界经济新旧秩序更替的必然产物，倒不如说是中国在兼顾平衡和发展的立场上，主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国方案。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增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局势加剧，英国抛弃了欧盟，而波兰、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大量民众对欧盟不信任，他们对自由移民政策和穆斯林国家人口大规模涌入感到愤怒。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口号，他的支持者正是那些倾向于将失业归咎于移民、将安全隐患归咎于穆斯林的人。民族意识是正常民族感情的体现，但民族主义是在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基础上的“发烧”状态。从正常的民族意识变成“发烧”的民族主义，是由征服、压迫、蔑视所造成的。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如果民族主义大行其道，那么它将直接影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进而导致全球贸易额急剧下滑，最终将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解决当下民族主义的一剂良药，它重视存在差异，强调平等交往，主张合作共赢，其开放性决定了它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之路，同时更是政治沟通、文化交流之路，必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机遇。笔者以为，由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不可低估，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呈现，但是只要“一带一路”落地项目能够及时“雪中送炭”，真正帮助沿线国家实现经济腾飞、造福人民，那么“一带一路”就能够最大限度消解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对抗，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在这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树立“正确义利观”，既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要以最大的诚意推进相关国政府之间、民众之间的信任度和依赖度。
世界与地区政治经济时局动荡加剧，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输出西式民主，通过武力干预改变政治格局，这种低劣做法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重复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美国在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此区域称之为“动荡弧”）具有地缘、能源、安全等重要战略利益，这一地带既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支轴”以及确保本土安全和稳定的“边疆”，也是保证自身能源需求和掌握影响其他战略有利态势或手段所试图控制的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是通过在“动荡弧”发动连年的局部战争和引发局部政治经济动荡等惯用手段，不断操纵国际油价和金融市场资金流向，进而巩固全球美元霸权地位，这与美国核心利益有莫大关联。
近代以来，凡是大国的崛起，一定是全球视野下的崛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果不能以更深远的经济影响力存在于全球经济链条中，那么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快“走出去”，更要在维护中国经济战略性安全、巩固中国经济引擎式地位的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 要围绕“一带一路”主骨架，积极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共荣的新版图。习主席曾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我们能够看到：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的血脉。实现互联互通，将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口。为此，国家层面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六廊”是指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互联互通路网；“多国”是指选取若干重要国家作为合作重点；“多港”是指构建若干海上支点港口）的建设框架思路。这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骨架”，是国有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线图。目前，作为“先手棋”的中巴经济走廊起步早、进展快、成效大，已在公路、铁路、港口等方面实质性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正抓紧编制规划纲要，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穩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周边国家率先推进的，这里最有可能孵化出成功的“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和示范模式，必将深远地影响着后续“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政策走向。
要维护国有资本安全，系统评估设计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和投资模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一带一路”绝大多数项目大多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且投资周期长，资金规模大，风险较高，短期回报率通常达不到正常的盈利要求；另一方面，多数沿线国家地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或者是人口虽多，但经济生活水准低，市场规模不大，加以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市场体制不成熟，行政效率低，通关效率与营运成本较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在享受国家政策保障的同时，相比其他民营企业，更具有优势争取到由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的项目，因此更要肩负起丝路精神传承的责任，用自身的行为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作注脚。要加强风险意识，有效识别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从国际环境、东道国内部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了解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条件和表现，把握风险形态；要进行风险评估，在“走出去”之前要广泛咨询各级政府、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对目标市场风险的接受程度，是否符合国家“走出去”相关支持政策、政治以及经济风险是否可覆盖等；要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及专业风险管理团队，多层次、全方位预防项目运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严格控制项目成本，把控质量和安全问题，及时针对投资风险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形成风险管理的可行性计划方案。
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精神，用“正确义利观”协调处理好“予”与“取”的关系。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窗口和渠道，为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古丝绸之路给世界留下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尊崇并传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进程，强调互利共赢、多予少取、共享共建的开放原则，在义利之间建立有机协调关系。作为中国传统观念的主流实践形态，义利兼顾符合“道并行而不悖，物并育而不害”的中和理念，“义利融合、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更要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价值目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少西方国家却横加指责中国通过该倡议阻碍了自由贸易，并将中国企业置于优势地位。然而，“怀疑让信仰充满生机”，在国家层面，从“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开放姿态，到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一系列倡议和行动，都生动体现着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智慧的正确义利观。国有企业更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做正确义利观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守望者，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抱团出海”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弃利，铸就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要推动丝路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互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继承了古丝路精神，其初衷和最高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有企业要通过文明互鉴，做公共外交的参与者和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一方面，要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有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国有企业要以实际行动生动讲述，中国企业为沿线国家带去的不仅有先进的技术、现代管理理念，更有中国人共同发展的理念和行动，包括中国“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先义后利”的道德观，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密切与所在国人民的关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域外场”。国有企业海外项目要掌握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礼俗民情、审美习惯。同时，要拓宽培训、招募优秀外籍员工的渠道，让更多的外籍员工成为所在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成为国有企业的海外宝贵财富。
（作者为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高级政工师）
【参考文献】
①《综述：“一带一路”倡议是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贡献的“中国方案”》，新华网，2018年9月7日。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 “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国家倡议，旨在更加密切中国与世界的经贸联系，特别是以国家资本、技术、人才、工业制造等积蓄起来的中国优势，帮助更多国家实现经济发展，造福各国人民。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方案和伟大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促进自身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特别要在“一带一路”建設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起时代大任。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一名句，正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然而，借此句形容当今世界局势下的国有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亦十分贴切。
二战后建立起的世界经济秩序，抑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到八国集团，以美国为主导、符合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协调了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利益诉求，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然而，长期形成的全球生产体系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导致世界经济出现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失衡必然出现。随着发达国家大多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制造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从而出现了本土产业凋零、就业困难、资产泡沫化等问题。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为传统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面临着供求不匹配的局面，可持续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实体经济萎缩使得发达国家更多地依赖产品进口以满足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从而造成持续性贸易逆差。但是，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产品的更多利润仍由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发达国家攫取，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不平等地位决定了新兴市场国家在资本积累和利润获取上的失衡。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别有用意到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硝烟弥漫，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并没有被承认，也可以看到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改变，更可以看到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限性，可以预见世界旧经济秩序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与其说是世界经济新旧秩序更替的必然产物，倒不如说是中国在兼顾平衡和发展的立场上，主动推动建立公平合理、普惠均衡、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国方案。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增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局势加剧，英国抛弃了欧盟，而波兰、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大量民众对欧盟不信任，他们对自由移民政策和穆斯林国家人口大规模涌入感到愤怒。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的口号，他的支持者正是那些倾向于将失业归咎于移民、将安全隐患归咎于穆斯林的人。民族意识是正常民族感情的体现，但民族主义是在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基础上的“发烧”状态。从正常的民族意识变成“发烧”的民族主义，是由征服、压迫、蔑视所造成的。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如果民族主义大行其道，那么它将直接影响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进而导致全球贸易额急剧下滑，最终将严重打击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解决当下民族主义的一剂良药，它重视存在差异，强调平等交往，主张合作共赢，其开放性决定了它不仅仅是经济合作之路，同时更是政治沟通、文化交流之路，必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机遇。笔者以为，由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不可低估，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呈现，但是只要“一带一路”落地项目能够及时“雪中送炭”，真正帮助沿线国家实现经济腾飞、造福人民，那么“一带一路”就能够最大限度消解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对抗，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在这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树立“正确义利观”，既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要以最大的诚意推进相关国政府之间、民众之间的信任度和依赖度。
世界与地区政治经济时局动荡加剧，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不确定性。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输出西式民主，通过武力干预改变政治格局，这种低劣做法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重复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美国在中亚、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此区域称之为“动荡弧”）具有地缘、能源、安全等重要战略利益，这一地带既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支轴”以及确保本土安全和稳定的“边疆”，也是保证自身能源需求和掌握影响其他战略有利态势或手段所试图控制的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是通过在“动荡弧”发动连年的局部战争和引发局部政治经济动荡等惯用手段，不断操纵国际油价和金融市场资金流向，进而巩固全球美元霸权地位，这与美国核心利益有莫大关联。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加快“走出去”
近代以来，凡是大国的崛起，一定是全球视野下的崛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如果不能以更深远的经济影响力存在于全球经济链条中，那么经济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快“走出去”，更要在维护中国经济战略性安全、巩固中国经济引擎式地位的实践中作出积极贡献。 要围绕“一带一路”主骨架，积极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共荣的新版图。习主席曾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我们能够看到：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的血脉。实现互联互通，将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口。为此，国家层面提出“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六廊”是指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是指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互联互通路网；“多国”是指选取若干重要国家作为合作重点；“多港”是指构建若干海上支点港口）的建设框架思路。这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骨架”，是国有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线图。目前，作为“先手棋”的中巴经济走廊起步早、进展快、成效大，已在公路、铁路、港口等方面实质性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正抓紧编制规划纲要，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穩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周边国家率先推进的，这里最有可能孵化出成功的“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和示范模式，必将深远地影响着后续“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政策走向。
要维护国有资本安全，系统评估设计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和投资模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一带一路”绝大多数项目大多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且投资周期长，资金规模大，风险较高，短期回报率通常达不到正常的盈利要求；另一方面，多数沿线国家地理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或者是人口虽多，但经济生活水准低，市场规模不大，加以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经济体，市场体制不成熟，行政效率低，通关效率与营运成本较高。“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在享受国家政策保障的同时，相比其他民营企业，更具有优势争取到由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安全边际相对较高的项目，因此更要肩负起丝路精神传承的责任，用自身的行为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作注脚。要加强风险意识，有效识别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从国际环境、东道国内部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了解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条件和表现，把握风险形态；要进行风险评估，在“走出去”之前要广泛咨询各级政府、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对目标市场风险的接受程度，是否符合国家“走出去”相关支持政策、政治以及经济风险是否可覆盖等；要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及专业风险管理团队，多层次、全方位预防项目运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严格控制项目成本，把控质量和安全问题，及时针对投资风险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形成风险管理的可行性计划方案。
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精神，用“正确义利观”协调处理好“予”与“取”的关系。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窗口和渠道，为人类的进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古丝绸之路给世界留下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中国尊崇并传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进程，强调互利共赢、多予少取、共享共建的开放原则，在义利之间建立有机协调关系。作为中国传统观念的主流实践形态，义利兼顾符合“道并行而不悖，物并育而不害”的中和理念，“义利融合、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更要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价值目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少西方国家却横加指责中国通过该倡议阻碍了自由贸易，并将中国企业置于优势地位。然而，“怀疑让信仰充满生机”，在国家层面，从“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开放姿态，到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一系列倡议和行动，都生动体现着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智慧的正确义利观。国有企业更要抱着热爱、欣赏、尊重、平等的心态，做正确义利观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守望者，在服务国家海外战略中追求大义小利，在经营拓展海外市场中践行先义后利，在处理“抱团出海”关系中坚持重义轻利，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求义弃利，铸就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
要推动丝路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互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继承了古丝路精神，其初衷和最高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有企业要通过文明互鉴，做公共外交的参与者和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一方面，要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国有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国有企业要以实际行动生动讲述，中国企业为沿线国家带去的不仅有先进的技术、现代管理理念，更有中国人共同发展的理念和行动，包括中国“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先义后利”的道德观，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密切与所在国人民的关系，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域外场”。国有企业海外项目要掌握所到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礼俗民情、审美习惯。同时，要拓宽培训、招募优秀外籍员工的渠道，让更多的外籍员工成为所在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成为国有企业的海外宝贵财富。
（作者为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高级政工师）
【参考文献】
①《综述：“一带一路”倡议是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贡献的“中国方案”》，新华网，2018年9月7日。